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27全球生产链及弹性积累：

全球经济中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安排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型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生产的重新组织是在新的弹性积累模式下产生的，这一新的模式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上文曾提及的新技术以及组织创新。全球化的新技术或者说“第三次浪潮”的基础在于信息技术革命，或计算机化和电信化的结合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全球化的新技术还包括新的运输技术，例如集装箱运输、联合运输，以及制冷技术，机器人化和其他的自动化形式，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等等。新的组织形式包括：新管理技术，垂直非一体化，“准时化”和小批量生产，转包和外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国商业联盟，等等。这些创新使得生产上的细分和专业化成为可能。生产的不同阶段被分解成一些可分离的组合工序，并且被分散到整个世界。

（22-23）刘易斯·高乐宝公司的例子。只是一个指挥机关。其余机构全部外包和转包。

这一水平网络结构便是弹性积累模式的特点，它并不局限于企业界，而是已经变成许多甚至绝大多数正式官僚结构的规范标准。例如，美国ZF的许多下辖行政机构、公立大学等也把它们的很多项服务，从食品供应到会计、人事管理、工资发放和培训等都转包了出去。

弹性积累的核心在于一种全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在这一关系下，劳动力本身变得“具有弹性”。在全球经济下，工人们越来越被认为是转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企业组织内部的固定人员。与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相关的劳动过程的重构（某些人称为劳动的全球临时雇佣制或非正规制），包括劳动（24）监控的其他可选择体制，以及劳动的多种可能分类。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相对权力。

那些仅仅研究了有关跨国公司雇佣和产出官方数据的人却缩小甚至完全忽视了把本地的、国家的代理公司与全球网络和结构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外包、转包、輘等所形成的巨大的多层网络的作用，他们强调世界经济中绝大多数还是本地的或国家间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25）全球生产和服务链，或者社会学家所称的全球商品链，是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

由于资本在全球循环时通过无数的机制和安排把本地循环包含了进来，因而那些管理本地资本循环的本地资本家在跨国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被清除。

（26）全球范围内生产进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与对全球资源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和控制，以及对全球生产的管理集中掌握在跨国集团资本的手中同时发生的。跨国资本成为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带有霸权性质的资本组织形式。

尽管技术和组织创新非常重要，但全球化并不受技术决定论左右，因为技术并非是导致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因变量。（这一点，只要想一下中国明清二朝对新技术的抵制就能明白）。换句话说，资本家（和ZF）致力于创造和应用新技术，以此来回应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导致技术发展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包括新的创新型“全球化”技术的发展，来源于资本主义本身，是由竞争和阶级斗争、降低劳动和其他“因素”的成本使利润最大化的趋势推动的。竞争驱动着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发展新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各种（27）方法来提高利润。……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普遍地被确定为全球化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长时期的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其成果便是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等等）。这次危机开创了资本主义体系重构的一个新时期，引起了对新的积累模式的探寻，导致资本主义集团将全球化作为一种积累战略。……资本越来越全面的流动性使其可以为全球化生产的不同环节寻求最有利的条件，其中包括最廉价的劳动、最有利的体制环境（如低税率）、法规条件（例如宽松的环境和劳动法）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等等。

资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全球流动性。这种全球流动性与政治和制度安排的重构相结合，对跨国阶级关系的国家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P27-41经济的跨国化：一些经验参考值

虽然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都把焦点集中在全球贸易，并因此而集中在市场上，但我认为全球化进程是由生产和生产体系以及资本所有权的跨国化所推动的，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处于（28）全球秩序顶点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尽管对世界贸易的分析非常重要，但我们更需要关注支撑市场关系的生产关系以及推动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以便于确定当前时代出现的质的方面的新因素。

1. 对外直接投资（FDI）。

（32）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与一个全新的、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以及疯狂投机的金融投资密切联合在一起，结果使得新的全球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模糊的外号“赌场资本主义”。金融管制的解除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70年代开始的金融全球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极大发展，全球24小时实时交易成为现实。

2. 全球贸易流动

（34）世界贸易价值和数量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商品生产和世界GDP的增长。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世界贸易的相对加速增长预示着国际化而非跨国化。

