关注留守儿童：害怕被社会遗忘
　　谭海美在城市，谭海美在乡村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合肥

　　2005年前后，她的经历像是一场梦。之前，她在城市的垃圾堆上艰难求生，在巢湖边上的小山村里寂寞读书；之后，她成了全国留守儿童的楷模，在人民大会堂发言，被电视台、报纸不停地采访。

　　爷爷给她取的名字叫谭海美，意为“像大海一样美丽”。在她艰难的生存故事背后，确实有着美丽的品格，但社会的苦难与功利也在其中暴露无遗。

　　3月15日，记者去安徽寻访这个13岁的小女孩时，恰好碰到合肥市团委一行人也去找她。“我们找她拍宣传画。”团委少儿部主任尹玲说。团委要成立一个扶助留守儿童的基金会，打算找谭海美做代言人，他们带去了扮演老师的模特以及新华社的摄影师，加上碰巧凑在一起的本刊记者，我们一行进入巢湖边的小村时，俨然一个庞大的采访团。

　　爷爷对此似乎早就习惯了，“从北京回来之后，已经记不得有几批人来看望我们了。”他拿出了一叠包括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内的名片，甚至把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书面材料。

　　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尽管这里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故乡。爷爷说，过去的这半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就像电视剧。而其实，之前的10多年，他们的生活更像一部关于苦难的记录片，平淡而真实地记录着时代转型中的个体境遇。

　　在一次又一次地被慰问和采访后，爷爷现在学会了一句话，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切变化的根源：我们海美现在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了，上了电视，全国人民都看着她呢，(虽然，电视台的采访已经播放好多次了，但是没有电视的一家人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上的海美是什么样)，她的未来，不仅仅是我家的事情，也是政府的大事情。

　　村民们都说，自打去年上电视后，爷爷就把这些话放在嘴边，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似乎并没有错，谭海美确实因为额外增加的一个身份“留守儿童”，而改变着命运。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去城市打工的潮流席卷整个中国农村，持续至今。见识了城市的繁华后，这股潮流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心思返回乡村，但他们无力将整个家庭搬迁到城市，他们留在乡下读书、成长的孩子被社会学家们命名为“留守儿童”。在谭海美就读的学校，这样的孩子占60%，在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有2000万左右。

　　幸运的是，谭海美一家平淡的苦难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被社会记录下来。

　　垃圾山上曾是家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潮正炽，和中西部大部分村庄一样，安徽省肥东县六家畈镇湖光村的大多数劳力纷纷外出打工，谭国平就是其中一员。1993年，谭国平一家悲喜交加，女儿谭海美出生，自己却在一次事故中，被坍塌的广告架砸掉一只手，丧失了劳动能力，换来的是700多元的赔偿。无法面对苦难的妈妈，在生下谭海美6个月之后，悄悄地跑了。“据说跑去了新疆，10多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谭国平只好带着女儿投奔在合肥市拣垃圾的奶奶，奶奶在城里的垃圾山上有个“家”。垃圾山位于合肥最大的钢铁厂附近，钢厂以及全市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都堆积在这里。日积月累，垃圾堆成了山，有10多米高，山上长出了花草，加上奶奶种的菜，光秃秃的垃圾堆有了几分生命的气象。

　　钢厂里，信佛的老人特别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佛堂，最终大家出主意，在垃圾山顶辟出一块平整的土地，用厂里的废旧砖瓦盖了两间平房，一间做佛堂，一间就做看堂人的住处，信佛的奶奶一直承担着这个差事，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家。

　　随后的10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在的合肥也不例外，但那个垃圾山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一家的生活也没有改变，只是简单地重复，即使谭海美已经进入了当地小学读书，一家人仍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供回忆。像她这样在城市郊区学校借读的孩子在合肥市多得很，在整个中国的城市边缘更是不计其数，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借读的小女孩以及垃圾山上顽强生存着的这家人。

　　在合肥市郊的漕冲小学，谭海美和城里的孩子没有太大不同，穿得干干净净，扎着小辫子，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游戏；在课堂上讲普通话，成绩中等；放学后，跟在奶奶身后拣垃圾，像很多借读的孩子跟在爸妈身后卖菜、烧煤球卖炒面一样。

