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一）https://bbs.pinggu.org/thread-2611318-1-1.html）
　　《大》中提到中国“未富先老”，但是富和老也没有多少关系。
首先，老龄化不是一个问题。老龄化的另一种说法叫做“长寿”，是人们普遍的追求，这一点无须赘述。无论是搞计生的还是反计生的人，没有听说谁想早死而不愿意长寿的。那些把“老龄”当作一个问题的，都是指别人的老龄，而不包括他自己。
　　构成发展指数HDI的三大参数之一就是寿命，寿命越长，HDI值越大，被认为是社会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次，富和老，这其实是两个有点对立的价值观念。追求富裕，需要有一个拜物教思想，要有对财富的贪婪之心或者说是锲而不舍的追求理想，天上不会掉馅饼，要致富就要努力奋斗（包括努力坑蒙拐骗偷），而这种奋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包括身体和寿命多少人在追求财富的人生旅途中过劳死？多少老板是长寿的？又有多少长寿老人是吃山珍海味的富人而不是过粗茶淡饭的穷日子？而长寿，取决于生活是否健康，更多的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就包括对待财富的态度。长寿老人几乎无一不是淡泊名利，对金钱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会为追逐金钱财富而付出寿命的代价。
　　通俗一点，这是一个“要命还是要钱”的选择题。拜物教者也想长寿，他们的策略是“年轻时以命换钱，到年老用钱保命”，可惜，这只是自己的美好理想，在很多人都认为具有无限优点的竞争社会里，能够以命换到金钱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付出了命却被市场分化到了贫穷的一极。
　　中国人讲“舍”“得”，要有所舍才有所得，既要命也要钱，想法很正常，但是属于希望甘蔗两头甜的贪婪，想什么都得什么也不愿意舍。而贪婪之下，长寿是注定不易的。长寿之人都淡泊，不贪婪。这就是《大》提到的国产俗话“财丁不能两旺”的正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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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也提到“人口红利”这个热词。但是，这个人口红利却是一个十足的伪科学观点。它完全有意识地掩盖了价值判断的主观性，把“利”装扮成了一个属于全民的东西。而实际上，谈到“利”，一定有一个属于谁的问题。“人口红利”的确是存在了，但必须看到，是谁的人口？是谁获得了红利？一套售价几百上千美元的西装，用流水线上密密麻麻的中国缝纫女工来生产，保障的是外国的利润。说穿了，居民用自己的人口让厂商获得了利，穷人用自己的人口保证了富人的利，是中国的人口让外国资本获得了利。
　　利，从来都不是平分的。利益阶层这个词要时刻记得，不要空泛地谈论“利”字。现在得利阶层还都在用人口红利来忽悠，希望继续用广大民众的人口来保证少数人的红利。

　　《大》中还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就是工业化通过“右手”压迫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使得生育率降低，出现严重老年化，社会难以持续发展（越穷越生，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
　　真的有“越生越富”进而“越富越不生”这种事情？
　　“越生越富”可以说是易教授的一个十足的杜撰。贫穷的国家现在的生育率都不低；中国1942年很穷，但人口当时就是世界第一。没有见到非洲兄弟们越生越富。
　　至于“越富越不生”更是逻辑不通。易教授大概是想解释为何不搞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也会和搞计生的贫穷中国一样，都落得个生育率越来越低的“下场”。
　　我承认，生育繁衍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当然也是人的本能欲望。但是，行为学给出的原理是：行为=欲望*可能，既然指责计生压制了人的生殖欲望，说明是承认人的生殖欲望的合理性的，而富人之财富又提供了生育的条件，既想生又有条件有能力生，怎么会得到一个“越不生”的行为结果？难道富人都是不育症？就算是财富导致不育症，富人也该会不惜金钱去治好不育症的吧？实际上，富人不仅仅不少生，而且还很多没有在册的“私生子”，这些私生子的存在恰恰是他们既想生又有钱的结果。
　　对于发达国家为何也出现低生育率这个现象，我有一个解释，大家不妨听一听是否我的解释的比易富贤的更“圆”一点。
　　发达国家之发达，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这个“富”是总量判断，而不反映财富的分布情况。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巨大的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大多数人属于穷人。富人既想生又有条件生，当然不存在越富越不生，但是富人是少数，再怎么高的生育率也弥补不了大多数穷人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总体生育率的下降。
　　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资源问题中包含着的另一个本质问题，这个本质问题就是被有意识“忽略”了的所有制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就是在私有制体制下，资源都是有主的，除了争夺起来会付出难以承受代价的极地公海等资源之外，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不被人声称拥有的资源了，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被称为“公”的资源，也时时刻刻处在私人贪婪的目光注视之下，时时刻刻准备一分了之。一个国家资源总量不论再多，如果掌控在少数人口手中，他们依仗资源和生育本能带来的人口增长也难以弥补因为缺乏资源而想生不敢生的穷人带来的人口下降。
　　退一步想想，假如“越富越不生”是规律，那也算是人们的主动选择吧？为何要用鼓励生育的政策来对抗大多数人不愿生的意愿呢？如此执意和大多数人做对，还是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吗？
　　如果按照我的这个解释来解读易教授的“HDI和TFR线性负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还真的是一个成果呢！可惜，易富贤为了避免被解读为计生必要性而宁愿把它解读成谁看了都会怀疑的“越富越不生”，可真是糟蹋了易教授的心血了呀。
莫非易教授这么做是舍掉孩子去套狼？还仅仅是陷入了自己的定式思维？