（36）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一个由本地工厂和办事处组成的不断发展的网络，而非通过母国出口的形式来供应全世界的“国内”市场，这表明大量的世界贸易实际是计划性贸易。与主流经济理论相反，全球经济绝非一种价格和资源分配等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寡头经济。但这里我们的关注点是，跨国公司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因而在世界贸易结构中，不断上升的贸易标明了贸易全球化而非仅仅贸易国际化，因为贸易国际化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离散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全球化与早期国际化浪潮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国际和跨国界流动量的提升，而且在于这些流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跨国公司使一体化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国家经济体”很难再从其中撤出身来。

3. 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和跨国社会结构

（38）尽管文化是自发的，但我认为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独立的领域。一些社会科学家在强调由于跨国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后现代消费模式”和认同的时候，看到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一种已经流行起来的新的“消费社会学”。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及认同多样性的赞美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商品（39）化和市场营销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但消费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生产结构要先于消费结构，并塑造了消费结构。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相关的消费变化反映了资源分配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尽管收入分化、高消费阶层以及奢侈品生产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们本身都是世界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是文化边缘化，另一方面是经济剥夺与剥削，二者不可分割；实际上，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单一结构的两个维度。

更为普遍的是，消费模式与其说是单个消费者“自由意志”的总和所产生的结果，毋宁说是系统和科学地运用流行文化（例如通过广告和市场营销）来创造大众需求和塑造以身份为基础的消费的结果。一方面，每个国家的全球精英都在迅速地共享相似的生活方式，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模式（例如到世界顶级的商业学校就读）和对奢侈品及服务的消费。全球精英们模仿彼此的生活方式和观点，这与他们的国籍无关。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生活方式和获取行为强化了阶级统治。全球精英的下面是高收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似乎也同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具有更多的文化方面的共享，这种共享要远远大于同国内较低阶层的共享。但是，全球文化也包括由资本主义标志所刺激的小型消费而产生的全球“大众文化”。

（40）文化认同依旧存在，但在市场关系的影响下，这些认同本身日趋变得具有商品化色彩。这一全球文化标志象征着某一特定的资本家文化的统治。在这里，文化生活的迪斯尼化或者可口可乐殖民化是一个普遍市场意识形态同质化倾向的结果，是哈贝马斯所谈到的“全世界生活殖民化”的反映。由于其所包含的活动以及人类所参与形成的网络的性质，跨国生产链促进了广泛的文化变化和提升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更为普遍的是，全球生产链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节点。

经济变化始终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导致了大卫·哈维所说的新一波的“时空压缩”，或者是社会关系中空间的收缩以及时间的减少。空间和时间由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而被迅速“消灭”。新的弹性积累，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全球通信和交通的革命，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以及跨国流动的增强打破了全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从而把世界结（41）合成所谓的地球村，并带来了意识的新形式。整个进程不仅倾向于对世界上的生产和劳动条件的标准造成压力，而且依据其权力关系的深刻暗示，也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造成了压力。全世界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真正的跨国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其中跨国阶级和跨国公司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本书我也看过，也做过笔记。

第二章 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P43跨国资本家阶级（TCC）：

在我看来，不运用阶级分析法而要理解社会是绝不可能的。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急速的社会变化使得阶级分析的重要（44）性进一步得到强化。阶级分析错综复杂，它本身并不能独立解释社会结构的各个不同层面。阶级分析补充和丰富而非取代了其他类型的分析，例如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既不能在独立于阶级的情况下而加以理解，也不能简化为某一个种类。

我的全球阶级形成的理论强调三个维度：跨国生产与资本一体化；国家和跨国资本家的阶级分层；以及利用葛兰西有关霸权与历史集团的概念来解释阶级集团是如何构建和争夺社会秩序和政治目标的。

（46）就国际关系中的意大利学派而言——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意大利学派，是因为它把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它开始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逻辑范畴的全球社会形态加以理论化。

