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改革! 襄樊将成为隆中省省会(图)
2004年04月16日10时55分 犂丛:某论坛
行政区划改革:中国增至50个省级政区 中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4月初在香港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的行政区划改革将在今年年内正式启动,改革方案将于今后两年内完成。改革后,中国设大约50个省级政区,为此至少有4个城市将升格为直辖市。 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建制一般有4个层级,即省-市地州-县-乡镇,少数地区在县与乡镇之间还派生出第5级管理层-区公所。如此繁多复杂的行政管理层次,居世界之最。这种区划费人费时,缺乏透明,不利沟通,影响效率,因此,对此加以简化,已是势在必行。事实上,福建、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已经开始了试点式改革,让县直接接受省的领导,从而逐渐取消地级管理层,据说,效果良好。 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多分为两到3层。中央政府一般希望控制的层次越少越好,中央的政令由此可以直达基层。秦代时就只设了郡、县两级。但到了清代,版图扩大,两级管理不能奏效,管理级层升到3级,即省、府(州)、县。 1949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省-地区-县-乡镇“虚四级制”,其中地区是虚的,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不是一级政府。因此,有省长、县长,却没有“地区长”。省和县都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地区却不行。 今年年内将启动的行政区划改革按照戴均良司长的总结将是沿着“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的原则来进行。 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将是“撤并乡镇”。这项改革的试点也已于1999年开始,目前,按照中国民政部的统计,全国25个省已经完成试点,即撤并乡镇一共7196个。接下来,中国还将对规模过小的市、市辖区和县进行调整。除少数边疆地区的市、市辖区和县不做变动外,其它地区都应推进这项改革。 改革行政区划的另一重点是“创新市制”,包括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增设直辖市逐步划小省份;通过市县脱钩、改革市管县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层次。 戴均良认为,从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考虑,设置50个左右的省级行政区比较合理。从目前中国的国情看,重新进行大规模的分省不现实。它将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也会带来过大的行政管理成本。 如果中国省级政区目标定位在50个左右,那么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再增设16个。一般认为,最少的方案也要增加4个直辖市,即在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按照中国“财经网”透露的消息,新增直辖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大的区域里的首位中心城市,同现有直辖市保持一定距离。第二,人口不能少于200万。第三,经济总量应高于全国大城市平均值,财政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 “行政区划改革”三大设想 |
| 2004年05月21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
| 杜钢建设想一 未来10年,增设至少8个直辖市,并把一级行政区扩大到50个左右 王建设想二 现有行政边界不变,设立"9大都市圈规划办",由中央直管 肖金成设想三 现有行政边界不变,"淡县弱省",行政层次简化为"中央-市-镇"三级 关于改变建国50年来行政区划的种种设想,正在设计者头脑中发酵。 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近日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表示:"思路已经定了,但是具体的方案,包括数量多少、哪些城市以及什么时间改都还没有明确。""都是一些部门在推动",最高决策层则可能"还没有时间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2003年9月,一则消息在坊间反应热烈。这则消息说,按照已经"基本定好"的改革方案,国家将考虑增设直辖市的数量,"一批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提出了申请"。消息提到的"候选城市",包括苏州和广州,还有青岛。 到2004年4月初,一个更加具体的"模板"由香港媒体爆出:此间媒体援引国家民政部官员的话说,先期增设的直辖市可能将有4个,区位上则分别位于华北、东北、华中和华南。 据《中国企业家》杂志了解,目前各方的调研工作,正逐步向高层接近。最新的消息是,在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项目中,有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课题,其核心内容将涉及中国行政区划的改革。该课题将于6月结题。 这个"十一五"课题透露的更加强烈的一个信号是,过去一直按照省域编写的这个计划,首次弃省,进而选择了按照区域进行规划的思路。 改革之急:以长三角为例 "中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存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行政层次过多,造成了政令不通,机构臃肿;二是省级行政区划过大,形成了地方坐大,中央指挥不灵-所以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路应是针对这两个核心的问题。"杜钢建说。 中国是世界上8个实行地方政府四级制的国家之一。截至2003年10月,中国行政区划的版图是这样的:(内地)共设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市(地区、州、盟)、2861个县(县级市)以及38464个乡(镇)。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二级制或三级制。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扁平的行政区划设置相比较,中国高而尖的行政区划"金字塔"的弊端已经显见:上行下不达,政策"截留",官僚机构臃肿,吃财政饭人员过多。 