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视角观察全球环境

    面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革，需要我们不为赞扬而冲昏头脑，也不为诅咒而垂头丧气；不为一时的顺利而忘乎所以，也不为暂时的挫折而乱了方寸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增长期，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活动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由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延伸，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重新调整，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互动明显增强。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这既为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对我们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言，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出发，面对全球经济市场化、政治有序化、格局多极化、军事透明化、安全综合化、社会信息化、主体多元化的复杂变革，我们应当学会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客观冷静地分析自己、看待别人，历史地分析自己、看待别人，从而既不为赞扬而冲昏头脑，也不为诅咒而垂头丧气；既不为一时的顺利而忘乎所以，也不为暂时的挫折而乱了方寸。

    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更为清醒地了解世情，为中国经济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维持一个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国际氛围。

    大国之间的主要三角关系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进行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为中国发展同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受访的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确处理大国关系，要求我们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大国心态，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实事求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利民把影响大国关系的几个主要因素归结为：一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形成冲击。新兴大国崛起的速度、规模和模式前所未有，造成的冲击力也是空前的。二是美国一超地位滑落速度有些出人意料。三是俄罗斯的表现越来越强势。四是欧洲和平主义的兴起，谋求通过全球治理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受以上多种因素影响，林利民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国际政治和大国格局重心有可能移到亚太。

    他说，我们应特别注意几个主要三角关系的变化。包括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印关系、中美欧关系。

    中美关系的相互借重

    在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在妥善解决2001年4月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之后，从2001年7月开始中美关系一直朝好的方向发展，截至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长的稳定发展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近年来中美合作面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不断增多，表现在经济、战略、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加深。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机制化建设不断完善。除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外，建立了中美战略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对话，以及几十个其他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和协商机制。

    此外，中美关系如今早已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涉及更多全球性、地区性和安全领域的问题。比如中美在朝核、伊核及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合作有目共睹。“因此，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具有地区和全球意义的关系，具有国际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傅梦孜研究员说。

    专家同时指出，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互信问题。美国不确信中国的发展会走向何方，害怕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采取“两面下注”，既牵制、防范和平衡中国，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拉中国一起解决一些国际和地区问题。

    此外，中美在贸易、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 、服务业开放等很多方面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讲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大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大变数。

    总体上，看待中美关系要心态平和，切忌急躁，登高望远，面向未来。专家们的看法是，中美不但要做“利益攸关方”，更要做“建设性合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冷静判断，另一方面，要努力消除疑虑，增强信任，加强各领域的合作，担负起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

    中俄关系 深入全面发展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认为，中俄关系现在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是政治上的高度互信。中俄11年前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6年前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4年10月后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消除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这两年通过互办国家年的活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上历史新高度。其次是经贸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加深。此外，中俄在人文领域和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增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陈玉荣研究员说，以前中俄有政热经冷（或温）、上热下冷的说法。近年来两国人员往来增加进一步夯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加深了人民之间的友谊。现在俄罗斯出现“汉语热”不是偶然的，表明俄罗斯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发展同中国关系是一个机遇。

    2007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今年年底俄罗斯将举行议会选举，明年初是总统选举。但无论谁接替普京 的总统位置，陈玉荣认为，都会沿着现在的路线发展中俄关系。

    首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证明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次，新总统会沿着现行的振兴俄罗斯和大国强国战略继续前进，因此在内部改革和外部政策上不会有大的调整。特别要指出的是，俄罗斯会继续加快和加大力度开发其远东地区。这与我国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同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对亚太越来越重视。特别是经济方面，俄希望融入亚太经济，这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因此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执行的政策来看，中俄关系都有望继续深入全面发展。

    中日关系 要面向未来

    中日关系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从政治冰冻期到破冰再到融冰的由寒转暖的过程。但中日关系仍然有矛盾，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主任高洪研究员说，在安倍辞职前的几个月，日本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与小泉时代不一样的举动，同时却在拉美国等国家搞所谓“意识形态同盟”，企图通过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以牵制中国，给中日关系发展蒙上新的阴影。

