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请问，在孙志刚事件中，乔燕琴的效用函数如何确定？收容遣返条例是如何影响到乔燕琴及其它欧打者的效用函数的？这个问题表明，制度条例对于微观经济学中人们的效用函数具有影响甚至决定作用，那么中国人的效用函数与美国人的效用函数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这些区别，能否是所谓中国经济学成立的充足理由。</p><p>　　　又问，在关闭郞咸平财经节目的事件中，陈良宇书记的效用函数如何确定？陈良宇书记的偏好与对郞咸平财经节目的供给之间有什么关系。原上海市委陈良宇书记的效用函数是直接构成郞咸平财经节目中的供给函数还是构成对于郞节目供给函数的制度环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