除了"层级过多"的弊端,在中国市场上广泛存在的行政性壁垒,更被看作是行政区划的不合理使然。 长三角一直被看作是中国行政区划影响经济发展表现最典型的例子。 2003年4月,上海正式实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意见》(俗称"173计划"):将嘉定、青浦、松江建设降低商务成本的"经济特区",其总面积为173平方公里。上海的说法是"173,赶昆山"。 昆山是隶属苏州市下的一个县级市,是目前大陆最大的台资密集区。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陈兆忠介绍,2002年上海市吸引外资89.6亿美元,而相邻的江苏省仅苏州市就超过80亿美元(江苏全省为196.5亿美元)。作为上海"173"赶超的目标,昆山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22.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0.18亿美元。 "173"位于上海市区范围内,既有浦东的辐射,又兼商务成本低廉,整体优势明显。建成之后对周边城市,尤其对江苏的苏州、昆山以及浙江的宁波、嘉兴的影响显而易见。 于是,作为应对措施,2003年6月,江苏省推出了"沿江开发战略"。江苏方面对这一战略的解释是:实施沿江开发是为了顺应世界性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资本转移的大趋势,充分利用长江这一"黄金水道"、"黄金岸线"的优势,把生产力布局重心由沪宁线(南京-上海)向北推进至长江沿岸,尤其是长江北岸。 在上海方面看来,这样的战略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应对"173计划"。同样,浙江在10月也出台了与"173计划"针锋相对的《关于杭州湾嘉兴经济开发区改善投资环境的实施意见》。根据这份文件,浙江计划在紧贴上海的嘉兴兴建"杭州湾嘉兴经济开发区":由目前的嘉兴经济开发区和乍浦经济开发区整合设立。这份文件强调,"在政策扶持方面,建议省政府总体上参照上海‘173计划‘所给予的优惠扶持政策,另在土地征用、税收返还和财政贴息方面还要加大点力度。" "在现有条件下,大多数的资源还是控制在政府手中,市场并不具备足够的调控权力,所以行政边界就成了一道壁垒。"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分析,"然后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不同的地方对资源的争夺,是数也数不完的重复建设,是不同行政区之间经济上的割裂。" "中央的指挥在有些方面很难控制,统一的市场秩序很难形成,就是省级行政在作祟。"杜钢建说。 不过,尽管几乎所有研究行政区划的专家学者都有近似的改革"出发点",但在路径的选择上却各有主张。 "主流声音":增设直辖市 杜钢建关于"增设直辖市"的设想是最多现于媒体的。他关于在未来10年至少增设8个直辖市的构想挠到了许多地方的"痒痒肉"。在他看来,许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意欲摆脱所在省的行政束缚,"它要求更大的自主空间,并且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杜钢建的"增设直辖市"的思路是,通过增设直辖市,划小省级行政区的辖区,并逐步把中国的一级行政区划建制扩大到相对合理的50个左右。 这与更具官方色彩的民政部区划司司长戴均良的意见大致相同。 以分别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极(长三角、珠三角)为例。杜钢建认为,苏州以及其周围的无锡、常州(苏锡常)从经济总量上完全可以设立一个新的直辖市。而深圳作为未来香港的"姊妹城",委身于广东省的地位也已经明显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两地提升为直辖市以后,则可以更快、更好地释放其经济活力。 在大多数专家眼中,以"增设直辖市"(拆省缩省)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改革目的在于"削藩"。肖金成用清朝康熙皇帝"削藩、吏制、漕运"的"六字真言"作比。 不过,杜钢建也承认,虽然他主张更多的设立直辖市,但是"推动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哪个省也不会愿意,这个省里的哪个部门也不会愿意。"而作为有这样"念头"的城市,因为行政所属,职权受限,所以即使"想得不得了",也只能保持沉默。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在1997年之前,当国家为了建设"大三峡"而决定把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去,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时候,就曾经在川渝两地激起连锁反应。 "弱省废县"或者设立"都市圈规划办" 肖金成和王建则明确表示反对增设直辖市。前者是国家发改委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后者则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的身份领衔《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的课题。 肖金成认为,行政区划的割裂已经造成了经济的割裂,而增设直辖市则是"制造更大的割裂"。肖指出,在"苏锡常"设立直辖市,会更加加剧在这一地区业已出现并日益严重的资源的争夺战,并可能形成更多的重复建设。而深圳的"升格",则会把广州、深圳之间的竞争升格为省域竞争,使中央也更加难以调控。 肖的改革设想以"不改变现有行政改革的边界"为核心。他主张把省级行政设置淡化为中央的派出机构,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下放到城市,强化市的经济实体地位,同时废除县的建制,以市、镇两级行政区划为核心,重新构建适应经济发展、适合于未来城市化需求的行政区划格局。 王建的课题的构想则是,构建一种类似于欧盟的经济规划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9个左右的"都市经济圈":"京津冀、沈大、吉黑、济青、湘鄂赣、成渝、珠三角、长江中下游以及大上海"(最终模板尚未确定),由中央派驻一个在经济事务权力上高于省、跨越省区的组织"都市圈规划办",统一行使辖区内经济事务的规划权和管理权。省级行政则只管理地方的公共事务。同时,通过财税制度的改革,把财权上收中央,地方事务用度则采取统收回拨的方式解决。 以山东为例,王认为,可以设立一个"济(南)青(岛)都市圈规划办",圈内济南、青岛、烟台、潍坊等城市的经济规划权归属规划办,而山东省则只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事务,则由所在地域的县进行管理。 其实,在饱受行政壁垒之苦的"长三角",类似的提议早先也很盛行。