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图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讲。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演讲。

　　林毅夫：我想讲的题目，是从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的机遇跟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在低收入阶段的时候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在农业，农业是分散的在广大的领域，也就是农村。进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的阶段以后，产业结构从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让我们知道制造业跟服务业有相当大的规模，经济与要求生产活动必须聚集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就会从分散的农村集聚到城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从我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从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经济发展，确实给我们的城镇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机遇。但是同时，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可以讲说是改革发展还不到位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城镇化存在的问题，抓住城镇化的机遇，就要求我们深化改革。这是我今天想报告的主要的要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79年开始我们都经历了，在过去的33年当中，平均每年的达到9.9%，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奇迹。中国的人均收入从连非洲国家平均1/3的水平都达不到的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去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变成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差不多是非洲国家平均的5倍，从1/3不到到现在是大家的5倍。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很多，我们的贫困减少的数量达到6亿人。这个数字对我在做世界银行[微博]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是很有意义的。世界银行的宗旨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它从1945年成立以后，为了世界的减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减少的6亿人排除出去，世界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的而是增加的。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进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快速的城镇化的一个进程。在79年的时候，我们城镇人口只占总人数的19%，那么从79年到现在平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城镇化。所以到现在，我们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52%。那么这可以讲说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我们城镇化提供了机会。

　　我想讲的是说，这个机会还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如果展望未来，我相信中国还有潜力维持高速增长。中国还会进入到城镇化在52%的基础之上，继续提高的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到来。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从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在国内我多次讲，我们过去虽然33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但是实际上，中国还有20年每年8%的增长的潜力。为什么我们过去33年已经发展了这么快，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呢，我还相信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呢？实际上，你要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我前面讲的，它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有一点差异，就是我常讲的后发优势。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有多大，那就要看它后发优势潜力还有多大。我经常做的比较，就是跟我们经济发展态势相似的东亚经济体的状况。固然我们有33年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达到的发展水平只不过是日本50年代初的水平，新加坡60年代中的水平，台湾、韩国70年代中的水平。这些东亚经济体他们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8到9%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发展的路径、态势跟他们是一样的。应该讲起来，我们还是从潜力来讲每年8%还要维持20年，从后发优势角度来看是存在的。

　　如果说后发优势能够发挥出来，当然，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应该都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建党100年的时候，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在数量上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010年的基础之上翻一番。从现在2013年早2020年这段时间，大约维持每年7.5%的增长，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还有8%，从现实来实现7.5%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我们到2020年的时候，在2010年人均收入按照美元是4800，2020年我们可以达到9600，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币会升值，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一万两千美元应该是指日可待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因为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2千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如果第一个100年的目标能够实现，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高收入国家，而且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然后实现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他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台湾。我前面讲的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不只是未来七八年，还有将来的十几年都是有8%的增长潜力，如果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讲就像十八大提出的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我前面讲，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载体。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在过去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基础上，接近这样的速度在城镇化的进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远景，但是我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发现国内普遍存在的悲观的情绪。认为这个8%的潜力有不少的怀疑，这个怀疑并不是我的经济学的分析有问题，因为我应该学的分析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已经知道，你收入要增长，生产力水平要提高，一定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的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转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转移。这是必然的。那么既然跟我们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同样的基础上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的，对我们来讲，潜力应该是有的。当然发展这个潜力要用很大的努力。

　　我想国内有很多悲观的情绪是跟我们前面这33年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国民经济当中还存在的不少让大家有切肤之痛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首先环境污染的问题，北京很多主要的城市出现了雾霾的问题，再来，经济发展的速度虽然非常快，但是收入不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相当的普遍。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跟腐败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引起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是不断拉大的，而且现在不仅是城乡差距在拉大，城市内部还分成有户籍的居民，跟没有户籍的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会引起一些社会性群体性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很多人难以相信我们有这个潜力，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我们有可能去挖掘这个潜力。

