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点，如果硬要说有特点，就是善于怀疑和批判，读任何一本书，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都不会把它当作“知识”来看待，不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它的对与错。而是抱着“看看别人怎么说”的目标去读书。我有自己的对错标准，那就是一套理论必须做到“自洽”，也就是所说的“内部逻辑一致”，即俗话所说的“自圆其说”，如果你说不圆，自相矛盾了，我就否定你。
　　对一个事物的肯定或者否定，这就是“认识”。为了能够认识这个纷杂的世界，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书架下站着几小时去读哲学类书架上那些几乎没有人去触摸的哲学书本。感谢中国的那些被人看作是书呆子的哲学教授们，从他们的“引见”下，我知道了认识论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我在很多帖子里反复提到的“休谟法则”。为何没有否定这个休谟法则？因为它自圆其说了，没有办法否定它。这个法则下面还会提到。
　　基于“自圆其说”这个标准，我在大学里学“物理化学”时，就对“熵”的概念产生了怀疑，苦思冥想若干年后，终于认定熵理论是物理学里的一大败笔，因为“熵”概念打破了热力学自己坚持的变量逻辑，也完全违背了数学中关于变量性质的认定逻辑。由此认定，热力学当中基于熵概念的所有结论一定是有问题的。
　　同样基于这个“内部逻辑一致”标准，我认定西方经济学这个充满了内部逻辑矛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失败的理论体系，思考的结果写进了《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西方经济学不仅是理论失败，而且没有任何实例说明它是成功的，那些被认为成功的例子，无外乎是什么人准确地预测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像凯恩斯说过，长久地看我们都会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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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归正传。
　　在中国人口政策何去何从的争论中，主张放弃计划生育的人有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那就是易富贤教授2007年出版的《大国空巢——走入迷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我支持计划生育，但并没有像易教授这样详细地研究过中国的人口数据，只是从自己对社会方方面面表现出来的问题的思考当中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太多”，诸如高考大军、就业大军、民工潮春运潮、入托排队入学择校、低工资低收入等等等等。但是，观点对立者频频祭出易教授的《大国空巢》这本反对计划生育的圣经，迫使我也不得不找这本书来读，所谓知己知彼嘛。

　　但浏览《大国空巢》之后，没有得出和易富贤教授同样的结论，而是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大》中列举了很多数据，但也不是学术界所要求的那种可以被其它人重现的事实数据，而是很多“据说”，据某某人口头所说。这正是科学的研究所忌讳的。当然，人口数据是事实判断，而人口政策的取向却是在做价值判断，即便是真实的事实数据，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定的价值判断，否则就等于是否定了休谟法则。
　　因此，易富贤教授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哲学“错误”。之所以在错误一词上加一个“”，是因为这种错误不是易富贤教授一个人的，而是众多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都在犯的一个错误，法不责众嘛，只好留点情面了。这种错误就是试图从事实当中寻找自己价值观点正确的证据，殊不知，事实决定不了价值，休谟法则给出的“二岐鸿沟”难以逾越。社会学到处充斥着价值判断，观点主张者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众”“我们”，在没有取得多数认同的情况下，便试图从客观数据当中寻找支持，试图用事实的科学性来左右听众的价值判断，然而，这是多此一举于事无补，同样因为休谟所发现的“二岐鸿沟”。
　　用虚假的数据来为某种价值判断观点做“证据”，这种事情我在沉淫经济学多年之后见识的多了，不奇怪。在计生问题上有没有易教授所说的数据造假？我不敢否定，而且是宁信其有，因为在中国统计数据失真含水的事情是常事，不足为怪。就像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我们难以从美国政府口中得到真实的数据一样。打不打叙利亚，和叙利亚的化武事实究竟如何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只有在懂得休谟法则之后，才会（？）改掉用事实为价值作证的伪科学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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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给出了易富贤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人类发展指数（HDI）与总和生育率（TFR）呈高度的线性负相关。但易教授用这个成果来解释计划生育政策误入迷途，真的是出人意料，正应验了休谟法则。这个结论“本来”可以更顺理成章地被主张计生的人所引用，他们本来的主张就是要用低生育率（TFR小）来达到高的发展指数（HDI大）嘛，易教授这岂不是授反对者以柄吗？按照这个研究结论，附加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基本假定，在追求发展（HDI大）的今天的中国，岂不是意味着更有必要搞计生了吗？