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在2003年"两会"期间,曾经提出:"由国务院专门设立长三角领导协调机构,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着眼于构筑区域经济总优势,对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地调节和控制。" "明削"与"暗削" 三位专家虽然主张迥异,但在"削藩"这个出发点上却是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杜钢建主张"明削"(直接增加一级区划数量,缩小现有一级区划规模),而王建和肖金成则主张"暗削"(剥夺省级区划的经济管理权或者公共事务权)。"暗削"之中,肖与王又有分歧:王建的主张是通过"都市圈"强化中央的控制,而肖金成的构想,则是强化市级行政区划经济上的核心地位。 但三位专家同时都承认,无论哪种方案,都要突破现有行政利益格局。所以改革并非易事,未来的行政区划改革可能还会漫长曲折。 "法国原本是96个省,戴高乐总统要把把这96个省合并为22个大区,结果是触发了各方面矛盾,甚至丢了总统的位子。"肖金成说,"直到他去世14年以后,1982年,密特朗才完成了这一使命。"在肖看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局面,可能不比当年的法国更加简单。 案例 “徐淮”的惑与梦 20年来苏北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受限于紧贴着它头皮的那道省界线,从“徐淮省”到“徐-连直辖”构想的提出,会改变苏北这个“苦孩子”的命运吗? 微山湖60多年以前是个游击战场,那是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铁道游击队”的根据地。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战场”尤在,不同的是,斗争的双方不再是我抗日军民和侵华日军,而是位于微山湖南岸的,分属山东、江苏两省的农民。 微山湖的南四湖是山东、江苏两省的省界。湖是山东的,湖水所至,即是山东的辖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几乎每年,这两个省的省界都在游走之中:在夏秋丰水季节,南四湖水面上涨,理论上山东的省界南移;冬春枯水期,湖面下降,两省省界也随之北退。 冲突由此产生:每年的枯水期恰是播种季节,于是江苏的农民开始在湖滩抢种,而收获期恰恰是丰水季节,于是山东的农民开始抢收。随之,“几乎形成了传统的械斗”,你来我往,游击不断。但到底谁侵犯了谁,很难说。 今年2月,这个“传统节目”照旧上演:据徐州当地的一名官员说,江苏农民大败而归,“因为山东人更团结”,“参战”的江苏农民带回的“战果”是,“不少人都受了伤”。 到了徐州就知道,类似这种省际间明争暗斗的事情还很多。 当地群众对行政区划改革的热情也让人敬佩。在坐出租车去往徐州市市委的路上,那位开车的司机师傅很关心。当他得知记者的采访题目时,做了详细的记录:《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名称、出版日期,说他要买一本来看。我说比较贵,要20元。他说:“就是30元也要买来看一看” 他说,他的月收入大概有1400元-1500元,但是买杂志的这20元,他并不在乎。 “尴尬的徐州” 和更多见于媒体的长三角地区“桌面上谈合作,桌底下飞黑腿”的状况一样,苏北、鲁南、豫东、皖西北交界地带的“暗战”也是持续不断。徐州则是这个战场的地理中心。 看看徐州在地图上的位置就能感觉到某种尴尬:它位于江苏省最西北翘出的一个“角”上,以徐州市区为中心,北上不过30多公里,即是山东;西南去同样距离,则是安徽;在它的西边50公里,就是河南。 许多徐州人或许不知道,在徐州还有个“淮海经济区联络处”。这个联络处主任蔡芳基说,淮海经济区成立于1986年3月,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都是位于苏北、鲁南、豫东、皖东北的“苦孩子”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省里的话语权很少),现在,它已经发展成跨四省、20市、147县(市、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区内人口1.2亿,面积17.9万平方公里。 但蔡承认,“合作是相对的,而竞争是绝对的”。 最让徐州人头疼的是北面的山东(鲁南),一来在众多对手中,山东的经济实力最强;二来,据说,江苏的政策远不如山东的灵活。 这样的争夺体现在市场经济要素的各层面:原材料、资金、市场,人才、政策(如税收)等等。 徐州师范大学城市和环境学院副院长沈正平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没有得出非常确切的数据-因为“很多东西都体现在行动中,却找不到落到纸上的文字”。但是调查得到了很多事实,这些事实基本上可以涵盖一个经济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鲁南的电价要比苏北便宜近0.1元。这是因为山东是独立的山东电网(而江苏则属于统一的华东电网),山东省有支配权,它可以齐心协力,支持鲁南的发展,降低电价不在话下; 本来成本就低的山东水泥,在销售到江苏境内以后,还可以享受当地政府类似“出口退税”一类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补贴、退税等方式,幅度从几十元/吨到上百元/吨不等)。苏北的小水泥在实行关停破产,而鲁南的小水泥,则迅速南向靠拢,以低成本抢占江苏市场。 在山东飞速发展的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很多时候造成的污染,往往会由苏北来承担后果。由于地理上北高南低,在山东省沿沂河、沭河排放的污水,最终经由邳(州)苍(山)分洪道到达江苏。据说,在2003年,这种“外来的”污染造成了徐州市一个多月城市供水的困局。 还有,鲁南的很多企业(尤其是消费类企业如啤酒),在做市场开发时,更喜欢到苏北聘请“顾问”,因为苏北的人更了解苏北的市场,也更熟悉苏北的“套路”…… 所以,当山东的日照市以“亚欧大陆桥东端桥头堡”自居之时,早在十几年前就自称是“亚欧大陆桥东端桥头堡”的连云港除了争执和苦笑,别无他法。当然,外国友人们甚至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桥头堡”。 日照和连云港是“冤家”,这只是其中的小题目。据说,同位于淮海经济区的“兄弟城市”,鲁南对江苏实施的“一对一”的“盯防战术”,“捉对”的“冤家”分别是,济宁、枣庄对徐州,临沂对新沂(徐州市下属的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县级市),临沂、日照对连云港,策略当然是:产品打过去,投资(项目)抢过来。当然,具体的策略,都在实践中操作,却没有任何文字落到纸面上。 战线拉得很长,就是沿着那个并不规则,相对扁平的“V”形的两省省界。 徐州(包括整个苏北)当然也有类似的策略,例如,江苏的煤炭运往山东、河南、安徽,就要比在省内增收附加费用,但是他们更多时候感到的是力不从心。因为,当山东人齐心协力发展鲁南的时候,苏北在江苏,依然还是个“女儿地区”。政策上“远没有山东灵活”,江苏省政府给予的支持,也似乎小得多。 徐州是江苏“女儿地区”、“殖民地”。