　　信佛的奶奶一直是这个小女孩最大的依赖，“我们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不丢人。”跟在奶奶身后拣了近10年垃圾，这样的话，谭海美不知道从奶奶那里听了多少次。对他们好的人，奶奶都让谭海美记在心里。“有一次，我打电话找她，奶奶接过电话后大声喊‘海美，妈妈的电话’，这让我大吃一惊。”尹玲说，后来她才知道，凡是对她们有一丁点帮助的人，年龄和妈妈差不多的话，奶奶都会让谭海美叫妈妈。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家人的创收能力越来越弱，但上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却越来越高。直到2003年，一家人拣垃圾所得终于没能凑齐580元的借读费，谭海美不得不返回老家的小学读书，奶奶和爸爸留在城里拣垃圾，她跟着爷爷回到了乡下，老房子早已坍塌无法居住，爷爷帮打工在外的邻居照看小孩，正好可以寄居在别人的房子里，70多岁的老人担负起3个孩子的衣食住行，还包括教育，这里也就成了谭海美的新家。

　　新学校跟以前的学校也完全不同了，老师管得松，学习要求一点都不严，班里56个同学，其中54个家长在外地打工。对于这些新同学，谭海美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他们不讲普通话，非常凶，不懂礼貌，我跟同桌天天吵架”。她的普通话腔也总是惹起同学们的嘲笑。

　　新伙伴们的现状大都一样：父母在城里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他们的未来也几乎可以预见：读完中学，去城市跟着父母一起流浪。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而且，越来越高的读书费用和大学毕业后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现状，让村里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

　　虽然一开始有隔膜，但城里读书的经历，让谭海美有了一种性格和学习上的相对优势，很快她便成了“孩子王”，组织了自己的新伙伴群。由于学校离家很远，伙伴们就先在她家集合，然后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学，放学后一起在她家里做作业。

　　新伙伴里，有个叫蔡青青的让谭海美记忆深刻，他性格孤僻，爷爷和爸爸都去世了，妈妈在北京打工，家里只有奶奶，而且听力很差，整天没有几句话讲。每年都是烧好了年夜饭，才能等到妈妈回来。

　　从小村到京城

　　在六家畈镇养正中心小学读书的两年里，周围的同学都和自己一样，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这让谭海美很快有了一种归属感。一次家长会时，她看到全班同学要么家长没来，要么来的是爷爷奶奶，这让她萌发了组织一个“打工者儿女之家”的想法，并很快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

　　在老师的帮助下，她的组织更换了正式的名字，制定了有模有样的队规，成员很快发展到28人，随后又在学校推广，增加到117人，她“孩子王”的身份变得正规化了。

　　“其实，主要就是可以一起做作业，一起玩。”在垃圾山上长大的谭海美，最了解孤独的感受，她只是比其他孩子多了点组织才能。但她没想到，这个简单的行为给她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变化。

　　在谭海美的生命中，2005年是另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等5家单位组织评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她的故事被老师写成材料，逐层上报，一直到团中央。在她被称为“留守儿童的楷模”，她组织的“打工者儿女之家”被命名为“留守儿童之家”后，通过了层层筛选的她，得以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去北京，生活开始了戏剧性的改变。

　　一家人都闹不明白这一切变化因何而来，10多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艰难讨生活而无人关注，2005年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爷爷还是在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提醒下，才知道自己的孙女是全国留守儿童的代表，虽然，他并不十分清楚“留守儿童”的准确内涵。

　　但是，团中央、教育部以及一拨一拨去采访的记者们都知道，2005年有些新的变化。这一年，人们都在提“新农村建设”，农村的一切变得重要起来，农民的孩子也得以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就像20多年前，人们大范围关注城里的孩子，担心过分溺爱使他们成为“垮掉的一代”，并为他们制造了一个名词：小皇帝。

　　如今，当国家终于把目光投向农村时，人们发现，农民工这些留在家乡的孩子，面临的不是过分溺爱，而是缺乏教育，缺乏关爱，急剧上升的犯罪率让他们有了成为“毁掉的一代”的危险，他们是乡村的未来，是阻断贫穷代际转移的希望。

　　2005年10月12日，谭海美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时，她被眼前的金碧辉煌刺得目眩，虽然已经经过了好几天培训，老师反复教她如何站立、如何发言、如何答礼等等。但她上台发言时，却感到“心里特别难受”，依然很长一段时间都紧张得无法开口。当她在大脑经历一片空白后，终于克服障碍时，人生仿佛上了一个境界，后来回到安徽，所有人都说，谭海美像变了一个人。

　　“蔡青青也在北京”，在北京的几天，应接不暇的荣誉和接见中，她想起了蔡青青。她知道，小学毕业后，他就被妈妈带到了北京，帮着卖菜，再也不回老家了。但她没办法找到那个性格孤僻的小伙伴，也许永远都联系不上了。北京比合肥还漂亮，谭海美说，她也想留在那里。

　　可是，这个13岁的小姑娘终究还是要回到老家去读书，许多年后，她也许有机会再来叩开北京的大门，而她的小伙伴已经留在那个金碧辉煌的北京了，但也许很多年后，却依然叩不开这座城市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