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部分书摘

作者：薛涌

目前国内外舆论都认定：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工厂”。她将改变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近几年，外资纷纷涌向中国，中国产品的出口行情高涨，经济增长势头不减。这一切，都使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自信与乐观。然而，这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时代。

    请看看几个简单的数据：

2001年，世界零售商从中国购买了价值300亿美圆的货物。美国的头号零售王沃尔玛在2002年就从中国购买了120亿美圆的货物，占其总进货量的8%。

然而，这样的采购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仔细分析这现象，就不那么乐观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圆的产品，如今被砍价到4美圆（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则是15-40美圆）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万般无奈，企业裁员一半，只保留1500名职工，却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许多工人加班加点，每日工作长达18个小时，一个月仅挣不到300元人民币，比当地的最低工资还低40%。就是这样，工厂还是很难盈利。

这就是象沃尔玛这样势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厉害。它知道自己的订单大，你小企业要靠它活，所以拼命砍价，直到把价格砍到让企业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地步。靠给沃尔玛供货，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远做不大，因为沃尔玛的价格战使你没有资本累积的空间。这些供货的小企业，除了眼下的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象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只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第二，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象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20世纪50年代，日本靠着自己的产品价格低，以及朝鲜战争美国对军需品的需求，经济迅速恢复，小康社会初具规模。美国人当时骄傲地告诉自己的日本小伙计：你们生产不出我们美国需要的高质量产品，还是赶快占领亚洲市场。一句话，日本应该依仗自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打低端产品的主意。如果日本遵从这样的战略，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了。所幸的是，当时日本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以超前的战略眼光看待未来，认定日本不可能靠日本人便宜这样的“优势”而崛起。于是他们瞄准高品位的产品，加大科技投资，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口口声声要使日本有“美国的效率，苏联的福利“，改变战前那种让国民勒紧裤腰带工作，靠压低老百姓生活水平来为国家创造累积的旧式思维，建立一个高生活水准的消费型社会。如今，尽管日本经历了十几年的经济衰退，在日本过日子还是要比在美国贵得多，而日本仍然维持着其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目前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我们不能因为有很多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口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印度的经济实力在未来很可能超过中国。理由是印度目前虽然不如中国能够吸引外资，但印度企业的层次要高于中国，已经产生了具有国际声望的企业集团，利润可以在自己的企业中累积。同时，印度对叫的投资也远超出中国。这样的分析是否准确，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感。目前沃尔玛这样的跨国集团到中国抢购，外资蜂拥而至，给中国造成了一个短期的优势。这些资金和订单，提供了相当的就业机会，使得淘汰无效率的企业所引起的社会阵痛有所减轻。我们只要利用这样的短期机会，加速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制度优势，中国在21世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题外附记：前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三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世界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份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是，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得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象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的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都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筹。为什么？家电工厂倒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但是，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工厂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一年，保证四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是，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最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上涨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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