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就其深刻性而言，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笛卡儿将代数学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的解析几何，它不仅一改两千年来这两门学科彼此分离的局面，而且为微积分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和领域间的学科交叉，使交叉学科研究成为科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


       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其中，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这些通常发生在各学科之间，其中每一方面和环节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致的内容。理论借鉴主要指知识层次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

       早期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主要出于知识生产专门化和知识需求综合化的张力。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科研计划中，如40年代美国开展的“曼哈顿计划”（即美国的原子弹发展计划），就需要集中几乎全部科技领域门类的专家，而评估投弹后的破坏力这类综合性课题更需要科学技术和社会人文学科集体智慧的整合。因此，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也是促使跨学科研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知识界面临重大的理论挑战，既有的知识体系面对深刻的历史现实要做出合理解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整个西方世界都沉浸在对二战的反思之中，诸如德国、意大利为什么会沦为纳粹国家这类问题萦绕于每一个知识分子心中，西方世界进入一个知识危机的年代，同时，世界秩序和社会的重建无时无刻不在提出各种高度综合的现实问题，这些都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催化剂。关于跨学科研究在二战后蓬勃发展的原因，较全面的总结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教学研究及改革中心在世界范围进行的首次跨学科活动调查，该调查“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要、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对此，克莱恩和纽威尔（William H. Newell）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跨学科兴起的推力还包括“普通教育、文科研究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性交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实际上，无论是经合组织还是克莱恩等学者所总结的具体因素，都折射出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即20世纪中叶开始，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世界在加速形成（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知识生产的模式和配套的社会建制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体现在跨学科方面，不仅出现了针对性项目和专门科系，甚至出现了侧重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高校。

　　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不可胜数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详细罗列，因为这些项目在今天的大学中依旧可见。甚至有学者研究指出，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各种跨学科项目还没有70年代的多。不过，这并不表示社会对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的热情有所消退，因为相当数量的跨学科活动“以别的名字和面目出现”，造成统计上的差异。例如在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布林特（Steven Brint）等人就指出，美国在1975–2000年间跨学科学位项目的数量增加了250%。这种情况正如克莱恩所总结的：学科互涉活动正在占用从业人员越来越多的时间。并把惯常的结构和知识分类复杂化了。回顾20世纪60—70年代学科互涉试验的记录，基思·克莱顿（Keith Clayton）总结道，在“公开的学科互涉”方面没有多大的进步，但“学科互涉隐在的事实”暗示出学科互涉研究很可能在没有被标记为学科互涉的地方繁荣起来，比如在医学、兽医学、农学、海洋学，以及克莱顿早期的研究领域地理学。在“‘这一学科’正面”的背后，学科互涉正一派欣欣向荣。

       就社会科学研究历程来看，跨学科研究现象很早就存在，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教育经济学，上个世纪40年代兴起的制度经济学（当然是指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但学术界并未能充分认识到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只有到了本世纪之初，艾略特.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等人纷纷摘得诺贝尔奖以后，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才被逐渐认可！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过度强调社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知识日益分裂成相互隔离的“碎片”。为了应对这种知识的碎片化，有必要从整体上重新认识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社会科学研究。有迹象表明，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一场由哲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共同发起的“跨学科思想运动”，正在彻底改变这一状况。300多年来，被启蒙运动所分割的传统的学科分工正在面临重新整合的机遇。

       国内学者叶航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正在被日益打破。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应然”的范式，比如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等，正在日益被加以科学的、“实然”的研究。具体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美国著名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桑塔费研究院所进行的有关人类“趋社会性行为”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时间里，桑塔费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12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行为实验。从2000年开始，由这一研究小组成员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一个社会活动，包括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在内，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内心对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诉求，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所包含的“非义”行为所抵消。桑塔费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趋社会性”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社会规范内部化”的产物，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作为人类合作秩序的社会规范，在经过自然与环境的选择和人类长期演化之后，被“固化”（内部化）在我们身体和心智里的禀赋与品质。2004年2月，国际权威的生物学期刊表了桑塔费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的一篇重要论文《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在这篇文献中，金迪斯和鲍尔斯向人们介绍了一项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即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人类狩猎-采集族群合作劳动的形成过程。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是人类长期演化过程中为了维持合作秩序必须具备的心智秉赋。这与传统的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关于“人性自私”的结论非常不一样。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研究都支持桑塔费经济学家的这一结论。

