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种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学科跨度，在赵鼎新看来，却是因为“我对中国的关切、我的多学科素养和我在‘文革’中的经历给了我很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意识和对人的本性及人类生存条件的理解”。当被问及是否认为对社会变迁的研究能给社会带来弥合作用时，赵鼎新回答说：“我确实想通过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经验，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但是，我真正能做的也只是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写书而已。社会发展很少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一个人按照他的意愿改变了历史，他多半带来的是悲剧。如果我的著作能为中国的稳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那么它也是在与多种思想碰撞下的结果。”日前，赵鼎新教授在上海大学讲演停留之际，就国家干预、道德滑坡、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汇报：您以前研究昆虫学，生物学的研究经历对您的社会学研究是否有什么启发？

    赵鼎新：启发也有，但更多的却是破除了理科学者的一些看法。

     我在加拿大拿到昆虫学博士学位后改学社会学的原因，就像是鲁迅的“弃医从文”，为了救国。但是当我对社会科学有了感觉之后，我发觉我首先要克服的就是一种“鲁迅情怀”，即想通过我的写作来唤起民众。如果我提出一个社会理论，国家中大多数人都跟我的理论走，这将是很可怕的。社会需要多元思想，如果各种思想能进行正常竞争的话，社会声音也一定是多元的，并且ZF决策也将不得不从多元的声音中做出取舍甚至是被迫进行取舍。可以说，我学社会学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学者讲真理的情怀。

     我第二个破除的是理科学者的系统思维。学理科的容易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他们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理科思维在中国的长期主导使得系统论和控制论一度成了显学，并且至今危害仍然很大。学了社会学后，我发现这种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害的：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

     我就是在一步步打破我自己原先的自然科学家思想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不过，自然科学的训练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的逻辑思维和分析方法比较严密，而且掌握的方法面广，既有定性也有定量，计算机模拟、网络分析等等方法都学得比较快。

     文汇报：如您所说，社会科学并不是要效仿自然科学。如果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采用单纯的历史叙事的话，怎样找到一套模式，比较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呢？

     赵鼎新：我确实在努力寻求这种平衡。首先，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方法论是多元化的。它和物理学不一样，经典物理学有牛顿定理就行了。生物学相对复杂一些，但毕竟有进化论作为覆盖性的法则，许多生物行为和进化论原则都是有对应关系的。但人的行为，不仅仅建立在本能上，它还建立在文化基础上，这就导致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很难完全被用来研究人的行为。

     很难将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就会导致他们的行动乃至后果的不同。作为研究者来说，我们对已发生事件的不同理解会引导我们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当一个特定叙事方法下所产生的叙事成为社会主流思维后，它就会对历史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同样的故事可采用多种不同叙事方法来表达。简单讲，用结构叙事就是社会学，用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而注重于解读叙事的则是人类学。每个学科内部的叙事方法又有很大变异，这就形成了一个学科内部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分化。在很多场合下，不同学科的人们都在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是它们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和采取的叙事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必然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性的。

     模式是多样的，但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准则来评价不同的理论和相应叙事手法的优劣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倡的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比一个差的理论能解释和概括一个复杂故事中更多的现象。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进一步提倡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针对一个复杂事物中的一个或者是少量几个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理解，而应该是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我的这一提倡与西方社会科学家目前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截然相反。要想让大家接受难度是很大的。

     至于定量和定性，我认为根本上是不应该做区别的。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如果只会做统计，就只能发表统计文章。但是，某些问题用统计来证明更好，有些问题就可能用网络分析更好，还有些问题则用定性描述更能抓住其关键。

     中国学界目前有一个倾向，就是过早地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以为定量才是科学。我们这些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人对这一倾向贡献不小。由于英文和文化底蕴上的欠缺，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在美国大多做定量研究。在国外定量研究发表文章、找工作比较容易，这也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在美国任教后到国内大力推广定量方法，加速了我国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和定量化。

      因为“对国家的关切已经取代了对昆虫的兴趣”，1990年，赵鼎新放弃已经学习、研究了12年的生物学，转攻社会学。他的第一本社会学著作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再过了12年，“为了给自己多年来对历史的种种兴趣和思考有一个交代”，他从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转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试图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及其对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影响。初成的提纲性长文就是于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2009至2010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鼎新得以专注于这一研究计划的完成工作，今年，一部更为完备的书稿已提交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