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先驱是德国人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他生于1810年9月7日，比马克思大八岁，1829年到1833年先后在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和公共管理学，毕业后曾当过律师和地方政府税务官，后来与他人合办过保险公司，后来退出经营，专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854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即《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他在书中的序言中写道："像哥白尼发现能够确定天体在无限时间中运行的轨道一样，我自信通过我的发现能够为人类准确无误地指明，他们为以最完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所必须遵循遥道路。"因此，他要把他20年来的研究结果告诉给公众。可是，他的书出版后只卖了几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感到失望和痛苦，在1858年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同年，因肺病去逝，年终48岁。终身未娶。
　　以后戈森的书下落不明，埋没于世。就连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雪尔在其编著的《德国经济学史》中也没有提到戈森的书。直到19世纪7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英国的杰文斯发现并肯定了戈森学说的价值与意义。期间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英国人亚当森教授（Robert Adamson）曾在德国经济学家考茨（Julius Kauts）的一册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中注意到，该书中提到戈森的书，但直到1878年8月亚当森才在德国的一个书店的书目中发现了戈森的书并购买下来，并把戈森书中的内容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给了他的好友杰文斯，1879年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言中，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并承认这些思想是先于自己的。1885年瓦尔拉斯也发表一文专门介绍了戈森。从此戈森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1889年戈森的书重印发行。历经整整三十五年时间，这不仅是戈森的悲剧，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难以想像，戈森看到他的理论不为人理解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失望、痛苦和身体上的病痛或许也有对世人的愤怒，默默地离开了人间。幸运的是，杰文斯-一个英国人最终让世人知道了德国这位可怜的人，这是德国的悲哀，也算是对戈森亡灵的一丝安慰。

戈森去世10多年后，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因此他们三人也被称为“边际三杰”，虽然瓦尔拉斯的经济思想超出了他那个时代。
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
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
边际效用学派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
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
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
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
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
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
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
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关于超边际分析，我们看看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写的序言能明白一些，杨小凯他自己说在他之后25年，他的理论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流行。

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的新学派。本书是第一本没有数学演算，而用图示和直观的描述系统介绍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专著。本书列入“经济学前沿系列”。　　

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文献车载斗量，读者不可能一一阅读，也难以作出筛选。这套丛书能让更多的人更容易、更快地了解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尤其希望为广大高校师生开阔视野、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开辟一条捷径。这里的每一本都围绕着作者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展开，追踪世界最新研究动态、研究内容和研究进展。 大专家写小书是这套丛书成功的保证之一。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经济学前沿系列中有中国背景的一本。很多人相信中国或华裔经济学家要在经济学前沿创立新分支或学派应该还为时太早，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却是一个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前沿的新学派。这个学派不但已在国际匿名审稿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相当数量和有分量的著作，而且已有了完整的文献综述（见Yangand Ng，1998），此学派的两本教科书的英文版本也即将于2000年出版。可喜的是，此学派教科书的中文版本（杨小凯，1998）先于英文版两年出版，而且在中国的学生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可说是使中国经济学者和学生比外国人更快地接触到系统的新学派教材。　　

目前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已有一二十篇，其中大部分也已在国际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而美国、欧洲、澳洲、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做新兴古典经济学课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增加。我们已申请到为期三年的一笔大型基金，将用来组织第一次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国际会议，组织专门的匿名审稿期刊，组建专门的国际互联网教学通讯网络，甚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　　正如一名匿名审稿人所言“杨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见美国学术出版社组织的匿名审稿报告）。　　

这个前沿专题与中国的关系有如下几个有趣的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使中国人特别长于组合数学的思想方法，而超边际分析的特点正好是组合数学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此专题中的不少思想虽然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存在，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实质问题是几乎同时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两个不同的大陆提出来的。而最重要的理论课题是由一群中国来的经济学者在美国和澳洲等地解决的。　　就我自己而言，这个学派的基本想法是我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坐牢时萌芽的。我当时只能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仔细阅读的结果产生了对价值论的一些新想法，也非常喜欢马克思对分工的描述，于是企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价值论，并将分工问题揉合进价值理论。我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自以为是发现了新价值理论。　　

后来我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与边际分析，拜倒在其精巧的数学结构面前。我发现想出的“欲望” 概念一百年前就已被用效用概念数学化。以此为基础的Gossen第二定理也早在一百年前发现。在普林斯顿做博士资格课程时，我开始系统地将原来的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比较下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少东西比我自己想出来的价值理论高超得多。但是我也发觉，新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分析却不如我自已计算出的一些模型。我花了不少时间与同学、老师讨论，以后又与我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同事和学生讨论，终于厘清我的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别。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终于最后形成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　　

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我坐牢的经历使我思想上既不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又不受新古典边际分析的束缚，是这个新学派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中国可以得到比在其他地方快的传播。毕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的创始人群中，中国人和华裔占了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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