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文贯中教授（中国土地制度和城市化）在线访谈问答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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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3-09-22

文贯中，美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以及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Professor James Wen graduated fro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na in 1982 with an M.A. in Economics, and fr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89 with a Ph.D. in Economics, specializing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Globaization, and the economies of East Asia, particularly China.

James Wen loves teaching. First, he believes in good reading materials and textbooks that avail students of the most updated information and of different views and opinions. Second, in his teaching, mathematics is balanced by an institution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hird, he believes that Economics can be learned more effectively if students are challenged to think more deeply and to practice more.

The earlier focus of James Wen’s research was in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its agriculture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 His more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 remaining agrarian issues, and issues that are troubling China as it moves to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ore recently, he turns his interests to issues such as the Needham Puzzle.

Areas of Special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s

Courses taught:

ECON-208	Asian Economics
ECON-216	Globalization, Rivalry, and Coordination
ECON-317	Development Economics
ECON-331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odern China
INTS-202	Pacific Asia’s Fall and Resurgence: An Economic Response to Western Challenge

Research Interes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hina’s rur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Causes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China
Land tenure system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e Needham Puzzle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a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y

问答汇总：
Q1:坛友Stakiny：
文老师，您好！目前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最优化分析中，通常普遍使用的“代表人”（如家庭、个人）的分析方法，这样确实有其便捷之处，但是是否过于简单而对现实有较大偏离？比如，居民（家庭）收入差距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是否有对代表人分析方法进行反思或者改进的研究？您对此问题是怎么看待的？谢谢！
A1:
很高兴来到论坛，和各位同学交流，相信自己也能学到不少东西。由于打字不快，我就从现在开始回答。
首先，这是个很有深度的问题，涉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面临不少局限性的问题。即数学很难全面反映真实世界。所以，像亚当.斯密和哈耶克这样用文字和逻辑研究经济学的大师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他们的著作能反映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我在芝大读书时，包括很多诺奖得主在内，都鼓励我们好好读通斯密的国富论，因为它涉及经济，社会，国家，ZF，地理和历史。
现实世界中，影响经济运转的不但有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中所包括的几个变量，还有很多其他变量，特别是极为重要的制度变量。由于很多变量无法数学化，当代的经济学家就在他们构建的模型中舍去不提。好的经济学家都会诚实地说明自己研究的主要目的，以及为此而使用的模型的数学前提和局限性。但读者如果没有注意这些声明，而将模型的结果理解为可以推而广之，可以一般化，就会发生问题。
用代表人研究经济行为，有其局限性，正像你指出的，平均的概念是导不出收入差别的。所以，在研究收入分配时，是不能用代表人的概念的，即不能用平均的概念。所幸经济学注意到这一点，又发展出像基尼系数这样的概念，或干脆用家计调查的方法，获得各阶层的收入实况。所以，对不同的目的，应该用不同的方法。但在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时，代表人的概念和据此构筑的模型还是有极大的解释力的，反映了经济人的理性决策。

Q2:坛友happy_287422301：
请问：中国农村居民进城的话，若释放出宅基地，能否给城镇化带来足够的土地？如何获取宅基地的相关数据？
A2:
农村宅基地的总面积很大，这可以从农村人均居住面积看出，不但大，而且每年还在增加（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公布相关数据）。由于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要显著小于农村的，加上城市可以盖高楼，农村无法像城市那样用集中居住的方法减少实际占用的土地。所以，从理论推断，城市化后，大量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他们释放的宅基地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实施城市化，剩下的可以复耕，从而使全国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但我这样说，有一个前提，就是土地的所有权是明确界定的，农村居民有权利用自己的土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平等进入土地市场。这样，每个个人和集体基于自利的动力，会注意土地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而是像现在这样国家可以随意扩大城市边界，征收边界之内的农民土地为国有土地，而农民的宅基地又无法入市流通，获得补偿，则土地的使用会继续处于极无效率的状态，甚至一边是空心村，另一边是鬼城的怪异状况。
关于宅基地的统计，可到网上找找，这里抱歉了。

