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性评论：经济组织的目的就是不断降低单位交易费用，但是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总的交易费用必然上升。这不是矛盾的现象。”

在张五常的文章中他已经说明交易成本占ＧＤＰ的比例（ratio）高收入国家要比低收入国家高。总的交易费用是上升的，这就好象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总利润上升一样。

交易费用的外延太广，其中许多是没有或无法统计进来的。

一个ironic事实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让人们注意“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学，强调经验的重要，但其核心“交易费用”却有相当内容是超验的（无论定性还是定量），人们经验（观测）交易费用有许多困难。经济学家常常根据人们的行为反推交易费用存在与否及大小，而不是先发现交易费用然后预测人们的行为。这样交易费用经济学可能更多地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但对“现实”无所不可解释的理论如果缺乏经验基础，就会成为宗教教义式的玄学。

理解交易费用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科斯所说的相对于企业的存在而言，也就是相对于一个个体企业而言，交易费用越低，企业规模越大，单位商品的总成本也越低。从这种静态角度说，显然是交易费用越低越好。二是诺斯所探讨的一个社会的制度性交易费用，也就是一个社会越发达，其社会交易费用越高。这是一种动态的角度，社会交易费用高本身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其原因可能是，社会越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一个社会需要投入到保障商品和服务质量、润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资源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一点可能是引起大家混乱的原因吧。

与sungmoo商榷。

交易费用无论定性还是定量都非“超验”的，而且是可测的。张五常认为，“"Transaction costs" must be defined to be all the costs which do not exist in a Robinson Crusoe economy.”，也就是说，“交易费用”是制度成本，这一点也得到了科斯的完全赞同（Cheung），这是定性方面。定量方面，张五常认为，“"Transaction costs" thus broadly defined are huge indeed. Variations cover the incomes of lawyers,financial institutions, policemen, middlemen, entrepreneurs, managers, clerks, civil servants, ... just　about all the conceivable costs in society except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physical processes of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关于可测性问题，张认为，“It has been argued that it is fruitless to study transaction costs, because it is frequently impossible to　measure them. This view is wrong. Fundamentally, measurement involves an assignment of numbers for　the purposes of ranking, and precision in measurement can only be judged by the extent of agreement　among different observers. To say that cost is measurable, or measurable precisel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it is measurable in dollars and cents. If we are able to say, ceteris paribus, that a particular type of　transaction cost is higher in Situation A t han in Situation B, and that different individuals consistently　specify the same ranking whenever the two situations are observed, it would follow that transaction　costs are measurable, at least at the margin. Testable propositions may then be obtained, and tha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当然要重视经验的重要，无论交易费用经济学还是其他经济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切理论都是方法论（吴承明，2001），理论正确与否或正确的程度如何，需要经验来检验。这个方面最好看一下Friedman的“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 in ide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43. ）

其实，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就是研究人类行为的，无论价值还是交易费用等，都是通过对人类的行为的观察来建立起来的。通过对人类选择这而不选择那建立起来了“价值”概念，通过人类在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些市场主体之间的选择观察而建立起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只有先验的人类行为，而没有先验的价值或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理论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也必须具有可反驳和可检验和性质。关于可检验性，这就是通过预测或已发生的实事来检验理论。其实，张五常说，早在1981年，他就通过交易费用的分析预测到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预测已经应验。在解释方面，Demsetz在其“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Demsetz, H. (1967), 5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7-359.）一文中已经用交易费用解释了产权的起源。交易费用理论不缺乏经验基础。

请大家顺便讨论一下交易成本为零和帕累托最佳的区别？

与ren商榷。

你提的第一个观点我赞同，第二个观点让我想到了一个解释方法。

必须考虑宏观的微观基础。按张五常所说，交易费用的计算应是扣除了生产和运输之外的一切费用。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从货币价值上来说，所占比重增大。我想这其实是一个货币化的过程。比如，以前自己做饭，不计入ＧＤＰ，也不需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现在经济发展了，到饭店吃饭去了，货币化了，就计入ＧＤＰ了，货币供应量也得增加。从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就是自我服务到市场服务的货币化过程，反映到交易费用上，从统计上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占ＧＤＰ的上升。

一家之言，请多多批评！

For Springbird:

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就是新古典的世界，理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就理解了新古典的精髓。帕累托最优就是所有的帕累托改进都已经完成的状态，用匹配理论来说就是存在一个稳定的“核”（core）。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满足各种边际替代率相等。当存在外部性时（顺便说明，张五常认为，有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外部性这个概念没有必要或无意义），必存在交易费用，一般均衡状态的条件被打破，存在角点解。张五常认为，即使交易费用为正，也满足交易费用约束下的最优，即成本最小，产出最大，满足帕累托效率。

基于经验的科学其要义在于，其中的每个概念是由某种观测方式（方法）定义的。交易成本是否如此定义？

说“某经济组织交易成本太高效率太低”这样的话，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无论如何强调它的“可经验性”（当然这种可经验性倒底如何定义还需要商榷）。因为经济学如果解释不了为什么交易成本如此高还存在如此高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就与其“理性”的出发点相悖。张五常自己也说过，现实是处处位于帕累托最优的，人们“似乎不理性”的行为是因为他们面临着特定的约束。如果不确切并可操作地指出交易成本如何经验，以及交易成本如何形成（重要的一条是贯彻理性原则），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意）用交易成本解释人类的一切行为，而不是先经验到交易成本再来预测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以人们的行为反过来推知并定义乃至经验某一具体状态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就不该用交易成本解释人们的行为，而是相反。这样的“交易成本”在理论构建中颇有“万物之理”的意味，等于把上帝引入了经济学。

如果谈方法论，还是多看看自然科学理论更好。当然这不是说Friedman的不好。Friedman的“通货膨胀”如果不以可观测的方法定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究竟以何种方式观测），他的通货膨胀理论不可能基于经验。我们是先感觉到“通货膨胀”来了，再判断货币供给大于需求更有理论意义，还是事先发现货币供给大于需求了，然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来了更有理论意义？

交易成本的“可测性”当然并不必然意味着货币化测量，货币化测量只是一种方式，但它毕竟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也许交易成本不同于偏好，它不是序数而是基数性质的，不仅可以比较大小，还要比较出差距或程度。经抽象而得来的广义的“交易成本”必须具有共同的测量基准，或者说可以用某种共同的“成本单位”（这种单位也必须是以可观测的方式来定义的）来比较（并说出差距），也就是说，所有交易成本具有相同性质，无论如何度量，各种具体的交易成本量纲相同。

我们用（先验的人类行为所解释的）后验的交易成本或价值来解释并预测先验的人类行为？

预测似乎可以，但解释则有问题。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解释功能远大于预测功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理解了爱因斯坦的这两句话，就理解了实证经济学的精髓。

Pure logical thinking cannot yield any knowledge of the empirical world. All knowledge of reality starts from experience and ends in it.

——Albert Einstein

We now realize, with special clarity, how much in error are those theorists who believe theory comes inductively from experience. Even the great Newton could not free himself from his error. (Hypothesis non fingo)

——Albert Einstein

转载张军的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

经济学是这样成为经验科学的 张军=文 2004年11月19日

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念过初级微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效率”在经济学上是作为约束极值被“解出来”的，因此，经济学上关于最优化的全部命题不过是一个关于效率的规范表述，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个“价值”而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性的理论。为当代经济学公理化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著名数学家德布鲁的书不就叫做《价值论》吗？但问题是，建立在这个价值体系之上的经济学在今天却是经验科学的一部分。于是，在我为研究生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中，我想选择说明这个与科学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

科学的问题总是让人着迷。阅读关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著作是２０年前我读大学时候的喜好。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读的不少，懂的可能并不多。现在读的少了，但懂了更多。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人获得知识增长的生物规律吧。不同的是，过去看的书总是有个信息上的边界无法超越，而今天能不自觉地将那些书的边界接起来，享受更多。开学前一周，我忙里偷闲阅读的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就为我心中那些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问题”增添了许多更具体的知识纽点。尤其是，《两个幸运的人》提到的５０年前一些与今天的经济学这个研究范式的定型过程有关的历史片段，给我的第一堂课平添了许多光彩。

