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乏追求客观真理的传统。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布鲁诺与方孝孺之死》，比较他们为什么死。两人都死得很壮烈，很有骨气，为他们所坚持的原则而死，但布鲁诺坚持的是日心说，是与现实利害无关的真理，方孝孺坚持的是朱家朝廷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很说明问题。中国文化对人际关系很重视，发展出一套成熟的伦理关系，但是缺乏一种对跟当前现实没有关系的抽象真理的追求。我虽然对国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从小念了那么多中国的书，我看来看去，看不出一种这样的求真，跟现实生活、人际关系以及朝廷兴亡没有关系的一种真理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李约瑟先生也许对中国太友好了，他写中国的科学和文明史，就是不敢承认中国传统中缺乏科学精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古代的确有很多辉煌的发明，比如我去四川看都江堰，我觉得伟大极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发明都是点点散落在那里，就不能总结出来一套理论体系，从此再上一个台阶呢？这和欧洲科学发展史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其他因素（例如社会制度）外，就缺乏一种追求抽象真理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科学精神也开始进入中国。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五四”有很多缺点，这是肯定的，也不能够求全，但是纵有千般不是，“五四”至少看到了两个精髓——民主与科学，这是从传统里面挖掘不出来的，一些人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这点，这也是不讲科学。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但是有科学，但是我们重视的还是科技而不是科学精神。
　　所以，你们杂志叫《民主与科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讲科学精神就要讲逻辑。现在理论界的很多说法，就不太合乎逻辑，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我们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本来社会主义思潮之兴起就是为了平衡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当有人指出我们现在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另外一种说法就出来了，说因为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原始积累”的过程，200年前的英国，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社会不是贫富悬殊么？这个逻辑的前提就是把大前提偷换了概念，你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社会主义本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怎么还“原始积累”呢？这个完全不合逻辑嘛，但是现在不少人都在说，包括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都在这么说，一说优越，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一说弊端就与200年前的英国比。我想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这些逻辑搞清楚，这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