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王老师，

         最近几天，特别苦恼，经常难以入眠。刚才还想躺在床上睡个午觉，但上床就跟上战场一样。刚一躺下，各种困恼就在脑海里战得不可开交。然辗转反侧，无人可以诉说。给家人和女朋友吧，他们是我困恼的来源；给其他朋友吧，又怕他们不理解。想来想起，还是跟您说说。因为这些困恼都跟我工作的去向相关，所以跟您说说也算是谈谈我的一些考虑，免得产生误会。

         随着我毕业日子的来临，亲戚、朋友对我工作去向的关注以几何级数增长。我是希望尽早毕业，但我的几个姨似乎比我本人还急。我快80岁的外婆在我读研究生时就说了，“等XX（我的名字）毕业了，就都好了！”懂得六人掌（类似于占卜术）并用之做出了绝大多数正确预测的父亲一直希望我“当官去”。在我高中的成绩鼎盛期，他给我算过卦，说我“是仕（中国象棋中的棋子）的位置，相当于总理。”因为我高考折戟沉沙，他似乎也对这个卦产生了怀疑。但当我考入北大后，他对我说，“你看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见识稍微广些的伯父在我大学期间、研究生期间还不怎么关心我的工作。但自我考上博士那刻，他就开始关注我的工作了。每年我一回家，他就跟我用我们小县城的具体、生动的例子论证“只有当官才混得开”这个“真理！”

      虽然我对这些关注有客观的认识，但这些关注还是对我的选择产生了压力。他们跟外界沟通少，不知道世事变化，以为北大毕业的个个都能当大官给他们安排工作，以为北大毕业的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民币撞得头破血流。我大伯的计划最具体，那就是让我当个县长之类的，然后多给他安排几个工程建设项目。因为得到了身边的例子的佐证，所以他们认为这些想法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譬如，我们乡的一个人从我们乡里的小学教师混到县一中的校长、县教育局局长，把他亲戚的孩子都安排到了“铁饭碗”的部门。我姨奶奶的大女儿虽然只是县政府的一个股长，但也强势的给她的多个弟弟妹妹到县城谋到了工作。虽然她的弟弟妹妹不是“铁饭碗”，但这毫不影响她的故事的感染力，因为在乡亲们的口头流传中，他们确实都进城了。亲戚们对我的期待就像您当时说廖老师的，“他村里人都以为他是省委书记！”当然，对我的热切期盼实际上也反映出他们生活的贫苦和无奈。我的这些亲戚们，一直都过着清苦的日子，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借口让自己大胆的去做一个大富大贵的梦。自他们来到这个世上，他们就一直看着身边因“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而获益的人而大发感慨。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对包括他们在内的我们的伤害，是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因为信息闭塞而不了解最近各地、各种版本的“官二代门”，他们的观点也就不能与时俱进。他们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也就更不可能知道、理解我的梦想。我可以对以前打压我的族人们“以后我的孩子就靠你了”的想法听而不闻，我也可以对家乡“开放”的乡干部们“为了家乡，你要留在北京！”的诉求听而不闻，但我亲戚们的那些脆弱、羞涩的想法确实让我感到很沉重！

      我感到沉重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并且一定程度上具备这个能力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但我的选择却可能会让他们黄粱美梦一场。我的责任感不仅仅来源于我曾经从由亲戚们织成的那张社会保险网中获得好处，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我求学最艰难的时候的帮助播下的爱。那时，他们仅仅因为“看不下去我爸妈那么苦”而毫无所图的让我的学业延伸了下来。虽然我不会、不能给他们“铁饭碗”，但通过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而到大国企工作，我确实有能力用自己的正当收入给他们满意的转移支付。然而，我似乎注定要让他们失望了。让对自己满怀期望并且你比较在乎的人失望，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这几天，他们通过我爸妈在电话中再次转达了他们的关切。这是导致我苦恼的原因。