在经济学的课堂上我们只管讲授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成就，但教科书上却很少涉及那些关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的历史故事。经济学的今天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济学的样子，就是今天的主流，尽管有些人并不喜欢这个叫法。毫无疑问，很多人为成为今天主流的经济学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个行列里，没有人能否认，弗里德曼在１９４７年完成并在１９５３年作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前言发表的在芝加哥大学首次问世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这篇论文以及由它引起的持久的讨论对新生代经济学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而且事实证明，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言”成为弗里德曼作品中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论文。

在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这篇论文确实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的文章与专著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附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４０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提法。这篇文章自１９５３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

弗里德曼回忆道，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写作期间，正值人们对边际分析产生怀疑的时候，“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这让我想到张五常先生在著作《科学说需求》中提到的另一个“愚蠢的”故事：一个叫的莱斯特的经济学者在１９４６年询遍波士顿的私人运输公司，试图想知道那些公司的雇主们是否知道他们支付给那些驾驶员的工资等于了驾驶员们在边际上的“贡献”。既然这些雇主们不知“边际贡献”为何物，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就被认为是“大错特错”了。无疑，对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缺乏基本的知识是导致这种愚蠢结果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终于懂得了，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以及由这些假设建立起来的均衡条件本身还不是解释性的理论。比如说，根据静态的最大化的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提供的），我们说只有在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状况才最好，但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对企业选择行为的解释。而要将这个关于“效率”的静态的、规范的均衡理论转变成解释性理论，我们需要从这个“价值论”中发展出可反驳和可检验的命题来。这个工作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比较静态学”。这个“比较静态学”使经济学变成了实证的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成了经验科学。当我们说经验科学的时候，其含义包含两个基本的性质：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有可反驳的命题构成的；第二，它的这些命题是可以用事实来验证的。

在解释人的行为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把那些不可观测到的变量处理为假设条件或者常量，而将可观察到的变量作为约束变量或者解释性变量。这样一来，就可以简单地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定义为“寻求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辩驳的解释”。这是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 和Ｓｕｅｎ在他们的教科书《经济学的结构》中给出的定义，我“喜欢”这个清晰而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几乎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分类区分了开来。

但是，需要我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对学生来说，这一点提醒特别重要），由于假设的原因或在很多影响人们行为的变量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信息，经济学对其可反驳命题的检验或测试仅是“边际”意义上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很少能够直接去检验或测试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整体函数关系，只能检验被解释变量针对解释变量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方向。所以，在比较静态分析中，我们要做的往往就是测定导数（即变化率）的“符号”。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在解释人类选择行为方面又被称为“边际主义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基本原因。

今天，比较静态学或者“边际主义”的这个范式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成为“主流经济学”（严格地说是“芝加哥学派”）的基本范式，但在半个世纪以前，能这样看待经济学的人还是极少数的，而且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这样的话语极易引起批评与争论。显然，今天的局面是由人们看待科学的思想进步造就的。

张五常先生曾经对我说，弗里德曼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统计学方面的。弗里德曼是一位统计天才。而弗里德曼自己也承认，关于实证方法论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开始对统计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由于实证方法论思想的影响，统计学的哲学基础也在发生着“革命”：统计学不是去发现真理，而是去帮助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这与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说实证经济学的使命是要解决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是惊人的相似。这样一个说法在弗里德曼１９５７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弗里德曼自己在《两个幸运的人》中提到，《消费函数理论》不是他最有影响的书，但却是对纯科学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书，因为这本书最忠实地遵循了他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的范式并且成为了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

从哲学意义上说，是实证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边际主义范式将经济学变成了经验的科学。在这个范畴里，不仅统计学和计量方法成为经济学家家族的成员，而且解释性理论的构造工作变成了一项充满灵性的活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它无疑需要智慧、理性与情感。也许没有比弗里德曼更能体验这个含义了。他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下面这段话语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进行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由推论或定理促进。”

而对于这段话，弗里德曼的夫人罗斯的评价更是精彩：“在我看来，这段话无意之中带有自传性质，因为它概括地描述了我丈夫的个性，正是这一点使他对经济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并对其学生造成极大影响。”

《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著，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

"Transaction costs" must be defined to be all the costs which do not exist in a Robinson Crusoe economy. This broad definition is necessary, because it is often impossible to separate one type of transaction cost from another: the toll collector of a bridge serves not only transacting customers but also police against trespassers.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inseparability does not hinder the derivation of testable hypotheses. Indeed, it is isomorphic to the case of joint production with variable proportions where average costs are not separable but marginal costs are, and so long as marginal costs are separable testable hypotheses may follow.