以往阶级分析的不足之处：

阶级分析的关注重点通常局限于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这些分析常常以如下假设为前提，即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不同国家社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条件。这种关注重点在历史上可能被证明是正确有效的，但全球化已经使其变种不再合适与充分。实际上当学者们在考虑跨国阶级关系时，大多数人仍旧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阶级概念来进行研究。典型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它通过资本和与之相伴随的市场社会的国际化在国际体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阶级在外部进行了聚合。世界统治阶级的形成被认为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相互勾结和随之产生的国际联盟。如果在（48）过去，不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彼此之间会存在激烈竞争，但现在它们可能会相互勾结。从这方面来看，资本家阶级仍被严格限制在国家层面；过去那种将国际化视为不同的资本国家集团相互竞争的观点，如今只是做了稍微的修改，以适应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相互勾结。但是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对阶级分析中的某些根本前提进行修改，尤其是从定义来看，阶级依附于民族国家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全球化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物质条件，而这一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将会超越民族国家层面。

P48阶级及其分支：

我所理解的阶级是指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拥有共同的生产关系，并在社会权力斗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得以形成。这一阶级概念运用了两极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阶级之间彼此对抗，并以另一极为基础而得以形成，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农奴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是如此。……但是阶级的概念也可以被用来对某一阶级内部的特定集团，即阶级分支进行分析。例如，对资本家阶级的分析就包括确认三大分支的利益：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最近，研究者认为在互联网和网络（49）公司时代，信息资本家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个新的分支。我所提出的跨国阶级的形成这一命题的核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阶级和跨国阶级分支之间，正在产生一种新的阶级分层或阶级轴线。

对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可获得额外的收获，例如，在某个时期内资本的哪个分支居于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属于农奴、自耕农还是赚取工资的工人。我认为，最近几十年生产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共同成为跨国阶级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基础。

P49马克思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经济研究仅仅是阶级分析的一个起点。阶级并不是在一个体制、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中形成的。马克思在其阶级分析中清晰地把阶级界定为相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集体立场。但他也提出，阶级的存在取决于其塑造一个集体的政治和/或文化主体主义，亦即自我表现的能力，阶级的形成包含相互敌对阶级的构建。换句话说，阶级的形成包括集体动因（collective agency）。这一辩证概念在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观点 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并在有关阶级的现代著作，尤其是在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P.汤普森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自在阶级是指其成员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相似的位置，而他们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集体环境，也并没有在这一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行动。自为阶级是指其成员意识到他们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50）利益的特殊群体，并且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愿意集体行动。因而，对阶级形成的研究包含了结构与能动性，或客观与主观的分析层次。前者与形成和界定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相关；而后者由于具备了目标性和意识性，从而给形成社会进程和物质关系的发展方向带来了影响。

P50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概念的应用：国内循环与全球循环

随着整个循环变得跨国化，阶级、政治过程、国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过程也随之变得跨国化。由于国家性的资本循环变得跨国一体化，这些新的跨国循环成为世界范围内阶级形成的基点。在新的时代，阶级和集团关系的轨迹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体系。

资本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本网网友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背景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52）19世纪欧洲出现了“脱嵌”于社会的经济，市场也随之摆脱了社会的束缚。但社会对肆虐的市场力量的回应是，聚集力量反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反对不受束缚的市场力量的社会剧变被波兰尼称为“第二次运动”（第一次运动是指市场摆脱社会束缚），它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社会监管”的措施。在波兰尼看来，社会监管能够降低市场的有害影响，其范围涵盖从ZF对资本的合法监管和限制到社会福利措施、最低工资保障，等等。

对波兰尼的分析进一步引申，我们现在便可看到另一个“大转型”，即跨国资本主义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全球层面上复制波兰尼所谓的历史发展的顺序。生产过程及其伴生过程的全球分散化和碎片化正在全球化经济下展开，从而对民族国家资本积累的分配过程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一过程也使得围绕在社会生产过程周围的国家凝聚力变得碎片化，并且将生产地点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跨国空间。市场自我监管的“乌托邦”曾在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产生的“双重运动”的控制下出现过，如今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解除民族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控制，这一“乌托邦”又重新出现。这一解放有助于使新近出现的跨国资本摆脱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社会力量所强加给它的妥协与义务。它显著地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并且在全球层面上产生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干涉以及对经济政策的主导这两方面能力的不断减弱，反映出跨国资本已经获取了超越民众阶级的新的力量。

