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老师：
您好！
    两个问题：
    1.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现实中会遇到颇多挑战（而且越依赖这个假设，面对的挑战就越大，比如微观、博弈论等），行为经济学可以算的是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但还是没能很好的与现实接轨。我觉得主流经济学貌似没有给予“人”更充分的研究，也忽略了人与人间的社会互动（可能由于读书量的关系，认识不一定对）。我一直觉得，接近于真实的学问才是好的，否则只能算作一厢情愿，但我总感觉当下的经济理论与现实间存在不小的距离，这让我学习经济学的热情多多少少打了些折扣，所以请丁丁老师解惑。
    2.如今我对制度、激励、约束以及自发秩序等问题很感兴趣，不过由于学识尚浅，总感觉进不到门里，只是在门外踱步。还请丁丁老师推荐些可以进到门里的书目吧。
谢谢！

丁丁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性差别和共同之处，虽然对此有许多版本的解答，但我还是想听听丁丁老师对此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GDP制度的问题，很多人士都认为以我国现行的GDP制度评价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缺陷，丁丁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有，存在哪些问题，该何改进呢？

汪老师：
      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解答问题，我的问题是：由于前段时间国际黄金价格下跌，掀起了我国又一股炒黄金的热潮。这和几年前全民炒股，以及后来的全民炒房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现阶段黄金价格又出现了回升，如何理智的投资又成为老百姓们热议的问题，想请教您在这方面面的看法。谢谢！

坛友1981wyl：
汪丁丁老师您好，很荣幸向您提问：
Amartya Sen在”The Idea of Justice“中区分了正义的两种范式——”制度+先验“和”现实+比较“，基于这种范式的二分法，我提出的问题如下：
（1）布坎南与Sen的学缘紧密，但是布坎南的正义理论却不能套用二分范式中的任一。Buchanan强调制度，但他认为不存在任何人类可以掌握的先验式的绝对真理。布坎南的想法是，应该在现实可行的制度之间进行比较。于是，布坎南的思路似乎可以概括为”制度+现实+比较“。可是，布坎南却习惯于使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作为正义问题的标准分析工具，这正是Sen所批评的先验方法典型。请问，您如何评价Buchanan的思路，其中是否存有内在紧张。
（2）休谟——哈耶克——宾默尔这一思想史源流，从演化的视角理解正义，这似乎也无法容纳入Sen的范式二分法。请问您认为演化进路和Sen的进路是否可以有交集。
（3）如果前面两个提问和其他一些理论困难，显示了Sen的正义观念的一些缺陷的话，那么请问，这些缺陷是否与Sen比较严厉的二分法有关。因为正如Hilary Putnam所认为的，一切过于严厉的二分法都是一种形而上学。
汪老师A:
从你的提问，我推测：1）你读的是中译本，2）你很认真读了森2009年这本重要著作，3）你有充足时间读这本书，而且你的知识结构很完整，这些都意味着你不是急于挣学分的大学生。我在今年即将发表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正义问题》里花费相当篇幅处理布坎南与森的正义思想。这部讲义，很厚重，至少与《行为经济学讲义》同样厚重。我心里最喜欢的，正是你在第（2）项里勾勒的休谟-哈耶克-宾默尔的思路。这一思路，在宾默尔 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表述最清晰（你在北大校园网可免费下载）。不过，我之所以推重森晚年这部作品，也因为他在这里更加强调斯密的苏格兰启蒙思路，即你所谓“现实-比较”的思路（这真不是好的翻译）。因此，森似乎故意要偏离自己以往的社会选择理论+中左立场，而是要回归斯密和休谟。至于他是否有过于严厉的二分法，不同读者有不同理解。我认为他不会简单至此，因为他晚期常在文章中穿插讨论印度智慧。感谢你的发言，或许是这次对话到现在为止我听到的最重要发言。