　　现在的问题是说，问题是存在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必然有问题，要不然就不是发展中国家。其实发达国家也有问题，否则就不会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出现现在一些高收入国家高失业率，收入不平等的问题，ZF债台高筑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重要的是说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跟它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比如说环境污染的问题，我前面提到，经济发展过程必然是从分散的农业开始，然后变成集中的制造业慢慢的转移到服务业。在农业的时候非常分散，青山绿水，到了制造业的时候它是高能原，而且是高排放，高污染的。进入到了服务业的阶段以后，能源的使用密度就下降了，排放也少了，环境也改善了。对中国来讲的话现在的污染问题，一方面确实ZF应该加大力度治理，把现在各种环境标准有标准的一定要执行，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是跳不过去的。一个城市可以跳过去，一个国家是不可能跳过去的，尤其对13亿人的大国，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大概还是必须客观的来看待这个事实。

　　随着收入的继续增长，产业结构中间往服务业转移以后，那么就像其他走过来的国家经济，不管是工业国像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还有二此世界大战发展起来的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耳一样，我想过了一个阶段以后，这个问题是可以缓解的。对于谈到的收入分配、腐败、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城市内部的户籍人口跟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我认为是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要是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79年开始的改革，是在79年之前我们推行的一段相当长时间30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齐国家之力建立了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对我们国家相当重要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些重工业体系有一个特点，它是违反了我们资本短缺、穷二白的基础优势，所以在开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当中它是没有支撑能力的，是需要保护补贴，才能够存活的。它不仅需要保护补贴，还有一个后遗症是，投资非常多，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城市里面容纳就业的能力相对少，为了避免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就设立了户籍制度，把人分成城里人和农村里面的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我们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的国情当时的实际状况。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把所有ZF给原来的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支撑能力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把户籍制度取消掉。这是休克疗法，它的用意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如果所有的保护补贴都取消掉的话，导致的结果，那些原来建立起来的企业都要垮台，它在城市里面雇佣了20、30%的劳动力面临失业，必然带来的社会的矛盾、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经济垮台，而且长期的疲软，复苏乏力，这基本上是苏联东欧面临的问题。而且如果把户籍都取消掉，那么你必然会，农村低收入的公共服务设备比城市里面低的人大量的拥进城市，而城市里面又没有就业机会，这样的情况下，休克疗法必然带来经济的崩溃，城市里面的人没有工作，你新进来的人更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像拉丁美洲或是非洲或是南亚的这些贫民窟、失业人群非常多的贫民窟的问题。索性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是一个务实的这种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一方面给我们的国有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维持稳定，二方面放开对原来符合优势的产业的进入，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些产业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发展的非常快，这样就稳定跟快速发展的同时达到。

　　为了避免大量的农村人口一下子都进城享受城市里面比较高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在劳动力流动上同样也是双轨制的。允许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但是不给予户籍，不能跟城市里面的人享同样的均等公共服务，这样的做法有什么好处呢？一方面当然是减少了城市自己的负担，但是同时也使那些只有进城以后有工作的人才会进城。如果你进城没有工作的话也不会享受到城市里面比较好的公共服务，还不如留在家里种地。这也就是避免我们过去30年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像现在在南亚、拉丁美洲、非洲出现的社会的一个贫民窟的问题。它带来的问题就是收入不均的，因为一些保护的产业，我们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只有这些大企业得到资金的服务，而得到资金服务，它的价格是低的，拿到补贴的，谁补贴它，是把钱放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农民。同样的情形矿产资源的税基本上是免费的，谁拿到矿产资源，谁就马上变成亿万富翁，还有一些服务业，像电信、交通等等的垄断，这些措施都是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不符合的一些制度的安排。它导致的是什么，收入往得到制度保护的大的企业的人，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些都有很大的租金，就形成了寻租。这是经济学的术语，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就是贪污和腐败。