Q3:坛友wsyuanan：
文老师，您好！首先祝您及家人中秋节快乐！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经济论坛接受采访。我主要有两个问题：，文老师既在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您接受过国内国外两种经济学教育。所以，请教您，您觉得国内外经济学教育方面的差异和感触是什么？不得不承认，国内的学子们的学习和研究跟国外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于国内经济学的学子们，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第二，在您的研究中，均衡的应用了数学方法，所以我很想请教您，您觉得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是更加偏重于数理，方法较为严谨的计量经济学吗？（因为个人认为，研究中，应当以基本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恰当模型，然后使用更加严密的计量方法，进行论证。但是，也有人说，将来的发展方向是计量经济学，所以稍有困惑。）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谢谢！
A3:
希望你和你的全家节日愉快。
我在芝大读书时，的体会是，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任何禁区，既可探讨理论性的（用逻辑和文字，或者用数学和文字的），又可探讨纯技术性的（例如计量模型中的技巧和新概念），也可探讨实际经济政策的。由于每星期都有各种seminars, 由经济学的各位学术带头人领军，或自己发表新的观点，或从外校请来名家，甚至是自己的论敌，进行正面交锋。这些研讨会代表了经济学各个分支的最前沿的动态。由于学生很早起就可以自由参加，从旁听到直接参与，提问，辩论。和流学者的近距离接触，看到他们既严谨，又风趣，通过耳濡目染，作为学生来说，进步是很快的，变得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勇气百倍。芝大曾邀请主张搞市场社会主义的奥斯卡.兰格授课，同时邀请哈耶克授课，各讲各的，由学生自己选择。我觉得芝大给我的是理性的思辨能力，而且是我觉得自己服从的只能是真理，而不是经不起辩驳的所谓权威。以势压人的态度在芝大时吃不开的。

Q4:坛友liaoqiumin：
文教授您好：我们知道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基本是以出口为主，辅助投资的经济“腾飞“，而发达国家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较多。
所以我想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阶段，是否必须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主要靠消费拉动不可能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还是这与国家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有关？中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实现高速增长，比如说6%以上，是否可能？
A4: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为何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在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中无不崩溃的原因。前者对投资有极大的动员能力，通过将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中，通过将人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的速度严格控制，国家能大量投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投资而投资，则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人民对长期的牺牲而无法得到实利的怨言则与日俱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就会日益薄弱。所以，将最广大群众的消费的稳步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十分应该的。那种将投资和消费人为地对立起来，认为提倡消费就会削弱国力的人，应该反思一下，为何前苏联在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会突然崩溃--因为人民并不认同这样的国富民穷，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

Q5:坛友book992008：
文教授您好！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新兴产业，每个省都在各自为战，这将会还像之前一样出现大量重复建设，浪费投资，造成产能过剩，国家是否应该统筹规划？
A5:
新兴产业最终是靠竞争胜出的，要胜出，自然需要几家竞争。但现在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新兴产业，说明是省一级的ZF行为，不是市场失灵，而是ZF失灵。中央作某些协调也许有用，但首先还是要允许资本市场的自由运作，包括允许利率的市场化，由市场淘汰回报率低的新兴产业。

Q6:坛友leeandjack：
文教授，你好！在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下，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的利用不能充分利用市场信息，达到最有效率，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导致人为的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那么，这种不合理利用在市场上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A6:
很好的问题。既然土地的配置是靠行政手段，和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本质区别，自然有严重的错配现象。例如，整整30年间，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是市场却无法做出合法的回应，只能以不合法的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形式，悄悄地向他们提供住房，还要面临随时被拆的风险。各地ZF基本没有主动为他们提供任何住房。这就是中央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看到的长期短缺。同时，这种长期短缺又是巨额长期过剩同时存在。表象是鬼城，死城的到处出现，以及各种死去的工业园区，空置的新区。当2.6亿农民工没有住房，小白领住不起或买不起房的时候，这些豪华楼盘的空置令人吃惊。而且正当我国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他们的大部分急需进城的时候，房价和地价已经泡沫化，使他们已经无法在目前的地价恶化房价下完成城市化，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构成巨大障碍。这就是用计划经济配置土地的恶果，也是企图用意识形态，用中国特殊论妄图改造市场机制，是在是太狂妄了。现在自食恶果。我的忠告是，还是要回归与市场相洽的土地制度上来，不要以为国情可以临驾于经济规律之上。