    现在福田康夫内阁掌握了日本政权，专家认为，福田在对华关系上属温和派，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就明确表示将不参拜靖国神社 ，他的重要阁僚也做出了一些友善和积极的举动。日本新内阁为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是亚洲两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日都应该本着重视两国民众长期友好，从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和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出发，维护好中日关系大局。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也要善于引导好国民心态，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为重，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看问题。

    高洪认为，对中国而言，我们致力于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应加大改善对日关系力度。从日本一方来说，应客观、冷静地看待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相伴随的中国防务发展，打消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疑虑。中国的发展是全面的均衡的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最近曹刚川 国防部长访问了日本，双方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交流已经启动。这是个积极的信号。

    当然，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还会有困难和麻烦。专家认为，日本应恪守三个政治文件的承诺，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应注意自己的言论和行动，避免给台独势力错误信号，影响中日关系大局。在历史问题上，不要开倒车，制造新的麻烦。

    中欧关系的新任务

    中欧没有历史包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关系发展快速、稳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冯仲平研究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欧发展关系面临新机遇，也有新挑战和新任务。

    新机遇，首先是欧盟对中国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欧洲的关注点是全球性问题，在环保、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因此极力想把中国拉进来。其次，中欧关系更加成熟。中欧战略对话实现了机制化，除每年的中欧领导人对话外，中国与欧盟国家双边的对话也很频繁，通过沟通和交流增强了相互信任。中欧经贸关系十分密切，现在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新挑战表现在，一是欧盟强化了所谓“中国责任论”的提法，要求中国在全球性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欧盟2006年10月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中比以前更加强调双方的“责任”。二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中欧关系中竞争成分增大，在经贸、能源等方面表现明显一些。反映在政策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更保守，也具有防卫性和保护性。此外，欧盟要求中欧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对话和协调，目的是希望中国接受欧盟对非政策中的“良治”条件。

    新任务是指在新的形势下应重新审视和思考同欧洲的关系。中欧应该是一种既合作也包含竞争的伙伴关系。要注意防范遏制中国的政策出现。今后应重视两个问题，一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问题，避免贸易问题政治化。二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在气候变化、环保、能源、防核扩散、移民等方面，这些也涉及我们自身的长远利益。

    来自全球变暖的压力

    未来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对外开放战略，而随着国家利益向外广泛延伸，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对中国也构成严峻考验。对此，需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警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成立至今共发表了4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

    今年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超过90%，高于2001第三份评估报告认为的66%。报告认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净影响是变暖。

    报告认为，无论哪种情形，未来20年全球气温都将以平均每10年至少0.2摄氏度的速度上升。那么随气候变暖而来的将是全球冰川和冰盖出现大面积损失，由此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威胁到许多沿海地区的安全。并且，气候异常将增多，会更频繁地发生极端天气。报告认为，气候变化还将损害生态环境，减少生物多样性。总之会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

    全球变暖不是个新话题，只是近几年越来越引起更多国家重视。全球变暖主要是人类活动所致，关键是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中国目前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排放国，而且又处于工业化非常关键的阶段，源于我们自身的技术和产业结构问题，节能减排压力之大、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问题上是认真负责的。中国率先加入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作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承诺，采取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正在一步步到位。比如中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将科学发展观 作为执政理念，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努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今年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指出，“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其他领导人的广泛认同。由中国此次提议建立的“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为亚太地区各成员搭建了又一个有效合作的平台。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倪月菊研究员认为，表面上看，多哈回合谈判中止的原因与中国直接利益诉求关系不大，而且对欧美等国的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小，因此多哈困局暂时不会对中国带来太大影响。但从国际贸易整体环境来看，带给中国外贸的潜在冲击不容忽视。