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这两个词多次出现在徐州本地的官员、学者口中。老百姓没有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有最直观的感受:徐州的发展太慢。 徐州的道路很窄,这些路中最好的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现任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任徐州市长时候留下的,它成了徐州的“人心工程”。 1953年以前的徐州属山东省所辖(“铁道游击队”的原形即是历史上活动在这一带的“鲁南铁道队”),当年划归江苏,是因为江苏省内没有产煤区,徐州是最近的煤炭产地。 这就决定了徐州在江苏的历史地位。徐州当地的一位官员至今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一位江苏省长官在徐州视察时说的话,“他说,你们徐州只要提供足够的煤炭、粮食,其他的就不必管了” 这样的地位现在“在改变,但是没有根本得到改变”。结果是,徐州出产的粮食、棉花、煤炭等原材料源源不断运往苏南:“苏北做了贡献,苏南产生了效益”。 能够看见的数据是,1984年,苏南、苏北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2.23:1,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74:1。同期,中国东、西部这一比例为2.58:1“苏北就是江苏的西部,比西部还西部” 促进苏北发展的思路是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2001年,江苏省政府召开了“苏北区域发展座谈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苏北地区发展的意见》,但是“该战略尚未全面付诸实施,就提出了沿江开发战略” 实际上,促进苏北发展战略的嘎然而止,还是由于在整体上苏南优于苏北的“传统”:在长三角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制造业转移,并日益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巨大车间时,苏北,由于其区位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不足,很难在同等投入下,看到同等的产出。 “徐州都市圈” 一位江苏省的高官在徐州视察时讲过一个笑话。他说,对于加速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苏南是在“发狂”,苏中是在“发急”,而苏北是在“发呆”。 这也有“历史传统”:早在明末,苏南地区就已经萌发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棵幼苗;而苏北,那是中国传统文化(农业文明)积淀最厚重的地方,徐州就因为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而出名。 但苏北人还是觉得很委屈:可能很少人会相信,徐州是至今江苏省三个没有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其余两个分别为淮安、宿迁)。所以,当原本盛传一时的“徐州都市圈”战略规划嘎然夭折,被“沿江开发战略”取代时,徐州人就感觉到了巨大的落寞。 “三大都市圈”的战略规划,是在2001年江苏决定促进苏北发展之后紧接着提出的。这一战略的蓝图是,在江苏南部、西南部和北部分别建设以苏州、南京和徐州(最初包括连云港)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形成以都市圈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但是,当上海市在2003年4月正式实施其“173计划”,把苏南的苏州、昆山作为明确的竞争对象之后,6月,江苏随即提出了“沿江开发战略”,促进苏北发展以及建设三大都市圈的计划,也随之烟消云散。 与“沿江开发”战略配套的、是在苏北实施“东陇海产业带”的开发战略,即以徐州、连云港为中心,在陇海铁路东段江苏省内形成资源产业、海洋产业等地区性的产业群落。 在徐州人看来,这显然又是一个在给予苏南“机遇”之后,给苏北地区的一个安慰性的安排。当规划中的这个产业带形成之后,它对江苏省的辐射范围(北面)也只能局限在这短短的20-50公里之内。江苏省会愿意把这里作为它的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心吗? 在朱传耿的报告中,有一个“沿江战略”对苏北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长远来看,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但短期内,则是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他所看到的正面效应多是“虚效应”,包括激发苏北发展活力、增强其竞争意识、激活其创新能力以及吸收沿江的经济外溢和产业转移;负面效应则似乎就实实在在地摆在苏北人面前:可能造成苏北发展机遇的丧失、导致生产力要素不合理的流动和聚集、苏北的失业、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波及效应、地方保护主义的强化以及非理性的招商引资等等。 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苏北的困局:自今而后,即使在苏南停止发展的情况下,苏北以10%的发展速度进行追赶,那么,两地经济水平持平需要14年;假使苏南的发展速度为8%,苏北仍为10%,苏北追赶苏南,需要72年,即使苏北以15%的高速度发展,仍旧需要21年。 “徐淮省”与“徐-连直辖” 也许打破现有区划钳制是惟一理性的选择。 朱传耿用四个“一致性”来描述淮海经济区的特征:资源的一致性(都是煤炭、粮食的主要产区)、产业结构的一致性、发展阶段的一致性,以及在淮海区内区域条件的一致性(都在东部沿海,拥有连云港、日照两个海港)。沈正平则又补充了一个:人文积淀的一致性(文化、风俗)。 在专家的眼中,这个区内的五个“一致性”实际上把淮海区黏结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板块。但是现实的条件,尤其是那几条省界的存在却把这些一致性割裂开来,最终形成的即是:生产要素难以正常流动,恶性竞争层出不穷。正如徐州人所说的,在徐州,从来都是“只有都市没有圈”。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个本来各种条件都相对优越的地区,造就了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同时,苏北、鲁南、豫东、皖东北也恰恰是所在省GDP波浪线上的低点,这正是专家们所说的“边缘效应”。 所以,当网络上配合“50个省”的合理设置出现了许多版本的方案以后,在每一个方案中,“徐淮省(淮海省)”都位列其中。关于设立徐淮省的传言在徐州已经有了至少三四年的历史。细心一点的人可以发现,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徐淮省”,都和已经存在了18年的淮海经济区大体吻合。 