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突然上网,见到一个漂亮女生的讣告,讣告上是这样写的:
她去世前在中金,前两年在毕马威。28岁,投行女,漂北京,无男友。高工资,高压力,生活无规律,加班到晚上10点是常事,忙到没时间给自己做饭,只好DQ、味千…甚至去超市觅食,喝奶茶等富含添加剂的饮料,最终因为胃癌去世。
一份人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扼腕叹息的结局。
点开她的微博,一张修饰过的笑脸,掩饰不住的沧桑与焦虑。没日没夜的加班,像男人一样去工作,去战斗,即便生理周期也要逼迫自己撑出一个气壮山河的小宇宙,在这种以战斗为生活的生活里,她不是第一个倒下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银行客户经理,在黑夜里,烟火中,她有一张时隐时现的脸,她的女士烟点点消散,薄荷的味道充溢其间,她的泪水打湿了脸颊,她哭诉她面对大客户的艰辛,每一个手握资金流的大客户,都满怀信心想把她骗上床。她被欲望裹挟,最终成为欲望的一粒棋子,逃无可逃。
我曾经认识一个北大光华金融系毕业的女士,天之骄子,2008年的夏天,我们每天中午都在国贸一期的陕西面馆,同吃一碗刀削面,我站在南方周末北京总部的玻璃边,把一条街对面的国贸一期眺望,那里一家国际著名投行正是她实习的单位。一天十四个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凌晨时分打车回学校,凌晨两点又被经理招回去工作。她戏称自己连轴转的生活是“下刀子”,而她所为之付出的一切,包括强装的笑脸,背地里的抱怨,不过都是为了延续那个梦想,活在这个时代金字塔的塔尖上,活在人们的赞许而非卑贱里。
那个夏天里,我突然奇想,灰蒙蒙的国贸大楼,拥挤的下半时间,虫豸般穿梭,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故事里说道,有一天夏天里,金融危机忽然爆发,成千上万被裁掉的员工,从国贸密密麻麻蜂巢一样的窗口坠下,一个月以后,世界金融危机真的爆发了,我的朋友,也因这次危机失去了她的投行梦。
“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朝边塞诗人的诗句,竟正好做了今天这个丛林社会中人们努力拼搏的注脚。许多怀揣梦想,实力不凡的人,在此狭路相逢,渴望成为世人眼中的稳拿,却不免多数沦为吊丝。我相信,她们中间的大多数,赚钱不是为了花天酒地,而是认为赚钱越多越能体现自身价值。可怕的是一个标榜价值多元的社会,为什么却只有钱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50年代劳动光荣,70年代参军光荣,80年代文化昌盛,90年代下海光荣,如今是唯利是图,仕途虽好,但是专制,文化虽高,但是清贫,军人是反动爪牙,工农是时代弃儿,只有经商赚钱光荣,殊不知中间有多少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最终,我们时代的精神变成马诺的那一句:“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资本家成为最后的赢家,大部分人成为屌丝。
一个28岁的北漂投行女,宁愿忍受没有时间恋爱,没有心情微笑,没有可能自己为自己做一顿丰盛晚餐的生活,也要拼死拿命去换钱,直到因为胃癌,香消玉殒,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我的一位北大同学,好几年前就略带戏谑的对我说:“你要是娶了一个光华金融女就发达了,少奋斗几十年。”在今天这个无比自由,无限可能的时代里,我们唯一的憧憬与自由,就是成为一个庞大机器的螺丝钉,因为忍受强奸而获得成功。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谁是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
"资本。"雷蒙阿隆会这么告诉你。
被阿兰布鲁默称做“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法国人雷蒙阿隆,曾经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坦诚过这种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着力批判过的“形式自由”,而并不是真正的“实质自由”。真正的“实质自由”应该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的全面发展与全面解放,而不是被现代机器大工业所裹挟所规定的唯一可能性。雷蒙阿隆是真诚的,虽然他着力批驳了马克思“实质自由”的乌托邦性质,但他同样悲观的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形式上的“政治自由”,即用脚投票的自由,实质的心灵自由是虚幻的。尽管我们可以引证以赛亚柏林的论断“自由只是一种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而非行动的自由”,但我们发现,当我们这个被金融资本家们所定义过的世界里,我们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夸父逐日般奔向金钱规定过的“成功”,我们唯一可能的自由就是以牺牲心灵自由的方式,避免成为他人眼中的“吊丝”的悲剧宿命。柏林自信的告诉我们,自由只是给我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你可以选择做食不果腹的乞丐,也可以选择不做锦衣玉食的国王,这是你个人的意志,但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看到是“宁愿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盛行,看到的是为了成功“前三十年拿命换钱,后三十年拿钱买命”的温拿心态,28岁香消玉殒的投行女,其实原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以“成功”的名义,她自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她已经摘到过星星,而更多的吊丝,比如我们,唯一可以获得释放的,也许只能是在网络上放情痛骂一翻这个万恶的旧体制,幻想一下富二代官二代的灰飞烟灭,回味多年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美妙余味。但是,如果我们诅咒我们过去的时代是一个乌托邦,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即将取代它的,就是一个美妙新世界?是否因为,斥责那个日渐远去的社会是一个“极权社会”,就必然意味着我们正在纵情欢呼的那个正在完成进行时中的“民主乌托邦”就能带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现代社会只创造两种人,一种是没心没肺的专家学者,一种是纵欲之徒”。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提出的警告,至今让我心有余悸。