P53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功绩：

民族国家的自治程度较高，且内容不断变化，从而能够在分配阶段进行干预，以此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把这一历史性的妥协称为“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这一妥协所采用的形式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建立凯恩斯主义或实施新政，实行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则是它们在第三世界的变体，即建立各种“发展主义”国家和采取多种民粹主义计划（简单而言，在重新划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也可以套用这一模式）。（我宁愿把“发展主义”与重商主义国家相提并论）。

（54）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不但在协调阶级关系方面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并且还是阶级形成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决定性因素。从属阶级通过民族国家来协调它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阶级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得以成熟，并且在对抗敌对的民族资本的过程中攫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表现为阶级和集团的联合，它们被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集团之中。这一时期，世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福特主义的妥协”。

P54-55国家与全球阶级的形成：

全球阶级形成的过程并非是超越历史或预先注定的，它就像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一样逐步展开。如今，它正在被全球化所取代。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受限制的转型期，其中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新的结构和关系正在形成，而不是已经完成。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既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又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所发生的是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抑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族国家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已经得到了变更。一言以蔽之，一个全球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随着国家的生产结构日益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得以发展组织结构的世界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全球阶级的形成包括世界日（55）益分裂成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即便全球劳动仍旧沿着跨越国家边界的新旧社会等级保持着高度分层。此外，全球阶级的形成还带来了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对世界政治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一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无产阶级只是自在意义的阶级，而不是自为意义的阶级。

跨国资本家的崛起

P56对马克思及其后的众多追随者而言，尽管资产阶级是一种全球性的代理人，然而由于它是在特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形成的，因而其组织结构仍然是国家性的，且注定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级。20世纪早期，列宁、布哈林、希法亭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为竞争型国家资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被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激进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干涉研究等带入了20世纪晚期。

根据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边界而得以形成的。因此，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使不同民族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竞争（57）的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也会采取合作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国家间竞争、对抗甚至战争。这些早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并非空洞的理论，它们被用来解释世界上的历史性事件，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用来指导实践，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被认为将矛头直向某些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理论所存在的并在于它们脱离历史，相反，它们都是对历史现实的理论概括。实际上，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动力学都可以通过国家间对抗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动力学来加以解释。

早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未能认识到它们所提到的现象具有历史特定性，它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阶级形成的动力学中得出一种超历史的结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当今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特别是以手边的主题，即资产阶级为例——社会阶级必然是沿着国家边界而得以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它们仍是某种必须被不确定地解释为关于如何实际展开历史进程，而非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和当前世界的某种抽象的法律和原则的理论。实际上我认为，全球化包含了废弃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

就本地生产体系通过跨国化过程融入全球化的生产循环而言，本地和全球积累的逻辑倾向于聚合，并且此前资本家之间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形式开始获得新的特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但考虑到积累过程越来越去地域化和资本家的跨国一体化，竞争越来越发生在一个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跨国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统治集团具有异质性，他们的利益不尽相同且经常会产生冲突。这一点就新的全球统治阶级而言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有关新阶级集团形成的时候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58）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个体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1982年版，第82页）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压力以及为维持阶级统治和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所提出的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使得全球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内部统一变得不太可能。

P58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了一种的二元论模型，将全球化了的经济体系的逻辑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的逻辑分离开来。在这一二元论模型中，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跨国阶级的形成并不能真正被认为超越了“国家性”阶级的冲突和碰撞。伍德对这一二元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并提出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59）的固有属性这一概念。伍德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得以组织的，它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物质条件尤其是生产过程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以及阶级植根于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中的话，这一二元论就无法立足。如果我们承认生产关系是全球性的，那么提出跨国阶级形成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的责任。

《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信条，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不断国际化的，因此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而言也是国际化的这一信条，也需要根据全球化进行更新。

国际化所固有的含义是指协调阶级和集团关系的民族国家体系，它包括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概念。跨国化则表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其中包括阶级形成。全球经济正在改变全世界的社会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世界阶级进行重构。

19世纪晚期，股份公司和民族企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了阶级结构。随着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的结合，本地和地区资本家构成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他们成为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了重构，并且带来了公司制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声名狼藉的封建主和工业大亨是其主要标志。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我们在全球层面正处于相同过程的早期阶段。国家资本的主要部分正在融入一种新的跨国资本架构。跨国资本在此前民族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且正在对那些民族资本家阶级造成相似（60）的变革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