其中一个方案出现是这样设计的:“淮海省,由现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滨孩响水、灌南、宿迁市、现安徽省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亳州市、现河南省商丘市、现山东省日照市、临沂市、济宁市、荷泽市组成,省会徐州” 另一份方案则强调,“新淮海省的成立将大大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并将激活连云港作为新欧亚大陆桥桥头堡的龙头作用,极大带动黄淮海地区的发展” 不过,多数专家和民政部的官员都强调,省级行政区划不可能贸然推进,所以近期的改革可能需要从局部展开,而合理的安排,是增设直辖市。在之前媒体所提及的增设直辖市名单中,江苏南部的苏州是一个“热门”。但在中国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的构想中,位于苏北的“徐州-连云港”也应列入这个名单。 在他的构想中,未来的徐州和连云港可类比为现在的北京和天津,一个是地区中心,一个是对外门户,正可以相得益障。不同之处在于,北京和天津是两个直辖市,而徐州和连云港则会划为一个直辖市。两个直辖市的设置以及更多情况下侧重北京、冷落天津的倾向,是造成现在天津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一个直辖市框架下的徐州和连云港则不存此忧。 “未必一定要一个中心,关键是跨区域的,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杜钢建说,“还要顾及到区域的平衡,并非一定要在东部的发达地区” 杜钢建和徐州地方接受采访的官员、学者都认为,这一地区存在整合的可能性。其最显著的功效,无疑是打破了这一地区严重存在的行政壁垒,重新整合其行政资源、市场资源,为激活在中国东部沿海经济版图中最难看的这个“东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提供条件“把自然经济的一致性和区域规划的一致性,也就是行政资源的一致性统一起来,形成合力” 和比较热门的苏州、青岛比较起来,这样的选择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地区无疑都是所在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动起来影响和震动不会那么大,不会涉及更多、更复杂的利益矛盾”朱传耿这样强调,“风险也就小了很多”而首先设直辖市,相对而言,其风险就更加小了一些。 在他看来,未来的中国经济版图应该是个“π”的形状,上面的一“横”是沿海地区,下面右边一“勾”是沿长江流域,而左边的一“撇”则恰恰应该在以鲁南、苏北为东端的陇海沿线,唯如此,以东部带动西部,东西部共同发展的战略方可完整。而现在,这个关键的一“撇”恰恰成了这个“π”最短、辐射能力最低的一线。作者:丁汀 来源:中国企业家 中宏网责任编辑:张泽川 |
| 行政区划改革制约各自为政 |
| www.xawb.com 2004-04-26 |
|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目前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之声呼之欲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然部分地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共症——“软政权化”问题,即宏观调控不力、中央号令不灵、地方势力膨胀,行政效率低下、司法松弛等。 2005年将出台的新行政区划图,有专家认为就是“着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区域分割困境刘君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的概念,自然滋生地方本位主义,谁都要讲GDP,于是我们今天在各个层面到处可以看到市场分割、地方封锁、重复建设。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就连一向为政府所头疼的“沙尘暴”也和地方保护主义有一定的关系。 今年来,很多报道指称内蒙古额济纳是“沙尘暴”的源头,但是当地官员却指出,额济纳缺水导致土地沙漠化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黑河如何分水的问题,中上游的甘肃、青海一些地方只顾自己用水方便,忘了下游还有个额济纳,忘了可能会导致“沙尘暴”。其实,国家有关部门早在1992年就有明确的分水方案了,但是,这些方案却一直没有得到执行。 省权过大? 一位熟悉行政区划改革的匿名人士对记者说:“问题就在于中国的省太大,有的比法国都大,你说中央怎么管得过来?” 他分析道:“经济学上一直为了宏观调控和自由市场的问题争论,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是,自由市场无法形成,宏观上也调控不力。” 关于这一问题,太原市副市长张春根在他的《县域论》里已有探讨:以法国、德国的情况来看(法国55万平方公里,5780万人口,设22个大区,96个省;德国35.7万平方公里,8027万人口,设16个州),中国现行的一级行政区显然划得过大,由于省太大,一省之内各地自然条件、人文传统与经济利益差别过大,在省政上各地居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不一,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上都不利于人民自治原则的更好落实。 “市管县”弊端 除了省级行政单位的矛盾外,目前的“市管县”制度同样备受指责。刘君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地区本是一个虚化的概念,但上世纪90年代“地改市”后,逐渐变成了一级政府,功能实化,形成了市管县的局面。 熟悉基层情况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吴理财研究员对此的看法是:“这种体制更为主要地是为‘市’服务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辖的县成为它的‘菜篮子’基地和工业产品原材料基地,一方面保障它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它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如此一来,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被‘市’所汲取,导致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落后,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极化’。” 他还指出,相当一部分市管县,体制自身缺乏相应经济基础的支撑———因为“市”自身的经济基础就非常薄弱,尤其是市级的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以后,在整个市级经济总量中比重越来越低,它就不得不借助行政的力量从其“领导”的农村地区抽取资源和资本,确保这个庞大的行政机器的日常运转。 另一方面,一些原来的县或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后,由于本来实力就不强,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现象,不但不能带动周边县的发展,而且更会偏好自身城市的要求,加剧从这些所属县及其农村地区汲取资源,投入所谓的“市政”建设和城市化发展中去。 |