韦伯看来,宗教改革以前,天主教会的松懈制度为基督教欧洲的大多数居民提供了安慰和安全。与今天用不断赚取金钱获取成功的方式不同,虽然它为僧侣和修女规定了苦行,但它没有向普通人强加这样严峻的清规戒律大部分中世纪的城市居民,大都在同业工会的掌握中,生活当然比现代人清贫,但俗世的欲望也大大被节制了,俗世的生活是艰辛的,但他们在行业工会中有自己的位置,只要工作尽职,普通信众能够平静的通过这个苦难的世界,相当自信的沉湎于来生得救的希望。
但新教主义的诞生使这一制度破产。经院生活被废除了,苦行的戒律却被广泛接受。圣母和圣徒被废黜了,人被引向一个严峻的希伯来上帝。在这个毫不宽容的神灵面前,除非得到圣灵的照示,保证个人成为一个得救的选中者,个人不过是一个堕落、卑微、一文不值、怨天尤人的虫豸。他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赞颂上帝。他能够通过崇拜、祷告、交十一税和遵守安息日来做到这一点,以使他在上帝为他安排的“行业”中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加尔文教的上帝面前,个人被湮没了。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真挚的,虽然坟墓不是其最后归宿,等待着大部分人类的却只是比死亡还要坏的命运,一生唯一的意义就是为上帝辛苦工作。
韦伯进一步说,加尔文主义为现代的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占性提供了最本源的刺激与动力。
加尔文主义者称赞活动是颂扬上帝的一种方法。勤奋工作就是为上帝工作,他这样工作不是为了从成功的感觉得到满足,也不是为了追求令人堕落的感官快乐,而是因为这是上帝所规定的任务。如果为了取得成功而取得而需要采取残忍的办法,他不用忧虑,因为人类实际上就是堕落了的野兽,没有值得尊重的权利。
今天,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已经为资本主义这尊新神取代。
韦伯说他确信,采取残暴竞争手段的资本主义的成长,大大促进了现代人的不满和疏远。他使人更富有,但更不安全,以后的问题就是“吃得好,或睡得好”。中世纪的天主教提供了后一选择;加尔文主义者和他们的虔信派教徒、监理会教徒及浸礼会同盟者则选择了前者。
韦伯所阐释的一切,正是支撑我们今天社会的“成功学”基础,正是这种不断为资本裹挟的生活中,我们日渐成为这个机器社会的螺丝钉,日渐失去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资产阶级革命所换来的,不过是用形式上的“用脚投票”,换取是实质上的“心灵自由”。
其实,在不久的过去,我们中国人也许能比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中世纪基督教徒们,有更符合人性的“心灵自由”。
80年代,远没有今天丰富的物质生活,一般年轻人刚刚毕业工作,论资排辈,也必然没有自己的房子。我父母亲到我小学六年级,还住在我外公单位分的房子里,却并无多余的怨言。一方面,房子还没有成为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炒越大,一方面,不患贫,患不均,论资排辈是从上到小通行的惯例,我们今天大可说是吃大锅饭的陋习,但当时,确实起到了社会平衡阀的作用。人们不患没有房子,只要努力工作,房子总归是有的。那时,面对个人生活,大部分年轻人的内心是大体安宁平静的。
再远一点,钱穆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抗战时候,陪都重庆有一家远近闻名的月饼店,每逢中秋,都有许多达官贵人从各处甚至昆明坐飞机到那儿,就为了买他家的月饼。但每到中秋节那几天,掌柜的就关门打烊,不做生意,别人一问,中秋节时,月饼是最畅销,你为何偏要打烊。掌柜的笑道,这整条街上都做糕饼生意,沾亲带故,我的生意本来就已经很好,中秋节前的生意已经足够,如果中秋节还占着不走,街坊的生意就没法做,甚至破产,我于心不忍,人,还是要知足的。
我想,掌柜的说这话时,一定眉飞色舞。在竞争面前,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却也有着浓浓的乡情。他既能吃的好,也能睡的好,他的笑容应该是常在的。
当然,无论基督教徒们的富有后裔,还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人,人们早已经失去了笑的好的选择权,人们普遍被裹挟入为吃得更好的战争中,这种战争的戏剧效果是显然的,你既要盯着别人碗里的肉,还要护着自己碗里的肉——不是为了上帝,上帝已死——只是为了,饥饿的自我。今天的中国,正沿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进行时中,人们自然对学金融趋之若鹜,却恰恰可能是一种同床异梦,痛苦焦虑矛盾,皆源于此。若按照个人爱好去选,大部分人会选择学习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最后大家却纷纷“舍车保帅”,这就是现代性的重大特征:被解放了的个人欲望压倒一切。古代,宗教给你一个来世,缓解现世的焦虑,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与行会制度,社会风俗道德伦理会从小节制你的欲望,比如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一定要打压商人,子弟不能为官,社会地位最低,正是出于对人欲解放的忧虑,做出的制度性设计。启蒙运动以后,肯定天赋权利,实质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吃好玩好,炮好,尽可能比我周围的人好。实际上,个人欲望无止境,大部分人会在欲求不足中度过一生。再纵欲过度的人,也需要人文滋养与信仰,因为在欲望这条路上,尘世之人看不到头。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巴黎高师曾经的精神领袖阿尔都塞,为其辞世之作题目《未来永继》,正如雷蒙阿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驳所说,20世纪所过去的一切,也许证明了列宁式乌托邦的破产,但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却前所未有的加深了。“未来永继”,当巴黎高师曾经的文科生们,纷纷投向国家行政学院与巴黎高等商科学校的怀抱,与过去斩断桥梁,成为一个目不斜视,井井有条的商人与政客,当塞纳河右岸的金融街傲慢的耸立,当全世界再一次为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买单,当人们发起了新一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想说的,也正是这四个字“未来永继”。
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它对人的“异化”问题,它终将因此而崩溃,造物主没有理由允许这样一种戕害成为永恒。
是的,“未来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