　　而且在这些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也享受不到很多的待遇。这个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些问题根源是由于在早期的时候应该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策，为了我们的稳定跟发展付出了代价。但是到今天应该是应该改了，如果不改的话这些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的扩大，跟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会激起民愤。对建立美丽中国，中国梦的实现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应该改。而且我认为，到了可以改，为什么可以改，因为在80年代初期，9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的，资格非常短缺的国家。我们今天是一个即将迈入高收入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资金已经不是在短缺了，这些资本密集的产业绝大多数已经符合我们比较的优势。比如汽车产业，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每年出口汽车100多万辆，我们的装备业是可以跟德国的，美国的装备也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以那些原来不保护不补贴就活不了的企业的今天，给他们补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除了跟国防安全的产业需要国家财政补款补贴之外，其他的应该不需要再补贴的，所以金融上利率应该市场化，而且应该发展给千千万万的农户，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然后在资源税费上提高高合理的水平，在垄断行业上允许民营经济进入。没有资金，一方面可以减少贪污腐败的现象，而且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的如果说ZF不再需要补贴这些产业的话，ZF也就有更多的资金和能力来解决拉平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问题。而且拉平城市里面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的问题。不是把城市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往下拉，而是把非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往上拉。人不管是在农村或是城市，你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先到还是后到，得到的公共服务应该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前面所讲的未来20年、30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潜力就能够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当中，大家齐心协力把它挖掘出来。

　　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讲了很多话，我对他提出的中国梦深有同感。因为中国梦是什么梦，是中国老百姓的梦，我们离这个中国梦的实现距离是跟近的，我们存在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所遗留下来的过去体制不完善问题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与时俱进的，深化我们的改革。能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梦一定会实现，这样的话城市化会迎来另外一个春天。谢谢

　　必须承认建城区是要扩大的，再怎么处理技术的问题，也必然会带来征地问题。拿来的地皮怎么做，突出的矛盾就是住房怎么解决，不要光盯着商品房

　　【财经网记者 高子涵】“3600万套保障住房，它解决的是城市当中的低收入阶层居有所居，这要靠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房。这个做的好，商品房市场的房价问题就不会像现在一样成为唯一一个核心指标，成为人人都处理不好的问题”，3月30日，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一：土地征收与财税制度改革”如此表示。

　　贾康表示，必须承认建城区是要扩大的，再怎么处理技术的问题，也必然会带来征地问题。拿来的地皮怎么做，突出的矛盾就是住房怎么解决，不要光盯着商品房。从土地开发到成品交易环节，住房的交易环节到保有环节，结合中国的经验和中国国情，要做一揽子的顶层配套改革处理，光做哪一个点是没有出路的。

　　谈到税费改革时，贾康认为，中国不可能比照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而要借鉴日本的合理框架模式，还要配上阳光融资制度，即地方债和市政债，还要形成省市的两级的制度。最后，这些事情必须基于市场机制。比如资源税就是基于市场机制给一个依法可预期的经济参数，让中国至少4000多万市场主体和我们所有的居民在它的影响下大家一起节能降耗，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低碳化生活，否则没有这样的一种真正长效起作用的机制，所有的节能降耗，绿色城市都是空谈。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财经网首席媒体支持，于3月30-31日在上海美兰湖举办。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特邀评论员杨禹主持论坛。

　　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于3月30-31日在上海举办。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同举办。新浪财经视频直播本次活动。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央电视台特邀评论员杨禹主持论坛。

　　目前为止开发银行给各地ZF的贷款达到了5.8万亿，目前余额还有3.3万亿。我们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有0.3%。

　　【财经网记者 要雪梅】3月30日，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总监、国开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张旭光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三：城市投融资与债务风险化解”上透露，截至目前国开行给各地ZF的贷款达到了5.8万亿，余额还有3.3万亿。

　　张旭光说，中国从1998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率先对地方ZF提供了融资平台贷款支持，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9年的历史，目前为止开发银行给各地ZF的贷款达到了5.8万亿，目前余额还有3.3万亿。我们的生产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不仅有利于支持了各地的城镇化建设，我们的不良贷款率也只有0.3%。

　　张旭光继续说道，最近我们谈到城市融资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些的议论，甚至说对地方ZF的融资平台提出了异议，甚至有时候把债务的风险，唯一的一个观点放大化。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城市建设的面貌和城镇化的水平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我们有一个好的经验，就是我们ZF的组织优势和开行融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