| 选择最优方案改革行政区划 南方周末 2004-05-13 11:53:11 |
选择最优方案改革行政区划 ■如何使中央有能力维护统一性,又让地方以自主性来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这一数千年来困扰中国政治的难题如今再次求解,有消息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总体思路可能是“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 □本报特约撰稿虞立琪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行政难题如何解决 ●现在中国政府的管理层级过多,省地两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小,按现有的省级区划减少层级又会导致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大。解决难题的最好办法是把省划小,让每个省直接管理适度数量的县 虞立琪:近来关于行政区域要不要重新划分和如何划分的问题有着各种不同意见,您的观点是什么? 毛寿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对现有的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我国的现行行政区划是五级管理(包括实际上的村委会)。基本的有四个层级:省(直辖市、自治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城市的区)、乡镇,西部少数边远山区在县与乡镇之间还设有县的派出机构区公所,东中部地区的一些乡镇在乡镇与村之间设管理区或办事处。总之,管理层次过多。 管理一般三个层次较佳,领导决策层,中间协调层,然后是直接操作层。如果超过三层,增加中间协调的层次,效率就会下降,除非是空间上密集、任务单一的组织,比如军队可以有很多层,但每一层的管理幅度一般比较少,最常见的是三三制管理。 虞立琪:超过三级的弊端具体有哪些? 毛寿龙:中间协调层次过多,信息上传下达必然有困难,很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运作效率低、中央负担过重、地方积极性降低的问题。为了命令能够更好地下达,并对下级政府进行控制,往往需要很多纵向的条条进行控制;而为了更好地下情上达,并给地方以积极性,就给横向的块块以较多的权力,放松条条控制。其结果在条条垂直管理和块块横向协调之间形成两难的境地:条块分割,有条条,有块块,中央对地方控制相对困难,地方要争取积极性和活动空间,也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分权使得块块有权,地方有积极性,但容易导致尾大不掉。集权需要条条有权,垂直管理,容易导致僵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虞立琪:中国现在省的区划基本上是沿袭元朝的行省制而来,适合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管理单一且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历史上也有多次减少行政区划层次的变革,但往往最后都没有成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毛寿龙:从历史上看,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和集权问题上都处于两难境地。反观历史上实行三级管理的情况,实施之后每级管理幅度大,以致不得不在中间再增加一些虚的管理层次,最后这些虚的又都变成实的了,又变成了多级管理。多层次管理出现问题,结果又需要精简,有些特定层级的政府,比如地一级的,往往一会儿虚,一会儿实,有时候甚至取消,变化很大。这也表明了中国行政区划问题,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 虞立琪:现在又再次产生了变革的需要? 毛寿龙:是的。就当前中国来说,四级政府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中国是大国,中央基本上不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负责经济宏观调控、国防、外交以及国家的基本宪法和法律基础,处理省级关系问题。实际的公共管理落实在省,而每个省如果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只有省、县和乡镇,比较好。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取消地一级政府,每个省管理的县级单位太多了。省直接管不过来,就加入了一个地级政府。现在每个省里,地级市和地区行署一般是十几个,这样每个地级市大概管理十个左右的县。一个省大约管十多个地级单位,每个地级单位大约管辖十多个县,管理幅度又太少了,在行政上得不偿失。这就让我们在地级政府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增加,则层次过多,幅度过小;取消,则层次适当,但管理幅度过大。 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省划小,取消中间的管理机构,让每个省直接管理适度数量的县。 地方自治是长远目标 ●只有在承认地方正当利益的情况下,地方利益集团才可能是正常的,也才可能让地方的利益集团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效应。在这个方面,地方自治,包括财政自治,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虞立琪:目前有一种意见认为,省市行政界限形成的地方壁垒和重复建设等问题已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阻碍之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彼此间的矛盾比较尖锐,在行政区划下官员们执政的功能和他们所执行的区域经济功能完全是割裂的。现在是两个三角洲,再加上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多边经济热潮一起,万一重复建设再次频发,那成本就太高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这一问题? 毛寿龙:我认为,对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的影响。