    一方面，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会增加。贸易自由化受挫，世贸组织各成员将更多地关心自身的利益，宽松的贸易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外贸环境受到的挑战不言而喻。特别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打着各种各样旗号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会有上升趋势，更容易滋生贸易摩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有浓郁的“出口导向”色彩，多哈回合谈判越是久拖不决，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越多。

    多哈休眠还导致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加速蔓延，中国的外贸将来可能会面临新的困难。

    因此，积极参与并努力营造良好的外贸环境、突破新贸易保护主义障碍，积极参与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已成为中国外贸的当务之急。

    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强化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着手尽快调整、制定与国际标准相一致的国家标准。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针对中国实施的歧视性政策，一旦发生贸易摩擦，要充分利用WTO解决双边和多边贸易纠纷的协商机制，帮助国内企业维护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在多哈谈判中努力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使谈判尽早取得成功。同时加快制定发展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长远规划，避免被排斥在双边和区域协定的限制之外。

    从企业的层面看，需要全面了解WTO规则，学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依法保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不能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漠然置之。（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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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责任”的挑战

    声望源于成就，魅力源自实力；但过高的期待、过重的责任，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发展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所谓“大国责任”包罗万象，就经济责任而言可概括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和环境问题，扩大金融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加国际援助等。

    面对新的征程，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但是，过高的期待、过重的责任，以及所谓“大国责任”背后隐藏的玄机，无疑会增加中国的发展风险。

　　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反映

    国际社会之所以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中国因素”弥漫全球。改革开放29年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而迅猛，2006年GDP近21万亿元，经济规模仅次于美日德，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且仍快速增长。国际权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08年中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中国GDP仅相当于全球总值的5%，但全球经济的实际增量约1/3来自中国。此外，过去4年，经济敏感商品（如石油及铝、铅、铜、铁、锡等多种金属）的需求增长约50%归因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冲击波”更是突出，以致国际社会一度掀起“中国输出通货紧缩”的喧嚣。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被动接受者，但是今年以来的某些股价波动，直接影响亚洲、欧洲乃至美国股市。

    此外，还由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迅速调整。国际经济专家认为，全球经济正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转型，经济中心正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今后25年内，新兴市场将占有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目前是21%）。美国高盛集团发表报告声称，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BRICs”）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到本世纪中叶，“金砖四国”将统领世界经济风骚，中国可能会在204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在2033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管理”乏力。美国经济因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居高难下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深度依赖国际资金，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如抵押贷款利率）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制约。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06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比美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多73亿美元。这是自1946年美国官方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首次出现“投资赤字”。“三大赤字”使美国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长期执迷“华盛顿共识”，以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占世界外汇储备的3/4），其国际影响力在降低；世贸组织（WTO）则因多哈回合中止、区域与双边自由贸易盛行而处境尴尬；“七国集团”因代表性不足而广受诟病，对全球经济的调节愈发力不从心。

　　正视始作佣者的玄机

    “大国责任论”显然是一柄双刃剑，超出现有能力过多承担此类责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明显不利。

    从主观上分析，导致“大国责任论”呼声日盛，有我们自己的相当一部分责任。主要是一些部门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已不满足于一般国内的“形象工程”，而过于追逐国际的“形象工程”，一个羽翼远未丰满的发展中国家，给人的感觉却俨然一副强国姿态。再有，“走出去”战略由于缺乏协调，一些垄断企业“高调低效”，有意甚至肆意借题炒作，只顾企业或个人扬名，不管国家利益，实际收益很少，却弄得满城风雨。

    本来对华就心存芥蒂的某些西方势力一直如芒在背，借机散布“中国威胁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增加。

    同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大国曾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施加所谓“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在透明化、私有化和自由化），迫使后者不断扩大开放，从而被纳入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现有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阿根廷、苏（联）东（欧）国家和印度尼西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由此，“华盛顿共识”与IMF世界银行一起从圣坛上滑落，西方的道德标准由此遭到广泛质疑，道德优势因此动摇。