    第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从脑科学、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人性的研究，比如神经元经济学和神经元伦理学。道德行为和正义行为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但这种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猜测，如果代表正义的利他惩罚行为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为了证实这个假设，苏黎世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使用PET即正电子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这一行为的脑神经系统进行了观察。相关研究表明，位于中脑系统的纹体(striatum)包括尾核与壳核的神经回路，是人类及灵长类动物整合激励信息与行为信息的关键部位。如果利他惩罚的发生是惩罚者预期从惩罚行为本身得到满足，通过PET应该观察到这一脑区的激活，且惩罚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2004年8月，《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重要地位发表了有关这一实验的报告：《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实验报告认为，利他惩罚行为既不是一种像消化食物那样的自动机能，也不是一种基于深思熟虑、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理性行为。这种典型的依靠愿望诱导的自激励机制说明，人们可以从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事实上，这就是上百万年的进化赋予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感和正义感。现代社会，包括支撑这一社会的市场交易制度和民主代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这种天性和禀赋。

    第三，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与心智形成规律的科学。它最基本的观点是，现代人的心理和心智结构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理性，作为人类心智结构的某种形态，只是非常晚近才形成的。从农业社会以来，人类脑部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我们现有的神经元联结方式实际上是几百万年演化的积淀。因此，演化心理学有一个重要的结论，现代人的脑壳中实际上装着一副石器时代的大脑。我们要研究现代人的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就必须回溯到我们祖先所处的时代，考察当时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祖先的神经元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解释为什么人类演化到今天依然无法完全在一个完全理性的框架下行为。比如母爱，是一种具有巨大演化效率的行为，但它不是人们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通过情感的形式、通过本能的形式来实现的。人类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也是一种类似于“母爱”的情感机制，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人类本能。事实上，这些思想在早期的苏格兰学派和休谟的论著中已经略见端倪。

    第四，是人类学或考古人类学的最新发现，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许多重要发现。比如，2000年法国科学家在非洲肯尼亚境内发现的图根种原始人骨骸，也就是著名的“千禧人”，距今约600万年的历史。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远古的祖先遗骸。此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大约距今400-450万年。2001年，又有科学家发现了距今600-700万年的一具被命名为“迈托”的古猿（人）化石，但对它是否可以归入人类，目前还存有很大争议。这些发现，对人类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工具的使用是人类最终摆脱其猿类祖先的关键因素。但现在出土的最古老的工具，距今只有200-250万年左右。这样，在人猿分离的演化史上，就有350-400万年的历史无法得到说明。在人类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以前，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人类脑容量的增长，并最终使人类摆脱了他们的猿类祖先？根据现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古地质学的发现，踞今600万年前的一场地壳运动，也许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关键的事件。正是这场地壳运动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见到的、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地貌之一 ——东非大裂谷，它宽几十至200 公里，深1000 至2000 米，垣横7000多公里，如刀削斧劈一般从非洲东南部的马拉维一直延伸到亚洲西部的以色列，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6。作为这场地壳运动的直接后果，非洲西部形成了一系列高山峻岭，而东部地表则发生了沉降。隆起的群山阻隔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使非洲东西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西部非洲，由于降水充足，仍然保留了原始热带雨林地貌；而东部非洲，则由于缺水干旱，逐步形成了热带稀树草原景观。正是这场将非洲一分为二的地壳运动，奠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非洲的原始古猿，被这一“变故”分成两群——“幸运”的那群，仍然生活在西边的原始丛林中，最终进化成了现代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而“不幸”的那群，被迫走出森林来到陌生的生活环境，从而踏上漫漫的、向人类进化的艰苦道路。所有灵长类原本都是树栖动物，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肢体结构、甚至心智结构都是为了适应树栖生活而产生的。在陌生的陆地上，他们失去了自然选择曾经赋予它们的生存优势。要适应新的环境，就必须演化出新的禀赋。这些禀赋包括食物谱系的改变、直立行走、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火的发现、语言的诞生、以及超越血亲关系的食物分享和合作劳动等等，这也是传统人类学通常告诉我们的知识。但传统人类学却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我们的祖先手无寸铁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原始猛兽凶残的追逐与杀戮时，个体之间的合作也许就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合作所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有他们的心灵，即他们的心智模式，这些心智模式就包含着达尔文当年在《人类的由来》中所论述过的关于人类道德感与正义感在人类起源过程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些人类起源的“秘密”，决定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和脑科学家们所观察到的人类神经元连接的特殊方式。

       总之，跨学科研究其实早已存在近百年，但渐渐进入主流视野，被人们所认可和推崇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未来，跨学科研究前途是光明的，也是必要的！因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以解决或解释重大问题为导向的事实，决定了单一学科角度难以完成任务！行为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地理经济学……就单论其他学科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言，早已经开花结果，你还在观望什么？——跨学科研究已经兴起，并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