汪老师您好：
接着我之前的提问和您的回答，我有一些新的问题向你讨教。
（1）Sen确实在晚年更重视苏格兰的启蒙思路。但是，Sen与Hayek对待苏格兰思想时，侧重点似乎有所不同。Sen看重的是斯密的同情心概念和中立观察者设置，而Hayek则认为休谟等思想家的启蒙思想中含有秩序的演化论思想。基于此，我斗胆认为Sen抓住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器”，而Hayek则把握了其中的“神”。因此，Sen的正义理论是静态的，而缺乏一种动态演化理论。
（2）窃以为，Buchanan的思想与Hayek的思想不仅有表明上的冲突，也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自由、市场与国家》和其它一些论文中，Buchanan认为Hayek的思路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自己的工作以哈耶克的“文化—制度”共生的观念为前提。这从Buchanan晚年对“相对绝对的绝对”和“Status quo”概念的愈发重视可见一斑。
当然，二者的理论中都存在一些疑惑。
第一，当哈耶克要对宪法制度进行改革时，理性建构主义的色彩不可谓不浓。对此，哈耶克在1994年的“Hayek on Hayek”中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说服不了我。
第二，布坎南晚年希望通过宪法专家和专业的道德宣导机构来解决宪法知识和宪法伦理问题，这不仅被哈耶克的思路所不容，而且我也表示深刻的怀疑（这可能与我辈生活在天朝，周遭充满了装扮成知识和道德的意义形态宣导有关）。
第三，布坎南晚年提出general principal，作为对宪法性质的规定；而哈耶克认为generality只适用于私法，宪法是公法，不可能具有generality。这之间的分歧我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哈耶克，但是如此，在简单多数投票已经成为民主的默认形式的前提下（所以布坎南才会无奈地从原来的立场后撤），宪法就有失去规定性基础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尤其想听听您的意见。
（3）哈耶克在晚期著作中经常使用group selection的概念，这似乎与他坚持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冲突，Binmore的著作我读的不仔细，似乎没看到给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答案（不好意思，这多是我的揣测，因为实在读的不细致）；Bowles和Gintins的思路是否可以回答哈耶克的这种内在紧张？您说的Binmore的那篇2010的文章，是否是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的“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感谢楼主分享

支持

看到丁教授也是数学转金融的，我想问您个不太专业的问题：
我看到最近几年金融数理化是一种趋势，所以打算报考计量经济学或者金融数学，并且有有立志在这一领域做出点学术成果。但是看到您说金融还是应该以实证为主，过度数学化是不科学的，我又比较疑惑研究金融或者经济是否应该从计量、数理入手......恳切老师指导！

汪教授，您好！我想提问：1，逻辑学三段论，在经济学研究中是否应该成为标准？2，如果三段论不能成为标准，那么我们应该利用何种逻辑方式来展现研究的清晰与精确？3，我认为数学逻辑是一种清晰地研究工具，但是如何保持其与实际对应的可操作性？

1981年出生的？很优秀。思想史家流传一个看法：有两个哈耶克。你可能知道，Vernon Smith特别发表文章批评这一传说，他坚持只有一个哈耶克，同样，只有一个亚当-斯密。类似地，1994年之后，学术界流传关于有两个布坎南的看法。我在“逝者布坎南”里大致表达了我的不同看法。今年五月，我在“东财-清华”政治演化研讨会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这样的命题，我反复讲解过，但听懂的人很少。我推测你能懂，那么，请你到胡舒立的“思享家”网站，去读我这篇文章，很短，但很艰深。不过，每一句文字后面都有括号，里面是文献征引，供读者进一步研读。你这些新的问题，整体而言，我在这篇文章里解答了。这是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哈耶克，布坎南，森，无一幸免。其实，你和我也不能幸免。不要试图从桑塔菲学派找到解答，他们，Bowles and Gintis，其实相当浅。

汪老师，您好！请问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怎么样？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还有，能不能谈谈您对房地产行业的看法，您觉得房价会降吗？

请你到我的搜狐博客里找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可是，你没有读过诺斯1990年那本书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这些常见问题，我强烈建议你读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

你可以提供一个清楚的定义吗？什么是“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学生和老师，被这些荒唐的大词儿，耽误到什么程度呢？

典型的记者提出的问题。我拒绝记者。

你到北京的金融街实习过吗？感觉到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三段论要成为标准？你可能不熟悉逻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类似的问题，我在许多文章里解释过。例如，“数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吧？

学习

我记得回答过你的问题，不晓得为什么被删除了。

我记得评论过你这篇发言。不晓得为什么被删除了。

下午我再来看看。三点。以后呢，抱歉，不能常来了。

总的感觉是，这里虽然是国内仅有的大网站，持续时间也很长，难得。但同学们的问题，水平却远比以往低。而且也比我在东财实验班的学生的水平平均而言低许多。为什么呢？因为，来这里发言的同学，其实还是疲于奔命，无暇读书，尤其无暇思考的。人生太忙，要思考，就必须停下来，不停，就无法思考。这是阿伦特的观点，她很重要，我写了许多文字推荐和探讨她的思想。抱歉，这几天，我试着回答每一留言，可惜，这里的情况与北大和清华一模一样，令人失望。当然，我会坚持到今天下午。