重新划分之后,从前的利益集团可能被打破,但是新的利益集团也很可能会形成,对于行政区划重新划分的问题,它的本质是政治,我们更应该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待。当然,它也会深刻影响经济。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关键是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在制度上协调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让政府的行政分割变成市场的行政分割问题。 虞立琪:也就是说,行政区域无论采取哪种划分形式,都不是导致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所以,也不能从这方面来寻求彻底解决的办法? 毛寿龙:是的,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还不够成熟,中国各级政府自身建设还没有到位,治道变革还没有让政府和市场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关系,政府权力的行政性分割,往往变成市场经济的行政性分割。 另外,地方利益集团也跟财政制度有关系,跟上级和下级,不同地方之间的政府的府际关系有关系。这与地方是否自治有关。我们不能说谁有利益,谁就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如果利益是正当的,其作用就不是消极的。不正常的利益集团只有在关系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比如,如果财政制度不正常,大家都是从公共的财库里取中央的钱花,势必会导致分利性的地方利益集团。只有当每个单位都表现了自己的利益之时,公共利益才能体现出来,有私心,才更能考虑公共的东西。只有在承认地方正当利益的情况下,地方利益集团才可能是正常的,也才可能让地方的利益集团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效应。在这个方面,地方自治,包括财政自治,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虞立琪:是否地方分权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毛寿龙:如果地方自治,就可以为解决这样的问题提供一个适当的制度基础。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与分配的公平性,公共决策应该在最低层次的政府进行。如果每一级政府有自己的财权、人事权、事务权,就不会从国库里抢夺,也不会在不同级别、不同地域的政府之间形成不正常的利益关系。中国政府的管理,不应该是军队式的命令控制系统,而应该是多中心的,也就是说,每一级政府在自己的事务领域里有自己的权力,这些权力交叠在一起,小圈子套大圈子,而不是金字塔形状。每一级政府的职能都是非常清晰的,即使有冲突,也有明确的解决冲突的机制。每一级政府都就自己的事务直接面向民众,民众则可以非常明白村委会、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分别可以给他们什么。比如面对国家,老百姓知道可以得到国家安全、护照等等;面对省政府,老百姓明白可以得到司法服务、教育服务等等;面对市政府,老百姓明白可以得到市政公用设施的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级政府与老百姓都形成了特定的公共服务关系,每一级政府根据自己的事务有各自的财政基础,有各自的治理结构。与区域性政府相比,市政府更能够直接面向市民,更像村委会那样直接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市民也可以像给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缴费来换取小区物业服务那样,向市政府纳税,获得清洁的空气,良好的水电供应,以及良好的社会秩序。 虞立琪:您提到的地方自治实际是一种您的理想状态,而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是否可以给其打下基础? 毛寿龙:地方自治和行政区域划分是两个问题,但可以看到的是,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会对前者产生一定的作用。比如,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以后,实现一定的分权,政府间关系会变得更加合理。这是很好的起点,但离地方自治还很远。地方自治需要更多的努力。 选择最优方案重置行政区划 ●中央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付诸实施,技术效率高,但政治效率差,容易出现反复。最好的办法是,让地方自己决定是否分省,如何划分,然后中央给予批准或者否决 虞立琪:我们具体到操作层面,现在一般认为划小省的办法有三:一是将一个省一分为二,二是从几个省中划出一块再设一个省,三是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增设几个重庆模式的直辖市。而在具体的方案上现在也有很多传言,您认为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应该如何来实施? 毛寿龙:我认为,在划分行政区域的问题上,国家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立即实施的方法并不好。整个方案通过一次性讨论和表决来确定,技术效率高,但政治效率会很差,很容易出现反复。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实际情况,通过一个一个的个案来决定。如果划分省,在现行体制下,中央可以提供建议,也可以有决策权,但也应该让利益相关方有机会表达和参与决策,让涉及的省自己通过人代会来决定和协调。最好的办法是,让地方自己决定是否分省,如何划分。然后中央给予批准和支持,或者是否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关键还是要看当地的老百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和要求,单纯依靠中央政府从行政上调整很难,其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所愿。 美国行政区域改革,实行县市合并,往往会让当地居民公决。在公决的情况下,美国部分县市合并,有些不合并,有些合并的效果并不好,但这是自己决定的,自己可以承担后果。这样做,可以让方案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不容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值得借鉴。 《商务周刊》杂志供稿 |
呵呵,真够与时俱进的啊。在我的专题“谁会成为中国的第五个直辖市”里,本版的版主就提到了说增加中国区域行政划分的设想,没想到你马上就有了这方面的内容跟进,谢谢你的内容啊!
