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喜欢这位经济学家。

希望能有这样的活动

向我尊敬的人致敬！！！！！！！！！

他具有美好的良知，呈献给世人的却是近于冷酷的理性！

真正的经济学家！

大家来讨论一下小凯的超边际分析为什么不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承认呢？

我们年轻一代都向他致意的话

将来中国经济学界就有希望了

转贴一篇《当代中国研究》纪念文章（有删节）

“文革”研究专家、任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山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在追思会上介绍，杨的“中国向何处去”起初只油印了80份，发出去20份，其中1份落到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的华国锋手里，华立即将此件上报中央，当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都公开表态，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并且断定不可能是中学生所为。宋永毅指出，杨曦光的文章批判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全国组织“夺权”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做法，主张让人民参与政权的管理，建立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式政体，实行普选并可以随时撤换各级领导人。宋永毅指出，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争夺政治权力而已，并不是要还政于民、让民众参与政权的管理，所以当局十分害怕杨曦光文章的独立思考带来的挑战。

10年冤狱，杨小凯从未被压垮，他在狱中向狱友学习了数学和英语。据杨小凯夫人吴小娟女士回忆，杨小凯出狱后先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后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2年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在此期间他编写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等教材。1983年杨小凯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在申请赴美深造时却因“政治问题”无法通过出国“政治审查”而一度耽搁。

在追思会上杨小凯当年博士班的同窗好友、现美国塔夫兹大学经济系教授于大海回忆了与杨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辛苦而欢愉的求学时光。杨小凯的导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介绍了他挑选并帮助杨小凯到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过程。邹至庄说，虽然杨小凯有一些数学基础，但到普林斯顿大学念书后仍然比较吃力；不过杨小凯是他所遇见过的学生中具有最坚强意志力的人，他不但如期完成了学业，而且还和来自中国的同窗校友于大海一起参与创办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这个学会现已发展成拥有几百名会员、对中国经济教育和经济改革产生很大影响力的组织。邹至庄提到，最近10年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杨小凯在两岸三地经济学圈里影响力很大，人们对杨小凯的学问都很尊重。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在发言中回顾了80年代与杨小凯的交往以及杨对中国改革的关心和期待。杨小凯出国前就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当会见国外的著名经济学家、特别是对台湾经济起飞有贡献的华裔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广开言路。杨的书面建议经陈一咨转给了赵、、总理，赵、、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共历任领导人中只有改革派领导人赵、、会见过多位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也是留美经济学者中较早回国关心经济改革政策的人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该所的学者就经济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作过反复深入的交流。

杨小凯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1988年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于1990年获终身教职。199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从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开始创立自己的分析框架，用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分工与专业化。后来，他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等世界顶尖级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1993年杨小凯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同事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发表。据黄有光教授送给此次追思会的书面发言介绍，这本书得到好几篇很正面的书评。例如Donald Smythe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年）上说：“这是一部有吸引力的原创性著作。立论中肯，主要见解令人信服。杨小凯、黄有光两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讨论许多一直无法作形式化处理的课题。他们开辟了使微观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的新方向。”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肯定，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 Arrow教授和James Buchnan教授。James Buchanan教授于2002年3月4日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研讨会上就“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对全球化问题的启示”发表演讲，他认为这方面的分析以由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或超边际分析为最佳，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著名的Jeffrey Sachs教授对杨小凯的学术贡献也给予很高的评价。2001年，杨小凯出版了《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两本论述他的经济学新框架的教科书。两书受到多位匿名审稿人的一致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的看法。”他所提出和建立的经济理论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的认同与关注。

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在发言中谈到：亚当·斯密对分工和市场曾有详尽的论述，指出分工的发展对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数学化，因而无法被结合到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结果现代经济学除了在局部均衡理论的讨论中涉及分工问题外，往往不再涉及分工及其意义这一话题，在讨论增长理论时也偏重容易数学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杨小凯及其同事、学生的不懈努力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重要性重新找回到现代经济理论中来。杨小凯的杰出的努力表明，他不仅仅是个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更是个对古典经济学有着深刻而全面理解的经济学家。他的成就表明，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它和数学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但并不能代替经济学本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杨小凯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他发表的有关中国改革的文章大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文集，该书在1997至1998年被列入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文贯中在发言中说：杨小凯坚定地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彻底改革经济制度，也需要改革政治制度，他的文章“宪政改革和经济转轨”总结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2000年7月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参与举办的以中国和全球化为题的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杨小凯介绍了他的上述看法，他的观点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出版会议论文集的出版社不愿将这篇论文收入，不过《经济学消息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在这次追思会上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何清涟提到，她也向广州的《开放时代》杂志推荐了这篇文章，使它得以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扩大杨小凯重要观点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在2000年也刊登过这篇文章。