　　《大》中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中立立场。主张计生者确实有不少人指责说中国人口泛滥是毛泽东倡导人多力量大的结果，易教授用他自己的研究数据说明，这既不是毛泽东的功劳也不是他的罪过，因为没有搞计划生育的台湾、印度等等同时期也人口激增。
　　但是，易教授却忘记了把这个中立的方法同时用于计生国策。要知道，主张计生和反对计生，不过是人口政策的两个方向，在数学模型上可以用一个变量表示，只不过是取值不同而已，如果一个方向上与人口无关，无功无过，可以逻辑地推论，在另一个方向上也是无关的（除非把这个人口（政策）函数解释为分段函数），即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低和计生无关，既不是计生的功也不是计生的过。否则解释不了为何没有计生的台湾香港澳门韩国也会有如此低的生育率了，这些国家的低生育率数据也是《大》中提供的。

　　就业难被主张计生的人拿做来作为计生必要性的理由之一。大概是反对计生的人也对就业难这个事实难以否认，便为了需要而提出一个“人口可以自行创造出就业岗位”的理论，说什么“每两个单纯消费者（20岁以前的人群）就会创造出一个就业岗位）”，说穿了这不就是“因人设事”吗？
　　当然，要不要搞因人设事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在“以人为本”的思想被认为不可否定的正确的情况下，因人设事也是以人为本啊，有何不可？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如此庞大，我们的军队如此臃肿，我们国企的管理人员人浮于事，我们可以撤掉公交上的自动售票改回售票员跟车值班，我们为了自己将来的更好就业催生了各种职业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这不都是在创造就业机会吗？
　　但我们可有为这种就业创造而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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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富贤在《大》中直接否定了人口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了相反的理论，即人口可以自行创造就业，这个理论的脉络就是，人口多，需求多，消费多，市场大，生产多，因此就业就多。
　　乍听起来似乎很逻辑呀。但是认真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漏洞。第一，人的需求是无限多的，尤其是非必要需求。所谓“欲壑难填”“私欲膨胀”“多多益善”就是这个意思。这不以人口多少为依据。那些发达国家的人口都比中国少，没有听说人家因为人少就相应生产减少的。
　　第二，生产和就业也没有必然关系，这取决于生产水平。只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才会需要庞大数量的劳动力，像从事简单组装的富士康生产线一样，多开一条就多几十个女工。但全世界生产方式的总趋势是机器取代工人，是排斥简单劳动力的。
　　如果易富贤教授的这种人口多就业多的理论可以成立，那么可以给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可惜我说了不算啊）。《大》书2007年出版，美国自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失业率急剧攀升，直至两年后达到两位数水平。此时易教授只需要把人口多可以提升就业的策略介绍给奥巴马总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很大——连克鲁格曼这种预言美国会发生经济危机的乌鸦嘴都能获奖，易教授如何不能？甚至现在都为时不晚，只要让美国移民局放开移民限额，大量从非洲从中国移民，不就可以解决美国的就业困局了吗？不过，易教授面临的困难是浅而易见的，首先得用这套理论说服原居民的排外心态。
　　易教授采用的逻辑是把人口作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途径，这种本末倒置颠倒因果的逻辑真的令人啼笑皆非。如果就业不是一个问题，又何须解决它（不管是用增人之法还是其它方法）？
　　第三，人口和消费也不是成比例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需求靠分配来满足，人口就是负担。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需求不是指欲望，而是指“支付能力”，肚子饿不见得你就走进饭店吃饭，而是你口袋里还要有钱，否则你的需求只能是经济学上的“无效需求”，构不成消费。穷人再多，也对生产无补，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人会为无效需求而生产。

