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生存境遇与大陆学术生态

杨早 施爱东

对话背景：2013年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去世，让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各媒体也多有报道，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话题。有人为其早逝惋惜，有人同情他留下的两岁幼子，也有人感受到坐在学问的冷板凳上那份凄苦和悲凉。我们是否真的如张晖生前所说，真的处在一个学术的“末法时代”？知识分子又是否该坚守那份清冷？由此推及中国青年学者普遍的生存境遇，以及中国学术圈的生态环境，我们能够做出怎样的反思？

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最大发动机
杨早：爱东你是从高校出来的，现在社科院工作，我看你经常批评中国高校的学术管理，是因为跳出三界外，所以敢说话吗？

施爱东：我一向口无遮拦，没到社科院以前我也是这么批评的。一是因为我了解高校的学术管理机制，二是因为客观上中国的学术队伍绝大多数出自高教系统。说到中国的学术腐败，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教育部就是最大的发动机。正是它各种各样的评价体制，以及扔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骨头，一方面导致了权力寻租，一方面导致大多数的学者都落入体制的圈套，不得不为了争夺各种以学术名义发出的非学术的利益、荣誉而疲于奔命。

杨早：高校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项目化生存”，学者的生存都系于项目之上。一位著名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说过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么抢，我们也知道不好，对学术没有益处，可是如果你不抢的话，你连吃屎都吃不上热的！所以你不得不抢，你即使不为个人，为了你所在的集体，你也不得不抢，这是一种恶性竞争，不是良性竞争。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如何拿下项目，至于拿下来之后，怎么结项，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它跟考大学一样，都是严进宽出，进来非常严，但是你怎么都出得去，怎么都能毕业，怎么都能结项。现在高校里的竞争倒是比前几年厉害多了，但是大家觉得还不如前几年呢。因为这种竞争，它是一个逆淘汰，不愿意在这方面动太多心思的学者就被淘汰了。

施爱东：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教育部是中国学术腐败最大的发动机。中国的高校建设，自从建国以来，就日益蜕变成为一个官僚化、政治化的学术机构。

杨早：中国学术（这里主要说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最好的时代，自从有了现代学术之后，最好的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那个时候，基本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而且基本跟世界接轨，不管学术规范还是学术水准，我们跟世界的一线是可以比较的。

施爱东：从学术本位来说，中国的学术肯定是一直在进步的，也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毕竟你投入了这么多的钱，学者本身也有向上的内驱力，学术成果也在不断积累，时代总是在向前走的，你要说中国学术完全没有进步，或者退步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那还真的很难说。我对民国的学术体制不是很了解，但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是真失望，官僚化、浮夸、面子工程，诸如此类，千疮百孔。

杨早：我们自己会觉得中国学术在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但是很明显，今日海外学者到中国来，他仍然与三十年前一样，主要还是买史料，他基本不会看大陆学者的论著，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施爱东：那是因为我们的论著太多了，他眼花缭乱，他们一时间哪分得清哪些是精品哪些是次品。你想想我们有多少人在评职称，每个人都非得要有专著，而且都在比谁的专著多，谁的论文多，那些老外来了，他能买什么呢？看专著论文成堆的，说得不好听，《文心雕龙》它本身也就一本书，你想想，这个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论文得有多少？至少能堆我们这一个房间吧？大部分论著都是绕来绕去地抄，你抄我的，我抄他的，他又抄你的。你让人家老外来了，他怎么买？他要都买回去，绕来绕去也绕死他。

杨早：上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确实是跟国际脱离太久，中间经历的挫折也比较大，到了80年代，再重新开始，再恢复元气，80年代那帮学者，我们导师那一辈的学者，运气比较好，他前面是空白的，他们直接跨过上一代人，向再上一代人学习，这种状况导致他们当时上升空间比较快。但是学术发展也是有波峰、有波谷的，开头有一个开放性的空场，空白很多，你只要能填补一块空白，你马上就出来了，但是慢慢的，成果越来越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发展也越来越平缓以后，它就进入一个收敛期。在收敛期，基本上是出不了大师的，学者要想比前人做得更好，更引人注目，非常非常的困难。

施爱东：要说人的智力，你会相信这一代人的智商，或者是这一代人的努力程度就一定比上一代人差吗？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决定了的，所谓乱世出英雄嘛，比如像胡适他们那个时代，跟他们平齐的学者，全国就那么多，做得好不好都能留下点印迹。胡适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些人的资质其实也是很一般的，他们做的东西并没有多么的出色，好学者和差学者，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可现在不行了，学者基数太大，你根本看不过来，大家只能比数量，你出了10本书，我出了5本书，数字10和5比起来就方便多了，行，你比我多，你牛。

杨早：民国学者中，许多人的学问，今天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

施爱东：对，可是他放到今天就是经典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它留下来的的东西就这么些，可是现在呢？同样的跟他们一样资质的著作，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十本书，你一下就读完了，本本都有价值。可是现在呢，假设是有一万本，你想从一万本书里面挑十本书，你怎么挑？你没法挑。所以一万本的后果是什么？一万个人，你谁也别出头。这个时代是不可能有大师的，不是说没有具备大师水准的学者，而是不具备凸显大师的学术氛围，大量庸才就能淹死天才，拖死天才。

大陆学术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杨早：今时今日这种情形下，评价一个学者，或者学术成就，最后能够比较的要素是什么呢？资历。资历一定是可以比较的，你哪年进来的？你当了这个多长时间助研了？所以现在许多地方评职称的最关键要素就变成了资历和年龄，这个是在学术共同体缺失的情况下，一个不得已的方法。我们无法建立起公正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就只能采取论资排辈的方法。

施爱东：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社科院还算好的。因为我在高校工作过，相比之下，我觉得社科院评职称评项目什么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公正，至少来说，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不多。文学所确实积压了一大帮的年轻人职称上不去，张晖也是其中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张晖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