　　《大》也对中国人口的走势做了自己的分析，结论就是，“2005年中国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亿，1978年以后出生的5亿，1988年以后出生的3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寿命为76岁的话，中国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别降低到7亿、5亿、3亿，但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已经有41岁、49岁、59岁了，基本都丧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华民族基本灭绝。”
　　这个由对计生的反对演变而来的对中华民族的诅咒可谓恶毒之极！大概罗教授认为不如此耸人听闻大概不足以赢得支持者。这个恶咒的前提有两个：第一，计生就是0胎，就是绝育。这几乎成了所有反对计生的人的一致手段，让生一个就是不让生，把1等于0。第二，现在的独生子女都会选择丁克，不再生育。因此，到了2046年，中国就不再有一个育龄妇女了。第三，假设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会一成不变地执行到2085年。
　　可惜的是这三个前提全部子虚乌有，因此，2085年中华民族会因为计生而自我灭绝，也仅仅是易富贤以怜悯中华民族的名义对中华民族发出的诅咒而已。

　　《大》中引用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当中的“少年强则国强”来鼓动人们多生，以多生达到强国。我提醒读《大》的人注意，首先，强和多不是一个概念，易富贤偷换概念这种手法太低级。要靠人头打群架抢夺资源吗？第二，梁启超时代中国人的生育率是多少？那时还没有搞计生已经是人口第一的中国缺人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不是呼吁中国人多生育的，而是面对着乌乌泱泱的弱少年中国发出的强国呼吁。日寇入侵和八国联军来侵的时候，是敌众我寡吗？
　　有人对这个问题倒是想得开，只要多，不要强。李蒙记者要大家用“一群羊也是放”的心态对待下一代的抚养资源问题。这种人口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带来的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少年强”吗？
　　与之相反，被诟病的计生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强调“优生”，而不是滥生，优生才是梁启超所要求的“少年强”。

　　《大》中也谈到了计生政策的道德评价。这是所有攻击计生政策者都会祭出的一个“必杀技”。那么我们不妨谈几句关于道德论方面的基本常识。
　　道德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独有问题，不是自然科学，是社会学的范畴，也就是说是基于价值判断的，而且是用于评价人类自身行为的。我们不会去评价猎狗抢夺狮子的猎物是否道德，也不会评价鳄鱼伏击角马是否道德。自然界本身不存在道德与否的问题。
　　在计生问题上，道德不道德，只有单选没有复选，不可能是定一个生育率指标，不在这个指标上就是不道德，达到了这个指标才是道德，没有这个逻辑。易富贤的计划生育指标是2.3，但易教授没有解释说为何2.3才是道德的，为何小于或者大于2.3就成了不道德。为何生1个和生5、6个都是不道德的？为何生2.1个就是道德的？反对计生的惟一合理结论就是彻底放任生育。只要有生产指标，就得有生产计划，只要有人口指标，那就是计划生育。
　　都是搞计划生育，只是手段方式不同而已，把别人确定的指标斥为不道德，而把自己认定的指标标榜为道德，易教授这种自行爬到道德高地上对别人进行指手画脚的道德评价的办法实在不怎么高明。

　　《大》中论断说，“要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家庭不让生、不愿生或者养不起三个孩子，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短短一句话有三个浅显的错误。第一，把一胎诬蔑为不让生，令1=0；第二，如果主流家庭不愿生的话，那也是民意而且是主流民意，鼓励多生就是对抗民意而不是标榜的顺应民意；第三，养得起养不起就是一个资源问题，而易教授的一贯观点是不存在资源问题。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多力量大，还是计划生育要实行的人口缩减以主动适应资源的目标，或者是易富贤教授的人类会自行开发资源以满足人口之需，或是把生育指标从1调整到3，等等等等， 无一不是表现出同一种思想，即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狂妄。

　　《大国空巢》这本书字数还真不少，提出的哗众取宠的论点也一大堆，一时半会儿一个帖子也评论不完，今天到此为止，以后有空有兴趣的时候再扯吧。
　　欢迎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