　　《大》中尽可能采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如人口增长的方式问题。易教授指责计生导致中国人口错过了千年一遇的大发展时期，导致人口结构变成了可怕的S型。
　　这听起来似乎很科学很专业的，不过我恰好还知道生物学当中有一个“种群增长的S曲线和J曲线”这回事儿，没有被易教授的科学论述所迷惑。在没有任何计生政策的动植物界，种群的数量变化也会有一个某种曲线这类变化，而不是一个被人类认为合理的某种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平坦线。可以说，即便是人类不对自己的生育采取任何干涉（不论是正向干涉还是负向），人口数量就变成了一个纯生物学的“种群数量”问题，充其量表现为生物的自然特性，还是照样会出现S形或J形或其它什么形状。
　　而罗教授为了反对计生，极力否认存在一个“资源”问题。但是，生物，只要人还算是生物，本来就存在一个资源问题。上面提到的生物性种群增长方式理论，就是一个资源和种群数量关系的理论。自达尔文就知道，生物的生存，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当然就是指数量和资源的适应，资源不足，生物种群就会减少，资源充足，种群数量就会增大。食物链中下级生物就是上级生物的生存资源，下级生物种群减少了，上级生物的生存和繁衍就受到威胁。
　　我还知道，生物学中有一个“资源的生物承载量”问题。易富贤教授不知道听说过这个名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已经在运用在了畜牧业方面。
　　人也是生物。我们现在都知道“城市病”和“城市过度膨胀”这些词语，这些问题应该可以归并为“资源的生物承载量”吧？
　　没有资源问题，候鸟就不用南北迁徙了，角马也不需要冒死渡河了，公兽无须为配偶而搏斗了，熊蛇也无须冬眠了，牧民也不用转场了，资本也不需要考虑投资成本了。
　　自古以来，如果没有人口和资源的矛盾，该有多少战争会被避免？坐在金山上颐养天年就可以了，何须征战杀伐侵略掠夺？
　　以上的辩解只是要说明易教授观点的内部逻辑矛盾，在资源问题上，我并不赞同用生物学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因为前者是自然科学，是事实判断，而后者是社会学，是价值判断。而且“人”本来就是“不自然”，就是自然的异化和反自然。
自然界什么样子？
　　狮子和角马的关系可以保持千万年，在于狮子不会去捕食所有的角马，它会吃饱了就睡，尽管他们知道角马走了之后会饿肚子。
　　松鼠到了秋天就会采集种子储藏起来以备过冬，但是它只是储藏够过冬的量就够了。尽管它知道来年春天是青黄不接。也没有听到说猫冬的某只松鼠因为吃完了它自己冬储粮而跑到另一个松鼠窝里抢食的事情。
　　狮子捕到了猎物，还有猎狗来瓜分，猎狗吃完了，还有秃鹰在等待，资源被利用到极致。
　　而人类不是这样。大鱼捕完了，就用绝户网捕捞鱼子鱼孙；内河的捕完了，就跑到海上去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国内的没有了，就去占领邻国的。欧洲的瓜分完了，就漂洋过海去占有美洲的，而且反客为主。人类不会满足已有，只有更多的占有。
　　所以，用资源总量来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人类不仅仅时时刻刻存在一个资源问题，而且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属于自己的资源还能不能再多一点的问题。
　　既然人类如此“不自然”，那就不必用自然的法则来解释人类。
　　竞争这个词怕是每天都会听到吧？竞争什么？不存在资源问题还有什么竞争？
　　易富贤在《大》中提到古代用“左手”（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调控人口，这真是一个新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左手”是先人用来调节人口的，而且认为，易教授所说的这只“左手”的几根指头（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等），每一根都和资源密切相关——瘟疫和自然灾害是环境资源的问题，战争是为了以“战斗”“争夺”资源，饥荒则直接就是资源困乏。
　　易教授一面全盘否认人口面对一个资源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说人类会为生存去开发资源甚至创造资源。这真是欲盖弥彰了，不存在资源问题还去解决它干吗？
　　近年来被广泛重视的环保问题，也是一个生存资源问题。由于环境无国界，导致环境问题成为了国际问题。而各种环保政策，其实就是人类针对自然环境实施的计生政策。而各国之间对于碳排放的配额安排，其实就是对工业化生产的一种限制性安排。这就是说，人类已经协同起来控制生产规模和污染速度了，而不是罗教授所说的为了不存在的资源问题而去以人为本地扩大生产。根据休谟法则这种价值中性理论，自然界本身整体上对人类是价值中性的，人类要想人为的用工业化方法从自然当中获取利，就必然同时留下弊，污染和生产是一个孩子的左右两个脸。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希望以高速的工业化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包括人口带来的需求，而欧美发达国家却以环境之名，通过碳排放这个手段千方百计限制他们的工业化。这其实就是另一种战争——一种灭绝落后民族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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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续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