From:Cheung, Steven N.S.(1998),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Presidential Address We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个人以为理解empirical的关键是爱因斯坦的另一句话：物理学中的每个概念应由某种可操作的经验方式定义。

如果谁不给“同时”做出一个可操作的观测式的定义，谁就不可能理解相对论，也不可能理解物理学的empirical是什么意思。

经济学要想说自己是empirical，如果其中的概念不是empirical，就不可能贯彻到底。

这种定义的确很有见地。但有一点，单人世界是否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否影响单人的行为？

inseparability必然与“可观测”与“可量化”冲突吗？时空与物质间的inseparability是否使它们在物理学中都不可测？如果它们不可测，现代物理学会毫不留情地抛弃它们（正如抛弃绝对时间或绝对空间那样）。如果只是marginal量可测，那么从empirical角度说（如果贯彻经济学是empirical），这些量才是可引入的。

楼上几位的对话非常有趣，尤其是g-j-w和sungmoo的对话。

我理解，sungmoo兄的意思是，如果利用交易费用作为外生变量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组织的形式这一内生变量，那么必然要求外生变量是在经验上可度量的；如果要内生化交易费用，那么就不能反过来用经济组织的形式来解释交易费用。对吧？

我的看法是，作为外生变量的交易费用，在比较静态均衡下不一定要可以量化，好比效用本身不能量化不影响经济人的选择一样。关键是，我们能够至少定性地从方向上判别交易费用的变化？如果可以，那么甚至边际上的比较都不需要特别精确。换言之，我们不必一定了解A、B各是多少，只要知道A>B或相反就行了。这正是威廉姆森和青木的比较经济制度的核心思想。

当然，我不同意将交易费用泛化。我曾经在本版一个帖子里阐述了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精巧处理，比如典型的GHM模型。当经济学家们选择性地定义交易费用时，比如定义为信息不对称的效率损失，对未来或然状况的不可预测，他们可以成功地模型化并得出定性的结论。当需要经验计量时，人们会采取替代性指标来度量。例如，前面g-j-w提到的张五常用服务业产值的度量方法。

但是我认为，张五常的度量是非常粗糙的，它完全忽略了服务作为产品本身的价值。我指的单位交易费用，是指每单位标的的交易费用，这就不能用服务业的产值来度量，也许可以用通讯费用来度量。容易证明，我们的单位通讯费用绝对是下降的。

张五常的方法由于过于粗糙，从而引起了韦森的质疑，这其实意义不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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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我本人并没有把交易费用理论“神化”或“泛化”的意思，也没有着力维护这个理论的意思。我只是将我学习过程中的疑惑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当然，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理论有许多可替代的选择。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理论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只要一个理论在解释和预测方面合乎经验，就是好用的理论。

当然，交易费用理论问题多多，捧之贬之者皆有之，但这又何偿不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现状呢？人类社会丰富多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万千，甚至连基本的价值观也在长期内会变化，所以，会不断出现更有解释力的新理论代替旧理论。凯恩斯说，“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理论何偿不是如此？In the long run, all theories are dead!再说一句，我这里的死，并不是指“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痕迹不留。

其实大家有空可以看看过去几年ISNIE会议论文中计量交易费用的论文，无论如何，精炼TC是需要时间的，一方面期待微观计量的发展，另一方面期待有限理性模型的建立。

我觉得薛兆丰的“数据不是真相”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但是不够“学术化”，不知是否合各位的胃口。

一家之言，我觉得“请问交易成本高好还是低好？”问题提得不好！问题提得太泛了，应该知道，所有得问题的讨论都应该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你说人长得高好还是低好，不能一概而论嘛！这个问题，我说说本人的观点：

1）从交易双方角度而言，交易费用越低越好

2）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交易费用要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交易的摩擦力部分，也就是说交易的内耗，当然越低越好；另外部分，一个组织的交易费用是另外组织的生产性活动，也可以说是生产的分工，这部分理论上，是高是底都无所谓！补充一句，社会的发展，导致服务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部分服务可以归结为交易费用），但这并不能说明交易费用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