请问：制度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已经确立，将来能在哪些方面可以突破？

汪老师好，代替一位热心微博网友发问：

“我请教汪前辈一个问题: 如何以经济学思想史为文献基础，综合行为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来研究演化社会科学的制度分析基础及其中国改革实际？”

丁丁老师：

你好！

我知道您是国内新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有多种多样，包括布坎南等人均尝试对其下过定义，但是感觉前人的界定还是有点模糊。您能不能结合最近些年对新政经的研究，对其下一个定义呢？如果能结合一下中国的实际国情，就更好了。谢谢您了！

丁丁老师：
      我对行为经济学有些兴趣，请教个问题。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通常修改了新古典标准的“理性人“假设，并且这些假设的修正通常也被宣称有心理学的基础或经验上的证据，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了。据此，是否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方法或多或少不同于新古典的工具主义而有走向实在论的趋向呢？
      可是，如果能称得上是实在论，实在论的坚持似乎并不容易。当年萨缪尔森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可是，他自己的分析却又被人质疑仍然是工具主义的。是否随着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在论的坚持更加可能了呢？
      修正标准的”理性人“假设，是否仍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的前提假设包含了人的动机、理性、外部信息等多个方面，在对标准假设修正时，修正的”组合“更多了，好处可能是：有可能对纷繁复杂的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可是，可能存在修正标准假设的不同方面或曰不同的修正”组合“均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的现象。那么，行为经济学修正假设的思路是否也埋下了甚至更加严重的工具主义的”地雷“？似乎Rabin或Camerer关注过这个问题：一些人冒着行为经济学之名胡乱修改假设来解释”异象“。而这一问题，是否也仍有待于通过接受经验的检验和更扎实的假设构建基础来解释？
     PS：我简单查阅了一下实在论，发现有很多的流派，一时也理不太清。我在这里粗略用到的，先大致等价于工具主义的反面，即强调假设还是贴近现实，然后进行逻辑的推导，据以获得对经验事实的”真实“解释而不是工具主义的”撞上“现实。

       现在不读书的大学生，不仅在数量上而且毕业之后成功（请定义）的概率（请提出测度方法），都已超过了在大学里苦苦读书的大学生。为什么？
    汪老师，您好！这一问题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89之后，整个社会思想已经被阉割的太厉害，七零后很有批判精神，但是七零后这些人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而年青一代多是人云亦云，这就出现了您说的提问问题水平下降。事实上这个人大论坛的变迁也是这样，前三年之前，还有些学术探讨、独立思考，现在充斥一些发文章技巧，和骂人的暴戾之气。
    成功在多数人的定义下无非是名气和权力、金钱，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起薪已经和民工显著差别，所以不读书反而有可能更少受毒害，或者更真诚。当然不读书也许更没有道德底线。总之，新的读书无用论蔓延。这将极大地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个体的最优导致损害社会整体。
    说道这儿，有必要说一下腐败。腐败也绝不仅仅是官员的行为。尽管腐败和权力结构有关，例如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中央政府为发展经济，必须对地方政府有所激励和分权，但是相应的监督丧失，腐败就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城管、一个普通警察都会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这些是靠民主也无法解决的，例如印度。停车场收费，要发票，保安收5元，不要发票，2元。中国社会已经演化成群体的恶。

汪老师，您好，我现在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马上毕业了，本科学的是统计学，经济学没怎么接触，通过两年的研究生学习，我发现自己对人的行为，或者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比较有兴趣，比如个体通过非正式网络采取集体行为与雇主谈判来获取收入的提高，ZF提供公共转移会改变原先激励结构进而影响子女对父母的尽孝行为。之前对行为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接下去打算继续读博了，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往行为经济学方面发展，想问下汪老师能否提一些建议。谢谢

汪老师，您好！我一直有个困惑，在国内为什么一些理论基础并不扎实的，对经济思想并不是很熟悉的人也能写出论文来？似乎写论文就是看几篇文章，运行一下软件就行了，并不需要平时的积累，并不需要下功夫去读经典原著。我就有这个苦恼，我很想踏踏实实地学习经济学，所以花很多时间去读原著，结果到头来学院要求发论文的任务都完不成，而其他人只是看论文就行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对经济学学习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请汪老师指点迷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