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g-j-w和cinchy各金钱50。

我想有以下几个命题：在相同的GDP下，交易成本越小越好；交易费用的下降，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劳动分工，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市场规模扩大后，交易费用又可能上升，所以市场规模与交易费用及生产成本之间有交替关系。

下面我把韦森和薛兆丰的文章贴在下面，另外周其仁03年新制度学导论在第八讲科斯定理中有这方面的论述。

海上文谈□韦森

　　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张五常先生的断言是对的，那么，100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张五常先生是名满世界的经济学家，也是我们华人思想界的骄傲。早在20世纪60年代，张先生就在租佃分成制的研究上，拓辟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路。之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张先生不仅把握住了该学派奠基人科斯的思想精髓，而且发展、精细化了科斯思想，并在科斯企业理论和科斯定理的基础上，奠基了新制度学派的合约经济分析理路。张先生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界有口皆碑。而张先生本人，也成了当代经济学殿堂中公认的“大家”之一。　 　

大家就是大家。但越是大家，在思考到一个问题的最深层面上，越可能“woolly－minded”（凯恩斯称赞其好友哈耶克时的谑语）。这种思想深层上“woolly－minded”的东西，如果径直表述出来，就可能显得有些“乖张”，甚至“荒唐”。譬如，在对作为他自己一生学理分析集中意识的“交易费用”的认识上，张五常先生似乎就在这种深层的“woolly－minded”的思想和现实的结合上，出了问题。

　《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张五常先生说：“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对目前困扰在“张五常热”和“五常之谤”并存现象中的不少读者来说，读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这是张先生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洞识。从张先生说这句话的文韵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他自认为这是他的一大理论发现。但在下读到五常先生的这段话时，觉得问题可不这么简单。进一步澄清，可能会推进我们对“交易费用”和“制序（institutions）”概念本身的理解。

从学理上来看，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比例中的增加，是导致国民经济衰退还是增长？这一问题是在哪个理论层面上提出的？如果按汪丁丁的思路，把交易费用理解为“制度选择的机会成本”，那么它就与国民收入没任何联系。因为，它与现实根本“不搭界”，是用统计数字计算不出来的，也就没有“占国民收入百分比”之说。因此，如果在这个层面上使用“交易费用”这个概念，那张先生所说的这段话本身就有问题。 如果张先生是在他和诺思的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定义（即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以及与合约实施有关的所有费用）上使用这个概念———因为可通过历史统计资料估算，我们能够看到，正是交易费用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占GNP的比例）的大幅度增加，才构成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巨大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用现实世界的“交易费用”（或者说可统计出来的交易费用）概念，张先生的这段话，就只可以如此说：“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贫；增加少许，就大富。”具体的道理，限于篇幅，这里不能细说（详见拙文 《剑桥书简（五、六）》）。

另外，按照华勒斯和诺思（JohnWallisandDouglassNorth，1986）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张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100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睿智过人的张五常先生，怎么会贸然做出这一判断？细想起来，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张先生的“中央计划经济比较情结”。记得在《新帕雷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张先生曾断言，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的交易费用水平，要比市场经济高得多。因此，依照张先生多年来的一个理论信念，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大大节约了（或者说降低了）交易费用。但问题是，到底是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高，还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高？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一个研究视角、理论方法以及对交易费用实质的理解（如在计划经济中存在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交易）问题，甚至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其二，如果我们不考虑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况，而只考虑不同市场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交易费用的变动趋势，问题就明朗一些了。在这个研究视角和思考层面上，既然所有的统计资料和统计口径都表明，随着市场的扩展和人类的进步，交易费用在市场经济各国GNP中的比重随着历史发展均大幅度地增加了，为什么张五常先生还会道出这样奇怪的观点呢？究其原因，就会发现，张先生和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还都从直观上和情感上把“交易费用”看成是一种“坏东西”、一种“反角”，而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把交易费用真正看成是交易和交换得以进行的一种“促进力量”，一种“润滑剂”，一种促使交易得以发生的“棘轮机制”。与之相联系，他们也总是把“institutions”仅仅理解为一种约束，一种规制，而没有反过来把它们认作为某种使市场交易得以进行的“enabling mechanisms（使能够机制）”。 　　概言之，张五常先生提出的这一断言，不管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都问题多多。如果按张先生的经济学要解释现实世界的一贯主张来思考，他的这一断言有着内在的逻辑不一致性，结果有可能会误人子弟。 　　对本文，汪丁丁评述———我认为该文未尝算得批评，只不过指出张五常先生的明显错误。我完全同意韦森的观点。人人都知道诺斯的工作，发现交易费用往往随经济发展而占可计算产值的越来越大的比重，所以才会出现这类现象。例如，律师事务所效率上升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1）法律咨询的单位价格下降，从而社会更多地使用法律服务（较少地使用其他的契约监督方式），如果这导致对法律服务的市场需求扩张，那么就很可能表现为整个社会的法律费用上升；（2）许多原本不会发生的交易，在改善了法律效率之后变得有利可图了，故导致更多的交易（和由此而实现的分工与专业化），从而社会活动的总产出上升。现在我们看看上列两方面增量的比值：对社会来说，只要（1）的增量小于（2）的增量，那家律师事务所的效率改善就是一种经济进步。但是这不排除该比值大于完全没有效率改善时的交易费用与总产出的比值。于是，就有了诺斯的观察。又例如，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无法在原始社会里实现，而国际贸易，我们知道，每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往往超过同类商品国内贸易的交易费用，但仍然有利可图。如果一家公司从国内贸易扩张到了国际贸易，那么我们多半会观察到它的总营业额里面交易费用的比重会大大上升，尽管它的利润总额也大大增加了。