    如何将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纳入现行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重要课题，他们希望借助“大国责任”以重新获取某种国际道德优势。

    再就是美国欲以“大国责任”利用与牵制中国。“大国责任”是美国送给中国的“橄榄枝”，更是“紧箍咒”，是美国“接触加遏制”战略的政策体现。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可以持续获得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可以借助国际分工价值链的差异获得大部分利润，可以利用金融手段吸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这应是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所说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符合美国利益”的真谛所在。

    但是，中国经济社会若从持续增长中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由此壮大，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遏制任何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或霸权挑战者，是美国的长期战略。近年来，在美发布的多个战略报告中，均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的威胁力量、重要的战略遏制对象。即便有了“利益攸关方”新思维，中美之间出现经济战略对话，但美对华的“遏制加接触”的实质并未改变。因此，从某种程度看，“大国责任”内藏种种玄机，即延缓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经济处于类似拉美的那种“增长而不发展”的状态最合乎美国利益。

　　“橄榄枝”背后的严峻挑战

    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不仅可以削减“中国威胁论”，增进国际形象，而且可以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合作，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但用橄榄枝编织的“大国责任”不只是机遇，也有严峻挑战。

    风险一：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影响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尽管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进步，但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制定，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利于中国长远以及战略利益的实现。如若中国真的不折不扣地依照西方的指令而起舞，将进一步恶化贸易条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技术管制、强化知识产权，使中国过多停留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上，使中国过多停留在“世界加工厂”的国际定位上。2003年中国出口53亿双鞋，但可获得的利润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获得。很多行业的利润分成远不及鞋类。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讥笑“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

    在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上，西方大国一直主导国际有关保护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如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不仅延长专利保护期限，而且将诸多依照传统理念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也纳入专利。在施用过程中，滥用知识产权，将缺少创造性、新颖性的技术纳入专利联营，进行市场垄断。为此，中国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拿出来向国外专利持有者支付专利费。与此同时，不断侵犯中国知识产权，私下大肆收买中国研发成果，并购后却弃用中国知名商标，抢注中国传统品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的格局，使中国落入“增长而不发展”的陷阱。

    风险二：影响中国经济正常发展，或不堪重负而陷入困境。全球气候暖化以及资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等相关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解决这一严峻问题。但是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生活安逸化消耗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使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积累起巨大“存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的只是部分“增量”，发达国家因此越来越多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引发环境危机，并承担“大国责任”是不公正与不合理的。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道有着不可剥夺的发展权利，在资源与环境上不合理地承担“大国责任”，会影响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步伐。

    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复杂，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所致。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事务“管理失职”，不去深刻自我反省，反而日甚一日地指责中国，要中国承担解决全球失衡的重任。美国一方面步步紧逼人民币尽快大幅度升值以及金融加快开放，以解决对华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吹捧中国为“世界经济领袖”、“新超级大国”，甚至有知名人士呼唤“中国马歇尔计划”，建议中国从外汇储备中拨出1500亿美元设立捐赠账户，以支持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计划。

    国际社会以及美国诸多学者都认为，美国外贸赤字主要是由美国经济与消费结构决定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只会调整美国对外赤字的地区结构，不会显著减少赤字总量。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巨额赤字”这一“美丽谎言”之后，是人民币无限升值的陷阱。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因为巨额贸易赤字力压日本肩负起“大国责任”，包括增加内需，升值日元等，结果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没有减少，日本经济却陷入严重困境。

    风险三：影响金融稳定，增加金融风险。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论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战略时，列举了美国应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关键点有“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与“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如今美国正凭借强大的金融实力与成熟而隐蔽的金融战略，不仅攫取了世界巨额财富，而且还使相关国家经济低迷、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正因为遭遇“金融败战”，才有日本低迷的10年、苏东倒退的10年、拉美失去的10年。