也请你继续在我的这个专题里继续发表你的高见吧,诚邀噢

行政区划改变有三个好处:第一,中央可以通过这个工作安排更多的省级干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还可以增加GDP;第二,一批闲着的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可以找到课题,成立个什么办公室研究生就增加就业机会;第三、地图出版社可以出版新地图,既增加GDP,也增加就业率。
缺点主要是增加了纳税人负担和使得原来的区域信息化体系、区域经济体系发生混乱。不过还可以增加GDP、什么绿色的GDP.
行政区划改变有三个好处:第一,中央可以通过这个工作安排更多的省级干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还可以增加GDP;第二,一批闲着的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可以找到课题,成立个什么办公室研究生就增加就业机会;第三、地图出版社可以出版新地图,既增加GDP,也增加就业率。
缺点主要是增加了纳税人负担和使得原来的区域信息化体系、区域经济体系发生混乱。不过还可以增加GDP、什么绿色的GDP.
对,作这么大的调整却是好事人所作的好事,大有模仿美国之嫌疑,却不符合中国实际.
省 级 面 积 人 口 省会/首府 行 政 区 (平方千米) 2000年 2002年 北京市(京) 1.68万 1382万 1143万 天津市(津) 1.1万多 1001万 927万 河北省(冀) 19万 6744万 6742万 石家庄市 山西省(晋) 15万多 3297万 3245万 太原市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 110万多 2376万 2355万 呼和浩特市 辽宁省(辽) 15万多 4238万 4155万 沈阳市 吉林省(吉) 18万多 2728万 2649万 长春市 黑龙江省(黑) 46万多 3689万 3732万 哈尔滨市 上海市(沪) 0.58万 1674万 1334万 江苏省(苏) 10万多 7438万 7127万 南京市 浙江省(浙) 10万多 4677万 4536万 杭州市 安徽省(皖) 13万多 5986万 6369万 合肥市 福建省(闽) 12万多 3471万 3332万 福州市 江西省(赣) 16万多 4140万 4263万 南昌市 山东省(鲁) 15万多 9079万 9069万 济南市 河南省(豫) 16万多 9256万 9683万 郑州市 湖北省(鄂) 18万多 6028万 5978万 武汉市
省 级 面 积 人 口 省会/首府 行 政 区 (平方千米) 2000年 2002年 湖南省(湘) 21万多 6440万 6564万 长沙市 广东省(粤) 18万多 8642万 7649万 广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23万多 4489万 4791万 南宁市 海南省(琼) 3.4万多 787万 779万 海口市 重庆市(渝) 8.23万 3090万 3114万 四川省(川、蜀) 约48万 8329万 8474万 成都市 贵州省(黔、贵) 17万多 3525万 3748万 贵阳市 云南省(滇、云) 38万多 4288万 4141万 昆明市 西藏自治区(藏) 120多万 262万 255万 拉萨市 陕西省(陕、秦) 19万多 3605万 3611万 西安市 甘肃省(甘、陇) 39万多 2562万 2568万 兰州市 青海省(青) 72万多 518万 487万 西宁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 6.6万多 562万 573万 银川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 160万多 1925万 1860万 乌鲁木齐市 香港特别行政区(港) 1101 673万 681.01万(2003年底) 澳门特别行政区(澳) 25.8 44万 44.8495万(2003年底) 台湾省(台) 3.6万 2260万(2003年) 以上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4年版) 1.面积数据:台湾省面积是从网上得到;上海市政府网站中上海市面积是6340.5平方千米。 2.人口数据:2000年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2年为2002年度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港澳台地区的2003年数据从网上得到。
行政区划改革,
首先要考察区域经济是否有产生规模效应的可能[关于行政区的规模(国家的规模)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已有深入研究文献,可以参看];
其次“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区划”——我觉得是两回事,当然2者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联系;
以行政区划改革来提高行政效能——在我觉得也是次次优的选择;
最优选择当然是从目前的提高行政效能的措施入手,提高行政效能,如果是依靠改变行政区划的话?可以试想.改了行政区划之后,效能低下的情况一样会存在;
所以行政区划的改革,主要是从经济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考虑的,此外要考虑人缘\地缘等 因素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