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印度软件外包标杆企业
InfoSys
InfoSys一直被称为印度IT业的神话。它成立于1981年,当时仅有7名员工,但是因为善于抓住机遇和依靠ZF的优惠政策,二十几年间InfoSys便发展成现在拥有52000名员工,在世界17个国家设有分公司的跨国企业。在印度,如果哪个年轻人能够获得Infosys的职位,那真是一件值得阖家欢庆的事情。当然,聘用当地人的成本也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这相比印度企业视野中的整个欧洲大市场,已经算不得什么。而且欧洲客户相比与美国客户的一个优点是获得了第一个合同之后,双方基本就成为了可依赖的合作伙伴,会保持长期的业务关系。就这样,印度外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大量聘用与目标客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当地员工──敲开了欧洲市场的大门。后来进入欧洲市场的InfoSys、TCS(塔塔)等基本都是借用了这一方式。据InfoSys的一位德国业务主管介绍说,“虽然我们提供的外包业务给他们带来了益处,但只有尽可能地采用德国人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和他们合作,而直接聘用德国雇员无疑是最佳的一个捷径。
Wipro
Wipro的发展则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自1945年成立后,这家就公司先是从事传统的日用品行业,然后从事计算机硬件的生产,因为当时IBM的退出,抓住这一机遇公司得到快速的发展,并积累了原始资本,为其后软件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在这条通往软件的道路上,Wipro蹒跚行走了近二十年。现在Wipro是全球第一个PCMM Level 5和SEI CMM Level 5公认的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外包公司,其员工总数也已经40000万名。在很多业务的拓展上,当印度的一家公司趟出一条路之后,其它的公司都会以此为榜样迅速进行模仿,欧洲市场的开拓就是显明的一例。虽然在对美国的市场上印度企业屡战屡胜,但是欧洲的市场却迟迟打不开,对这一境况,Wipro公司体味的更为深刻。当时Wipro想争取德国公司的晶片和软件设计外包业务,但面对缄默的德国人始终难以撬开对方的真实意图,其市场人员回忆说“不论自己如何解释,德国公司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聘请到一名德国工程师后,Wipro才有了茅塞顿开的感觉。因为这名工程师的外表、谈吐及思维方式都与Wipro未来的德国客户有相同的习惯,这样相比印度的老板更容易让德国人消除恐惧——毕竟要将高科技产品中的生产和后勤等服务交给相隔半个地球而且讲不同语言的印度去完成,并不是那么一件让人特别放心的事情。结果也证明Wipro道路的正确,这位德国工程师丰富的资历与背景为Wipro发现和赢得了大量的客户。目前Wipro在瑞典、英国、荷兰及芬兰等欧洲国家均设有类似德国的开发中心,每个开发中心都非常强调启用当地人才。
印度标杆企业的发展策略
因为经济发展的缘故,印度国内的软件需求并不强,大部分都是作为加工厂一样“为她人做嫁衣”,但这条道路让他们尝够了甜头。现在印度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只在自己的国土上承包业务,面对全球化的市场,他们卯足了劲要开拓全球市场。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印度的几个大型软件企业已经有资本通过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进入他国的市场——收购!这也是其它软件公司如IBM、微软、HP等公司已经使得纯熟的手法。
依然以Wipro为例,来看一下它的收购历史。2003年7月以2400万美元收购波士顿一家技术咨询公司美国管理系统公司;2004年5月以1900万美元收购金融服务咨询公司Nervewine;2005年12月分别以5600万美元收购奥地利的一家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和2800万美元收购美国信息技术公司mPower等,现在Wipro的收购还在继续。其董事长Premji的目标就是让Wipro进入全球IT服务公司的前十强。而TCS(塔塔)在2004年因为收购了美国一家做保险业整体解决方案的Phoenix Global Solutions公司,引起美国软件业的一次轩然大波,2005年又以2600万美元成功收购总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顶尖核心银行业务解决方案供应商——金融网络服务公司。这里列举的收购案例仅为冰山一角,但充分说明印度在逐渐通过收购高端咨询业务扩大自己的现有软件产业链与规模,形成国际软件外包中心,也近而使自己在核心业务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在虚心向美国及欧洲学习之后,现在印度反过来已经可以到其它地区包括美国与那些大型外包服务供应商争夺订单。现在IBM这位从前印度多家软件外包企业的老师,全球最大的IT公司已经开始把Wipro、TCS等放在自己的竞争对手列表里,而这张列表里主要包括微软、甲骨文、惠普等IT业耳熟能详的世界级企业。这对Wipro或者TCS来说都是一种殊荣,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有了和这些企业“平起平坐”的资格,这也是对他们能力的最好认可。
现在为了能更好的服务或者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有些印度外包企业还把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搬到美国,如Wipro现在已经把研发中心从班加罗尔搬到离客户更近的美国加洲的圣克拉拉,并雇用了前GE医疗系统公司经理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Wipro的理由是这位经理更熟悉美国公司的运作体系。