    在军事、政治干预未见成效的情形下，美国以金融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迹象正日益明显。而中国缺乏足够实力与能力应对大的金融危机。金融业是国际经济争夺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美英曾以各种手法施压新兴市场金融开放，方便跨国垄断资本借机制造金融动荡，掠取东道国财富。目前中国金融开放速度加快，令诸多国际经济学家和机构惊愕，属于“入世”承诺的积极开放，不在承诺范围的也在“自主”加速开放。越来越多外资金融机构入境中国攻城略地，越来越多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到房地产与股票市场，金融稳定形势日趋严峻，金融风险迅速增加。

　　积极应对“大国责任”

    西方大国的道德并不具有优势，因为“大国责任”标准是模糊的、多元的。

    美国不但是大国，而且是超级大国。但在享受诸多特权的同时，却极力回避与推卸责任。如在《京都议定书》上出尔反尔，拒绝《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撕毁《反弹道导弹条约》，违抗《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拒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如今，美国等西方大国依照自己拟订的标准，要中国承担所谓“大国责任”。

    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中国历来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积极主动承担的国际责任迅速增加。因此，“大国责任”的喧嚣实际是对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诋毁。

    “韬光养晦”仍应是我国基本的、长期的对外方针之一。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吸引外资与官方外汇储备等方面成绩斐然，但人均国民收入排世界第110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5%，韩国的10%。依据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国际贫困人口标准，目前中国还有1.3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西方国家如日本普遍藏汇于物（美日石油储备都超过200天），藏汇于民（日美民间外汇分别是3万亿美元和9万多亿美元）。

    在中国外贸、引进外资的成绩背后，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成本以及劳动者健康的代价。因此，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今后长期面临的任务。中国要成为经济尤其是金融强国的路途仍相当遥远。有鉴于此，对外经济工作应加强协调，低调谨慎，约束“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张扬行为，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树立起一个“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低姿态”的大国形象。

    在积极主动承担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责任方面，要看到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的调整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必须适应、利用现有的秩序与规则。实践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尊重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参与解决日趋严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应当有信心、有能力，在尊重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依照自己的道德标准，积极主动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责任，以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我们的“软力量”（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等），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所凝聚的“北京共识”就是“软力量”的重要体现。近年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与生态环境、增加国际援助等方面虽然取得明显进展，但是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相去甚远。从长远来看，这些于人于己都有利的事情要积极主动去做。加强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对话与合作，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全方位感受，澄清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在增进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中，应考虑到“赤道原则”和“资源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等国际规则。

    尽管“大国责任”下有诸多玄机，但是如果我们能顺利接过橄榄枝，利用得当，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化危险为机遇，借助外在压力理顺国内经济关系，解决社会经济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矛盾与因素。

    中国历来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如“入世”开放承诺）应认真履行。但是，对西方大国不断要求的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改革与开放措施，应当慎之又慎。拉美与东南亚等地的金融危机一再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全面对外开放）应在宏观经济与贸易自由化之后，必需金融监管部门的组织和功能显著加强，营造良好的金融运行基础（如完善的法规与会计制度等），充分的透明度和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发展对冲和管理风险的市场。否则，不仅效率提高缓慢，而且易于引发金融危机。□ （文/江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三大“天时”

　　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大规模参与世界经济，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之一。1978年中国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二十七位，2004年居第三位，有可能在2010年之前对外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使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

    其次是中国至少有可能创造和获得四五十年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2006年的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13倍，如果能延续到2020年，保守估计，42年的改革开放，42年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42倍左右。中央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发展我们自己，然后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再次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在公元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因素发生的最大革命就是文艺复兴，而后就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中国全都丧失了这些机会。这次全球性的知识革命，中国可以产生三大效应：第一个是人口效应，13亿人口，同样的技术，并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覆盖率就能形成巨大的规模。第二个就是蛙跳效应，特别是前沿技术，后来者有可能蛙跳，也就是“跨越式发展”。第三个是边际效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只要略有提高，就能形成巨大的边际效应，这一效应是世界最大的效应，能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7年11月06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07年10月09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