数据不是真相 薛兆丰《新周刊》第156期

常洗手的人很干净吗？未必。假如他终日跟脏物打交道，即使常洗手也是脏。常洗手的人很肮脏吗？当然不是。假如他洗手是洁癖驱使，那么他的手比一般人干净。

死亡率高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吗？未必。加州死亡率居全美之冠，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最适合养老。死亡率高的地方就适合居住吗？当然不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矿区，死亡率很高，以今天的标准看，那不是人住的地方。

不花钱看病的人身体健康吗？未必。很多穷乡僻壤，几乎没有医生和药物，即使眼睛瞎了，牙齿蛀了，骨头折了，也得不到医治。花钱看病的人就体质孱弱吗？未必，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那里的人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

洗手的频率是数据，死亡率高低是数据，医疗费多少是数据，但知道这些数据，并不表示知道这些数据背后的情况。同一个数据，既可表明一种情况，也可表明与之相反的情况。如果只知数据，不去了解情况，就会得出荒谬的臆测。

最近，经济学教授韦森先生发表文章，讨论“社会进步”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韦森教授说，“减低交易费用会推动社会进步”这一观点错了，因为美国过去有一百年的经济史统计表明，交易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所以——韦森教授指出——社会进步总是伴随着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不是“坏东西”，而是交易的“促进力量”。

按韦教授的逻辑，既然电话费、交通费、上网费占日常开支的比例，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大的，那就表明，信息交流的障碍、运输和迁徙的困难，都不是“坏东西”，而是交易的“促进力量”了。言下之意是，若缺少了这些障碍和困难，即韦森教授所谓的“润滑剂”和“棘轮机制”，社会都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进步了。

如此怪诞的结论，出自经济学教授笔下，是“只看数据、不看情况”造成的。须知道，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异地通话的费用，不是零，而是无穷大！发明了电话，通信的费用是从无穷大急跌下来，而不是从零暴涨上去。

信息交流的障碍，运输迁徙的困难，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人顶好生来就是顺风耳，顶好生来就是千里眼。那样，电话费永远是零，交通费永远是零。皆大欢喜。除了个别经济学教授，没有谁会感到社会缺少了什么“润滑剂”或“棘轮机制”。

美国的经济史统计，其实不难理解。从数据上看，交易费用（包括部分通信费用，部分交通费用，和所有用于警察、律师、经纪、银行家、文员、经理等职业的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了。但这只是数据，数据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至少同时支持两种对立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交易费用从无穷大降低到有限大，从而纳入了国民收入的统计范围——这种情况是好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有利于社会进步；另一种情况是，某些领域的效率下降了，人们得花更多的钱来办同样的事，从而使交易费用的统计数值上升了——这种情况是坏事，不管统计员如何点算，都会使经济倒退。

到底哪一种情况占上风呢？要谦虚地承认，我们得首先确认“美国那一百年的经济是进步的”，然后才能据此推断是第一种情况占了上风，即“交易费用比重上升”主要是由前一种情况造成的。我们只有先了解情况，才能据此理解数据的含义；反过来，我们则没有本事单纯从数据出发，去推知真实世界的情况。

想增强类似的推理能力，大家不妨找美国“教育考试机构（ETS）”设计的GRE或GMAT作文题来练练手。在美国，不管你想读哪一科的研究生，从数理化到文史哲，从工商管理到宗教神学，都得考个GRE或GMAT成绩。做那些题目不算掉架子。练过的朋友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单纯从“破案数字上升”来推断“治安情况好转”或“治安情况恶化”都是武断的。

交易费用产生于分工吗？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 20:17:14编辑过]