         当然，无论苦恼不苦恼，现在看来，我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选择不会受干扰。因为没钱给我带来的各种约束，我尝试个几次扶持专门赚钱这个幼稚产业，但屡试屡败。我对钱一直不敢兴趣是因为我对农村太敢兴趣了。对此兴趣之深以致我觉得做其他工作都没有意义。如今，在网上看到西部的一些孩子为了不迟到，每天得天还没亮就要开始2个小时的山路之旅的报道；看着放学后背着打满猪草的背笼的小学生的照片；看着不得不信命运了的农村老人那麻木、呆滞的眼神，我都深有感触，有时满眼都会噙满泪水。那样的感受在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的同时，不断的提醒我活着的价值所在。然而，捕捉到这些镜头的媒体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他们捕捉到这些镜头后更多的是惊喜，就像是抓拍到了跃出水面捕食海鸥的鲨鱼一样。看到这些镜头的绝大多数网民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他们以为这样的生活图景只在极少数极边远的农村才存在，就像会跃出水面捕食海鸥的鲨鱼那样少。每每想起这些，我深感孤独之时，未免有了点历史责任感。

         现在回想在北大后的生活，其实我一直孤独着。虽然读研时也觉得是一个人在奋斗，但那时感到的是孤单，因为我不能对那样的学校抱任何期望。但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对北大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如果不是抱着很大的期望，我不会在从网上看到自己进入了拟录取名单时泪如泉涌。然而，过高的期望带来的只有极大的失望。作为一个博士群体，身边本来应该都是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的同学。但我的身边很少。绝大多数人不仅仅没有学术追求，连平时的作业都是习惯性的抄答案书。从这个层面上讲，X中心是成功的，因为他苛刻的选拔机制将没有学术追求的人都拒之门外了。然而，当X中心的某位老师说X中心有“五四精神”时，我震惊了。我不是震惊于他的轻狂，而是震惊于他讲故事的能力。我没想到海归们讲故事的能力这么强！然而，从我自己不屑于跟外人道我自己那脆弱、奢侈的学术追求这个角度来讲，X中心也可能真有“五四精神”，只是他们不屑于跟外人道也！进一步来讲，北大老师中、学生中也极可能有“五四精神”，只是“五四精神”已经被隔得七零八落，在校园的各个角度里各自为战、唉声叹气、苟延残喘！这样的一幅图景多少还是令人欣慰的，尽管它揭示出了“不屑于为外人道也”这种态度是在自作自受。一想到设计“靠背诵作业题就可以拿高分的试卷”的老师，我就鄙视他们；一想到上面这幅观念中的动人图景，我就发现了呐喊的价值。如果有人呐喊，多少人将从此不再感到孤独！譬如，聂教授的呐喊就不知鼓舞了多少奋发的人、温暖了多少孤独的心！如果没人呐喊，那四处散落的精神种子被鸟吃光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然而，呐喊是多么的困难！最近这两年，我也很少听到聂教授摇旗呐喊了。不知聂教授是不是因为觉得呐喊没什么作用而采用了一个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个人都心有不甘，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都能找到一千个理由为自己的转变作辩解。据我所知，“为了得到真理，不得不与魔鬼同行”就是一个很理直气壮的借口。我自己有时就冒昧的用这个理由为自己的堕落壮胆。但是，我担心跟魔鬼走得久了，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了魔鬼。我更担心的是，我不知道自己到时实际上已经是魔鬼了。这几年来，专业层面的进步显而易见，然人格层面的堕落也清晰可见。从高中时因包工头修公路偷工减料而愤然给县委书记写举报信，到现在“理解”了包工头的难处；从大学时对买发票报销的痛斥，到现在自己擅长买发票；如此等等。虽然将万恶归咎于坏的制度会让自己过得轻松些，但绝大多数时候还是看不起自己。随着渐渐长大，我越来越佩服小孩，越来越觉得敢于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才是一个大写的人。一年跟小孩相处的那几天通常是精神升华得最快的日子。您这一年跟您儿子相处得多，问问他是不是早就佩服上动物了。如是，那我就太落伍了！

         写完这些，我有种大功告成的喜悦。大功告成之处不在于跟您有了个深入的沟通，而在于我借机为自己的堕落之旅竖立了一个坐标。多少年后，当我发现自己恶贯满盈而回头审视自己时，看到这个坐标，我还可以大胆的说：我以前没有这么坏！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学生：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