在扎根服务于欧美外包市场的同时,印度并没有忘记另外一块巨大的蛋糕,那就是日韩软件市场,尤其是日本,现在日本已经是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软件发包国家。虽然在对日外包方面中国现在要强于印度,但印度人自有自己的发展策略——以中国为跳板抢占日韩市场。2002年Satyam(萨蒂扬)就率先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随后InfoSys、TCS及Wipro等外包巨头也先后落户上海浦东软件园,形成了当时投资中国的一波高潮。经过一年对中国市场的熟悉,Satyam立刻在上海成立自己的独资公司,同时为此公司下了三大任务:先服务好Satyam现有的欧美客户,然后瞄准日本市场并开发新的市场,同时积极拓展中国的大型企业。而InfoSys在进入中国后即宣布未来几年该公司将投入6500万美元在中国招聘6000名工程师,以扩大在中国的外包业务。在中国很多外包企业还在为获得一个日本外包订单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印度之象已经踩到了家门口。
4.班加罗尔城的发展经验
如中国的北京、上海或者大连一样,印度也有自己的软件之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班加罗尔。面积仅为1.5平方公里的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区现在是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目前班加罗尔被公认为软件外包产业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班加罗尔的兴起
20
世纪80
年代,现代信息革命袭击全球,印度作为一个最早抓住了这一机遇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与其它世界知名科技园相比,尽管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园建立的时间最短,却以惊人的高速稳步增长,仅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成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甚至被认为已经具备了向美国硅谷挑战的实力。如今,在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中,印度软件的出口规模、质量和成本三项综合指数位居世界首位。
自印度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 如印度太空研究构、国家航空实验室、国家软件科技中心等等一系列科研机构就开始在班加罗尔落户。80年代初,信息革命在全球展开,而印度也有大量留学者回国创业。1984年,拉•甘地ZF上台,新ZF抓住这一机遇,采取了包括经济自由化、税收优惠和关税特许等政策,大力发展高技术特别是计算机产业。该政策还鼓励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把软件业确认为产业,可以合法获得投资补贴以及其他优惠。拉•甘地ZF制定了重点开发软件的长远战略规划,开始大力支持软件产业发展。1986年12月,ZF出台了《计算家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大力推动计算机产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拉奥ZF上台后,继续奉行拉•甘地的有关政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支持和发展计算机软件产业。1991年,印度ZF电子部发起了“软件技术园区计划”(Software Technical Park of India, STPI),在班加罗尔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科技园(Bangalore Software Technical Park),园区耗资60亿卢比,由卡纳达克邦、印度塔塔集团与来自新加坡的资金合建,邦ZF占20%的股份,其他两家各占40%。此后,印度ZF陆续出台了《IT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支持软件产业发展,培养软件人才方面的政策,使班加罗尔迅速崛起。
班加罗尔科技园建立以后,印度的软件产业开始迅猛发展,印度也成为世界第一软件大国。1991-1992年, 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出口仅为150万美元;2000-2001年猛增到16.3亿美元,10年内飙升了108倍。2003,其软件出口已达35亿美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150亿美元[1]。2004年印度的软件出口值已达120亿美元,软件出口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0%,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有203家向印度的公司定购它们的软件。
班加罗尔的高新产业和科研实力
截至2004年,印度班加罗尔已有高科技企业有4500多家, 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经营, 软件公司928 家,其中 46 家 IC 设计公司,166 家系统软件公司,108 家通讯软件公司,293 家应用软件公司,303 家 IT 业相关公司。在班加罗尔软件园设立软件公司的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有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甲古文(Oracle)、摩托罗拉 (Motorrola)、微软(Microsoft)、三洋 (Sanyo)、三星、索尼等。全球500强中有160多家企业由印度供应其全球营运点所使用的软件。印度班加罗尔抓住利用本土资源优势,集中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成为全球重要的软件外包中心。在全球软件开发市场中,印度占据了7%的份额。在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印度占据其软件销售市场份额高达60%以上。这里的软件企业技术覆盖面广,从 WAP、VOIP、Bluetooth、QNX 到 QUI、CAN 和 PSOS 等。