杨小凯的这篇文章深刻地论述了宪政改革对于成功的经济转轨的关键性意义。《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追思会上指出，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角度考虑的。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转轨的核心，而建立健全的产权制度必须要有宪政改革。如果政府的权力缺少制衡，政府就会追求一党之私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一个高度垄断的政府权力之行为必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国家机会主义会使得法治秩序无法建立。在杨小凯看来，“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杨小凯明确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如果是那样的话，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就可能要重新评价”。杨小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这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杨小凯主张宪政改革的另一理由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惟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杨小凯说：“历史唯物论是错误的，经济搞得好不一定政治改革就能上路。德国希特勒的经济政策是最成功的，当时在欧洲是第一个走出大萧条，失业迅速减少，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第一个修高速公路的国家，但因为政治专制，走向战争。”杨小凯强调：“如果中国不实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在书面发言中回忆了他与杨小凯就宪政改革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次最佳时机。杨小凯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制度设计。季卫东说，直到生命的晚期，杨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专制主义癌症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2003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宪法与中国的两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杨小凯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8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杨小凯没来得及回答。

美国宾州西切斯特大学经济史教授洪朝辉在发言中说，杨小凯2000年7月在上海浦东国际研讨会上谈到的“后发劣势”观点非常重要。“后发劣势”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Olson的发明，意即“后来者的灾祸”。杨小凯认为，若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将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并可能导致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统治阶层的假公济私和腐败分子的前仆后继；尤其可怕的是，在中国，规则的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组织来安排，必然导致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洪朝辉指出，杨的上述观点隐含了3大往往被常人忽略的思想。其一，经济改革只不过是宪政民主与制度改革的一个部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主从关系。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17世纪末宪政革命的继续和补充，绝不能以工业革命的成就来取代和矮化宪政革命的制度变迁。其二，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是先推动英式宪政民主，再实施工业革命，而不是中国和东亚式的先技术模仿、后制度模仿，英国的工业革命只是光荣革命的历史逻辑和自然延续，有了宪政民主，工业革命就会自然而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其三，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离政治民主和制度模仿越来越远，因为这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坏资本主义”只会加大实现宪政民主的成本，而且模仿技术的成功往往使执政者洋洋得意，老百姓自满自足，最后必然固步自封、拒绝模仿制度，成为后起中国的“灾祸”。杨小凯指出，真要将“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就应该提倡“制度兴国”和“民主宪政兴国”，而不是“科教兴国”。杨小凯的以上观点是他早年“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化，是他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洪朝辉在追思杨小凯的人格特质时说，我把做学问的人分为4个层次，一是“学人”，这是指懂得一些本学科基本知识的人；二是“学者”，是指具有一定独特观点、并能自圆其说的人；三是“学家”，指已经建立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并自成一家的人；四是“学道”，类似于“医道”和“商道”，那是指能将为人和为学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济世。我以为，杨小凯的为人为学已经达到了介于学家和学道之间，实属罕见、难得。洪朝辉谈到，追思杨小凯的为人、缅怀杨小凯的为学，能够使活着的人继续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难题。

季卫东在书面发言里写道：

当年杨曦光提出了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个问题闯入“文革”乱世的。他又带着这个问题被关进监牢，透过铁窗观看了十度柳条绿、聆听了十度寒蝉鸣。他还带着这个问题飘洋过海、浪迹天涯。他也带着这个问题去摘取学术的顶级桂冠，再把智慧和光荣回馈祖国。但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问题连同对失控的忧虑静悄悄地放在那里，留给我们去掂量、去回味、去沉思……

中国向何处去？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学术修养最高，也最有良心的我认为就数杨小凯教授了。

我们是纪念纪念他啊！

一个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经济学家

某年,我导师说,"杨小凯先生是我最敬重最喜欢的华人经济学家."

(其时,就是望着我导师的白发,想着他这句话,我下定了报考他的决心)

.------愿杨小凯先生安息!

楼主.我也有小凯的几本书...

什么时候来个小凯专版啊! 我把在网上收集小凯的书上传

我EMAIL singalw@yahoo.com.cn

杨小凯口述: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煟1962年牐犖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尽Ｔ诮蛹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编辑时有所删

在我所知道的人中，我最敬重的是杨小凯，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良心！

缅怀杨先生

I obtain many power from yang xiao kai, he's a respectable economisit.

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

看了他的超边际分析，对他在非主流路上还能这么坚持很佩服

对他传奇的个人经历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