导师在国外，通过电子邮件给的解答：

你问的关于交易费用的问题，请你阅读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和杨晓凯的《经济学原理》中关于“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区分。在性质上，交易费用是GDP的减项，但GDP确实又与交易深度和广度正相关，制度的功能主要 是节约交易费用，但一个社会总量上的交易费用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而增加。

俺头一次发贴。以前看过期刊网的一片文章，该文认为“实践中的交易成本似乎可以分为两类，必要的与非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制度运行成本”。至于这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就看它内涵与导致的机制运行的成本高不高。因此，我认为，说到底，交易成本越低越好，到最终，它会低到帕累托均衡时的0成本。

似乎不是产生于分工吧。既然称为交易费用，应该产生于交易吧？不过分工似乎与交易密不可分，似乎杨格定义这么说，可查查杨格定理和斯密定理

迂回生产，只能代表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后是否交易费用就会升高？那电子商务时代的分工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一定比刀耕火种时代或者男耕女织时代的交易费用高？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

我是不是跑题了？或者对原文理解不对？请指正。我无人指导，可能很多看法错误，请各位指导。：）

1、如果将所有由于交易产生的费用界定为交易费用，那么显然分工深化会加剧总的交易费用。根据杨小凯（1998），分工的边界取决于分工带来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取舍。

2、但分工也降低交易费用，这是指每单位交易额的费用，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单位交易费用应该是降低的趋势。这应该构成不同制度竞争的动力之一。

市场范围的大小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很大。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千百年来，由于市场范围的狭小，商人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小，只要你家的东西好，自然会有生意。也就是说，在市场范围狭小的前提下，商家面对的交易费用比较小。

但是，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严重，你家的酒香，却可能无法让人知道。于是，商家首先要选好酒家的位置，还要做广告，然后才能酒香与否的竞争。这种情况下，商家面对的交易费用无疑大大增加了。由此形成的交易费用，与分工的深度和广度都无大的关系。

再请教一下，那应当如何评价分工的作用呢？显然总的交易费用会增加，而单位交易额的费用，却是“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降低，而不是因为分工本身。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又源于何处呢？分工在其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

分工有利于技术进步，这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说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分工与增长的问题。

个人感觉如果可以测度，那也许就不能称之为交易成本。如果可以测度，那就可以直接称之为成本了。正式因为那一度量，所以从用交易成本这个名词来解释一些问题。

当初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可不是为了避免度量。实际上，现在有很多间接度量办法，每年ISNIE大会上都有论文提到对交易费用的度量和经验检验。

总交易成本必然是上升的，但是平均交易成本是下降的它是人类社会有序化的度量。制度的目的也就是降低平均交易成本

得确有，虽然我没有仔细看过。不过如果可以清楚的度量，交易成本和成本在本质上也就没有太大区别。虽然可以强调这是“交易”产生的。但交易成本和成本如果放在效用函数中，两者对效用有和影响？比如说100元的交易成本和100元的成本有无区别？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成本都是成本，所有的收益都是收益。不同的是，这些成本和收益产生的方式不同，在效用函数中的位置不同，因此对总效用的影响不同。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交易成本和一般的成本似乎是经常可以转换的。比如说交通。在以前，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步行的成本可能难以度量。但有了交通工具就可以度量。谈判成本有时也是这样。如果请谈判专家来服务，这个成本就可以度量。签约成本，如果让法律专家来作，也就可以度量。

1、一旦一种成本能够通过市场来定价，那这种成本当然就可以度量，也就纳入一般的成本函数。交易成本很多应该是可以度量，即使一些抽象的交易成本。这应该不用和成本做区分。

2、如果不能通过市场定价，而是通过间接方式度量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交易成本。

但个人感觉交易成本的最有用武之地的方面，目前还是无法度量的那一块。

我觉得科斯当初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不是考虑能否度量，而是是否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事实上，很多生产成本也是无法度量的，比如科学研究的投入。现在的确很难区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确，很多间接的成本被冠以“交易费用”。

我想交易费用如果能像很多成本、费用一样被明确的界定以后，引入“交易费用率”这个指标能否说明目前这个“高好还是低好”的问题呢？

交易费用一旦被当作一个比例，就无法内生化，它通常不可能是线性的。

http://www.beiwa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22&RootID=33382&ID=33382&star=2

想对断刀叹兄提个意见： 均衡方法论通常确是兄台这里所展示的“最优”理念。 然而愚以为在很多场合下，这是对于均衡方法论的误用。 因为只有在诸约束条件相互独立时才适宜求解“最优”。 所以在谈论某个微观主体的一时之选择时可以求解“最优”， 但一旦扩展到较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时，便不可如兄台这般，以一个抽象的曲线来表示“最优”了，因为这时不能这么抽象。 就交易费用问题而言，我也认为不应从“最优”的角度来理解。 具体容日后再议。 我的理解不大好叙述，这里仅对断刀叹的提法提个意见。