另外,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科技园还吸引了海内外 400 多家著名信息技术公司,如印度的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韦普罗技术公司,塔塔咨询公司,跨国公司如,英特尔、微软、IBM、西门子、惠普、康柏、太阳微、鸿基、德州仪器公司等等[2]。在技术方面,印度有 170 多家软件企业获得了 ISO9000 质量认证,是世界该质量认证最多的国家。在全球 71 家达到“计算机软件成熟度模型(CE-CMM)”五级标准的企业有近一半落户在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是印度的高科技发源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地,聚集了10 所大学,70 所技术院校[3]以及28 个国家级和联邦级的研究机构,如班加罗尔大学、印度科学院、印度科学研究所、农科大学、农业科技大学、印度管理学院、拉吉夫•甘地医科大学、国家动力研究所等。其中印度理学院历史悠久,现在只招收硕士和博士,班加罗尔大学、和拉吉夫•甘地医科大学以计算机专业为主。通过在学校开设软件技术相关课程、把学员送到国外去培养等措施印度培养了大量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和软件蓝领工人。每年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专学生一万多人,依靠民办软件培训机构培训出数万人。目前,印度有 35 万名合格的计算机软件人才,有 320 万专业人才服务于计算机软件公司,每年培养 6 万多专业人才投入软件业,全世界计算机软件开发人员中,印度人占 30%[4]。
班加罗尔的创新环境
印度ZF对软件产业的重视为班加罗尔软件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印度ZF相继出台了《技术政策声明》、《科学技术政策》、《信息技术法》、《印度储蓄银行法》、《印度背书证据法》等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强调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税收、财政、贷款、法律、基础设施等方面实施了诸多支持推动软件园发展的措施。
班加罗尔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沟通、合作与学习机制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企业与客户间信任的前提下,印度企业软件海外外包制度扩展了印度软件业务范围,也提高了其技术含量。与国际市场上相关企业的结盟与合作制度,分散了开发新软件的风险,适应了软件国际市场需求,提高了自己的研发水平,培养了自己的软件人才。企业内部重视质量管理,重视信息沟通和合作交流,建立了有利于内部交流的项目小组型的组织结构。
从创新支持性产业来说,印度大量的民间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搭建起企业间沟通联系的桥梁,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了服务和支持。印度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电子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会(ESC
)吸收了国内外2000
多家会员企业其中软件业 800
家,搜集并共享国内外电子工业及软件产业的最新信息,组织会员单位到国外举办展览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多渠道的联络等。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
)、信息技术产品制造协会、电子计算机软件出口促进理事会等构成了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科技园内企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起到了沟通联系、协调矛盾、扩大宣传、组织研讨、惩戒失信、向有关部门反映企业的呼声和促进企业的发展等作用。
班加罗尔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干净整洁、风光秀丽、交通便利,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来此定居。
班加罗尔的创新模式
拉菲克•多塞尼(2000)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ZF三个方面分析了印度软件迅速崛起的原因。钟坚(2001)认为除人力资源、ZF支持、创业环境、外资政策、市场机制等印度软件业发展的共性条件外,班加罗尔地区发展的优势在于其良好的地理环境和雄厚的学术力量两个特殊因素。潘利(2007)认为班加罗尔发展过程呈现出链网互动呈现特征,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结点的大学和研发机构为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的发展奠定最坚实的基础;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承接硅谷大企业的外包业务是班加罗尔迅速成长起来的主要推动力;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合作文化促进了班加罗尔的成长;和硅谷的紧密联系推动班加罗尔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睿信致成管理咨询研究,印度软件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国软件人力资源的优势,以软件服务、软件出口为主,以低成本、高质量使印度成为世界的软件加工基地。总之,印度班加罗尔其崛起速度让世人惊奇,而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归因于良好的自然和生活环境,雄厚的科研教育实力和人才储备,完善的区域创新网络以及全面的ZF支持。班加罗尔的创新模式是ZF主导下的人才驱动型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