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主流之外的英美政治哲学

　　核心提示：20世纪初的英美分析哲学家把逻辑和语言当作专业技术，认为政治义务与他们从事的哲学职业是两回事。

　　英国经验论从洛克开始有与自由主义结盟的传统，密尔把功利主义发展为自由主义的新形式。20世纪初的英美分析哲学家把逻辑和语言当作专业技术，认为政治义务与他们从事的哲学职业是两回事。罗素在一战期间的反战活动，维特根斯坦在一战时为奥匈军队的中尉，二战时在伦敦一家医院实验室当义工，但这些经历与他们的哲学思考都没有关联。1932年奎因访问维也纳学派时，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西方文化处在崩溃的边缘，我能做的一切只是逻辑哲学。”虽然二战时他在海军服役，但他的逻辑哲学并不包括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反倒蕴含着认为不同社会群体间不可交流的“不可译性”的狭隘理论。即使是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流亡英美的逻辑哲学家卡尔纳普、莱辛巴赫、弗兰克、费格尔、卡夫曼和亨普尔等人，也没有发表过反法西斯主义的著述。

　　但二战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方向有间接的、隐晦的影响。英语世界的人民和ZF坚守固有的传统，与法西斯主义展开全面的斗争，二战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常识和社会共识的信心。人们意识到，早期分析哲学坚持按照纯粹、绝对的逻辑主义标准确定真假是非，不利于维护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甚至有可能助长道德上的无原则性和思想上的僵化独断。战后的分析哲学由逻辑分析转向日常语言分析，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中阐发真理，把普通人的意见当作意义标准，适应了英美社会维护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保守倾向，旨在抵制20世纪初兴起的激进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即使如此，分析哲学也没有提出关于政治哲学的学说。

　　二战后，英美政治哲学在分析哲学的主流以外发展起来。波普尔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有教条主义倾向，而分析哲学“元语言”的分析方法也无助于解决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实际问题，他按照证伪主义的方法猛烈批判法西斯主义等激进思潮。他和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代表了“冷战”时期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当矛盾焦点转移到西方各国内部时，罗尔斯“努力把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普遍化，并提升到一个更为抽象的高度”，建立了代替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是标志自由主义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他的自由主义试图在福利社会主义与竞争资本主义之间保持平衡，并同时遭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诺齐克为“最大的个人利益和最小ZF”的自由主义原则辩护，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对个人财产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而他的思想更适应撒切尔、里根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

　　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管向左或向右调整，都难以凝聚社会认同感，难以为国家应对危机提供理论支持。社群主义试图克服自由主义的消极作用，强调文化传统和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问题是，西方社会中有各式各样的“社群”：宗教的、民族的、政治的、职业的、企业的、地区的；每一个社群都有自己的传统或习俗，都在政治上积极地表现自己。比如，同属保守主义阵营，斯特劳斯企图整合古典保守主义的思想传统，克服西方社会的现代危机，而亨廷顿则主张把“W（白人）AS（盎格鲁－萨克森）P（新教）”的传统当作国家认同，以应对国际冲突和危机。因此，无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都难以整合西方世界多元文化和异质传统。

　　罗尔斯看到政治哲学的这种困境，他承认，不管一种普遍学说如何合理，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各种普遍学说虽然互不相容，但它们之间有一定的交叉点，在这里将汇集产生一些中心观念，而在政治上公民所能达成的交叉共识应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哈贝马斯早就提出了类似的社会交往和商谈伦理的理论，但其实践很难在不同的政治、宗教信念中间产生共识。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离开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的“商谈”是空谈，任何对话理论都难以奏效。那些推崇西方政治哲学的人值得以此为鉴。（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