续着啰嗦一下：
我认为这个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我们一贯有个交易费用的“摩擦力隐喻”的思想。

交易费用适宜完全比作“摩擦力”吗？
楼主的问题（也就是诺思第二悖论）就是一记耳光。

我是把交易费用的“摩擦力隐喻”换成“时间隐喻”来理解的，
觉得由此可以获得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

关键在于——以断刀叹的提法为例——所谓的“交易费用”和所谓的“财富”是相关的。
在物理世界，摩擦力完全是机械能的热耗，是自由能向热能的转化，也就是熵增的过程。
然而，交易费用不是。
表面上，我们也总能观察到“熵增”，也就是会发生所谓的“费用”。
但同时，我们往往还能在熵增的趋势中观察到“自组织”，
这时候，“费用”也就变得有意义了。

如果按照这个比喻引发的思路进行下去，可以到达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
未知可有其他朋友有共识，可相与探讨。

愚见以为，断刀叹的提法的实质便是探讨一个较“好”的产业结构，
因为他已经把交易费用与服务业等等联系起来了，
我认为这样理解交易费用是浪费了这个抽象的精妙概念，
产业结构确实存在较“好”、“最优”，
而断刀兄的提法完全可以消去“交易费用”的概念，因为在这个逻辑里这个术语这里是不必要的。

关键是——交易费用不是直接与某个具体的产业或经济行为相对应的。
它是不必用GDP来衡量的。
交易费用渗透于一切环节，无从量起。
否则，按照定义，我所从事的金融行业作为一个经营信息产品的产业以及作为提供定价的产业，是不是应该全盘算作“交易费用”呢？

为了更好的理解我所谓“渗透”，我便用了“时间”来比喻“交易费用”。
此不详议了。

杨小凯的理论就是关于这个的，但有些另类。 这种思想应该是可以主流化的，即我所谓的“时间隐喻”。

当然，我也没有怎么理解好杨小凯。而且也远不知应该怎么做。 只是妄自感觉。 只是感觉经常正确而已。

《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张五常先生说：“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曼昆的102号经济学把交易费用基本定义为谈判的费用,甲养了一条狗,乙被狗叫声所困扰,如果交易费用为零,甲和乙可以通过达成付费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甲和乙语言不通,需要翻译,就出现了交易费用问题,"制度"---规定养狗不合法在交易费用为正的这个时候就有意义.

好的制度降低单位交易费用,减少扯皮的时间和精力,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一个例子,传统体制农村集体劳动,白天干活晚上评工分,评工分这个程序就是增加交易费用的坏的制度,改革降低了这个费用就大富,张先生所言极是.

这个正是“摩擦力隐喻”啊！

这个理解是不完整的。楼主所问的问题就在于此。

按此逻辑，“熵增”对应“费用”。

我们就需要定义“经济学熵”——这是这套理论的基础。另外，经济学中“自组织”的“现实对等物”（或者我们以“自组织”描述什么）需要指出。

在这些没有解决之前，还不能简单地排除“摩擦力隐喻”。

还有最关键的是，“熵增”是就某一孤立系统而言的（当然有人愿意将整个宇宙理解成一个孤立系统），如果某一具体的经济过程对应一个开放系统（当然这需要我们事先讨论），“摩擦力隐喻”是否还不恰当？

祝融在本贴热闹的跟贴中重申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交易费用能否比喻为“摩擦力”？

我个人的观点是对此持保守态度。我们可以归纳出两者的不同点：1）物理世界有时需要一定的摩擦力，有时又必须尽力减少摩擦力；但是经济世界的目标就是不断地降低交易费用。既然是“费用”，当然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讲越少越好——尽管它会让部分人受益！2）Schmit说过，“采用摩擦力比喻交易成本是不合适的，机器是有目的生产出来，任何制约机器生产目的的事情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在人类组织的世界中，一个人的摩擦是另外一个人的机会，独裁者可能有零交易成本，但是难以符合被独裁者的目标利益。”这是说，物理世界的摩擦力分析没有人为的外部性，但是经济世界中由交易费用造成的外部性却是“有害的”。3）从度量的角度讲，我不知道摩擦力是如何具体度量的，但是它肯定不需要度量事物产生本身的成本，而交易费用最头疼的是度量事物本身，甚至度量“度量”本身！从最彻底的哲学观念来看，交易费用原则上似乎永远不可度量！

但是，我同sungmoo兄一样，也希望知道祝融是如何比喻为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