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经济学需要理由么？<br><br>从功利的角度讲，学习经济学并不容易出人头地。经济学是显学，但吸引的人也多，其中不乏高智商的人士，不下一番工夫，没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智商，要凭借它来吃饭，是很难的。经济学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也有相当难度，经济学领域的“南郭先生”与真正的行家里手并不难区分，所以，经济学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此外，经济学又主要生长在西方国家，要窥得经济学的堂奥，还要相当的外国语知识。学习经济学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还是着实喜欢经济学。说来是两个理由。<br><br>喜欢经济学的第一个理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人类一般思维加以理解。只要有一定的训练，人们就可以坐下来讨论经济学的问题。但别的学科就少有这样的好处。比如，“高贵”的哲学就不象经济学那样易于理解。我举个例子。下面是国内一位著名哲学家评论另一个哲学家的著作时引述的一段话：<br><br>“死也是一种在，而且是更大的在，是永恒的在”，“生无了，死还在”。“个体化的生无了，整体化的死还在”，“死之在，就是精神之在，它是由人类的全体死者的体验构成的整体，它是死了的、永恒的、等级分层的、最大的在，它是所有个体灵魂的家。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在它曾经体验过的等级位置上安置自己”（见《书评周刊》20020131）。<br><br>由这种文字构成的文章，相信能读下去的人很少。如果对上面文字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做出严格的定义，我们总能够理解作者想说什么，但这不等于我们承认这种文字对于提升人们思想水平的意义，更不等于我们承认它的科学价值。事实上，这位写下这些文字的哲学家也说：这种“在是不可言说的（除了我们用‘ 无 ’来言说）”。用经济学方法的术语来说，这位哲学家讲得东西，是不可证明的，既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也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永远不能证明；就像我们对“上帝”一筹莫展一样。<br><br>其他学科往往是派别林立，大家都在“创新”，结果是各领风骚三五年，红得快，黑得也快。经济学就不一样了，除过那么几个经济学大师，一般人要有一点创新很不容易，所以，经济学的继承性很强，是一种“可持续”的学问。真正学经济学的，不敢吹牛，不敢说自己对经济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就中国的经济学而言，经济学家也就是用已有的知识，对自己的问题做一种应用性的分析，或者干脆当一名好的教师，向年轻人宣传经济学。当然，应用分析和做老师，也不是张三李四都可以做的，也有一个高低之分。但大略来说，在中国还不至于淹没了哪一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才能，得大奖的那一天目前还看不到。<br><br>喜欢经济学的第二个理由，是经济学的确对人类福利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人类理性进驻社会事务，应该说是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出现以后开始的。理性诉求可以追溯很远，直到古代文明，但那时的理性诉求只是试图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的思考方法，在社会领域还是少见闪烁理性光辉的见解。在启蒙运动发生以后，主要启蒙思想家开始在思想领域打破迷信，向古老教条挑战，但他们的理性主义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并没有真正为社会理性奠定理论基础。例如，最近读到雷颐的一篇文章就说明了这种情形。卢梭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国家只是自由人民自愿协议的产物，国家主权在人民；如果自由被剥夺，人民有权用强力夺回自由。强力不可能产生任何权利，只有契约约定才是人间一切合法性的基础。这里，卢梭有研究问题的正确的视角，他事实上把人们之间的相互行为看成一种交易，并需要交易的规则，而规则首先是自由平等。但接下来他的浪漫主义就不能使他继续保持理性眼光了。卢梭认为，每个个人为了整体利益，必须放弃个人的一切权利，甚至不能脱离契约。人民被虽然被看成是“主权者”，但这只是一个集合性概念，这个主权者并不对每一个个人做任何保证，因为它本身就是人民利益的体现，所以个人只能服从主权者。因此，卢梭强烈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湘声报，20020125）<br><br>如果把重农主义经济学和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启蒙运动才有了真正的理性主义内涵。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及其社会“是什么”，而不大关心它“应该是什么”，尤其不以个人好恶来决断社会应该是什么。这就和培根倡导的经验理性主义接上茬了。理性主义进驻社会，人类从此有了光明。国家治理中的蒙昧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与专制主义相得益彰）渐渐地收缩了地盘，政治家也渐渐失去了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华美包装。这个变化使得在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追求某种有限的平等自由不再是一种幻想。<br><br>直接对社会福利的增长做出贡献的经济学知识，在微观方面是“复式簿记”为特点的会计核算方法，在宏观方面是斯通主持下开发的国民经济统计方法（SNA）。<br><br>如果说“复式簿记”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至少也有赖经济学家的推崇与普及，而在我看来，这个簿记制度对于人类财富增长的意义远远甚于牛顿物理学的意义。应用性的微观经济学知识都以成熟的企业核算理论为基础。企业投入和产出有了比较的办法，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了预测的工具，财富生产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br><br>SNA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它的出现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创造。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被熨平了许多，SNA的运用功不可没。此前的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认识有偏差，而实践中ZF更是用政治家的经验主义来管理国民经济。象美国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多少与当时财政部长梅隆（美国大财阀）的错误政策有关。现在美国有了懂得宏观经济专家，又有了比较精确的国民经济统计，对经济管理的确比过去有章有法了。这几年的信息产业泡沫如果搁在30年代，美国恐怕是在劫难逃了。<br><br>斯蒂格勒说过，经济学家的意见对ZF政策不产生什么影响，这好象成为一些经济学家躲在象牙塔里的理由。斯蒂格勒的说法有片面性。政策的出台与利益集团的影响很是相关，这没有什么疑问。甚至诸如“利润最大化定理”也不是企业家行动的依据。但经济学家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下一代政治家，影响未来政治家的知识结构和社会理念。至于经济学家创造的工具性知识，对任何时候的ZF政策都会发生影响。<br><br>在经济学面前没有浪漫主义的容身之地，虽然经济学家可以有浪漫主义情怀。浪漫主义是政治家的天敌。政治家的荒谬行为莫过于要试图对人进行改造，如果这种改造人的冲动出自残暴成性，那不过导致一场短期的社会冲突而已，例如象塔里班之于阿富汗；如果因为政治浪漫主义而对人进行改造，必然要有一个华丽的社会语汇来包装政治的疯狂，象中国的“大跃进”。这种浪漫主义给社会带来的疾病更难治愈，最后还可能演变为一部分民众的集体疯狂，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有助于防止政治家的浪漫主义式疯狂。政治家把人看作“经济人”，并不去试图改造他们，而民众在剥离政治家的华丽外衣以后去看政治家，把政治家看作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部分工作者，只是在监督成本高的情况下，他们常常不守规矩而已。有了这种务实的看法，如果民众与政治家有冲突，大家总还可以对话，可以坐下来谈判。<br><br>上面讲得喜欢经济学的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因私的，第二个是因公的。人的一生时光短促，用来思考的时间更短。而思考才是做人的意义（这纯属个人价值判断）。幸亏有了经济学，我们不至于被一些无用的知识所蒙蔽，也不至于让一些假的科学命题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价值实在是大。大的方面说，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不知道犯了多少愚蠢的错误，自己作茧自缚，给自己立了多少荒谬的规矩和教条，也幸亏有了经济学，人们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研究社会，开始一点一点地抛弃迷信和教条，开始把社会事务的处理当作一种工程技术事务来处理，从此，理性在社会治理中扎下了根。经济学真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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