Q7:坛友yangshanqi：
请问文教授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期许？有关收入分配改革有哪些看法，或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看法或观点。谢谢老师。
A7:
我不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我相信，为了经济体制的顺利改革，某种政治改革是必须的。现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半吊子经济改革，不断攫取自己的红利，不亦乐乎，却拒绝继续改革。而民众也对这种改革的方向发生疑问，以为市场导向的改革只会使一部分有特权的人富起来，因而反对改革的根本方向。要打破这种阻力，某种政治改革就无法避免。如果经济改革的红利要为全体人民分享，就要取消各种特权，ZF垄断，拼爹拚妈的可能，要改革户籍制度和现行的极度歧视农村人口的土地制度，等等。中央ZF如果能很好地将自己究竟想干什么解释给民众，使民众帮助中央ZF一起消除特权和垄断，也许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摄于民众的力量，利益集团也许会收敛。这就需要引进某种民主机制和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让民众参与到政治和决策之中，良好的改革愿望得到民众的支持，强大的利益集团就无法将全民的愿望扼杀于摇篮之中，使改革半途而废。

Q8:坛友liuling08314：
请问文教授，您认为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吗？穷国真的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制度改革等等方式改善国内经济，不断减少与富国之间的差距吗？
A8:
东亚经济的普遍成功，说明穷国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走自由贸易的全球化道路，通过全民教育提高民众的人力资本，通过城市化解决过剩的农村人口等，确实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进步到发达社会。这种示范效应正在逐步扩大，尽管比较慢，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Q9:坛友llwisme：
文教授，您好！李总理一直在提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我对这一观点非常赞同，只有人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续的城市化。借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研究，我认为人的城市化就是给予农村进城人口以社会地位，才能使他们更好的发挥社会功能，我国现状的情况却是城市化的人口具有社会功能却没有社会地位。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化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当然这两个过程都需要一个政治化过程的保证，这个政治化过程就需要ZF的制度设计的保证。为了保证经济化和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制度设计的保证。您认为怎样的制度设计可以消除社会化与经济化的脱节，或者从微观上说达到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的统一？谢谢！
A9:
很深刻的问题。农村人口进城既是经济过程，因为他们被更高的收入所吸引，又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他们将从落后、蔽塞的农村变为信息灵通，对自身的权益和尊严更为敏感的市民。后面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更长的过程，需要教育和与城市原有居民的互动。取消现行的户口制度，以及民主权利的逐步扩大，是加速完成这种过程的有力保证。不然只是将农村贫民移入城市，成为城市的贱民，对社会进步是十分不利的。东亚模式表明，如果收入分配不太畸形，而教育是普遍的，由集权适时转向民主，则克服城市的两级分化还是有希望的。

Q10:坛友钟过：
文老师，您好！2010年《经济学（季刊）》出了关于“三年大饥荒”研究的专刊。您在与刘愿老师合作的文章中指出，农民退堂权的缺失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而Chang and Wen(1998)则指出，无效率的消费（吃饭不要钱）是导致饥荒的原因。这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什么呢？Chang and Wen(1998)还认为FAD和Sen的权利方法都不足以解释中国饥荒的成因。而Lin and Yang(2000)认为Sen的权利方法是适用于中国的。但刘愿(2010)又指出，Sen的权利方法是可以从经济权利扩展到政治权利的，并且政治权利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饥荒的成因的。您是如何看待Sen的权利方法的？它是否能够解释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尤其是中国）的饥荒呢？
A10:
我和张欣教授合作的论文注意到大饥荒发生于农村人均粮食消费和次高的58年和59年，因而无法怪罪于生产力的崩溃，所以将饥荒的发生归咎于公社食堂造成的浪费，以及公社食堂对生产的不利影响。我和刘愿教授合作的文章将这一想法进一步往前推一步，归咎于公社食堂对农民退出食堂的退出权的剥夺，实际上剥夺了农民一年生产后最后的一点劳动果实--口粮--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在食堂制度下，农民的一切实物的和现金的收入都被剥夺，因而解释了1959年后生产的极大破坏，而这种破坏既和其后无关，又和苏联的所谓背信弃义无关。我们还指出，一旦这种退堂权被回复，一旦农民将自己的口粮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饥荒便结束了。现在想来，Sen关于权利的理论还是很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农民其实是没有这些理所当然的权利的。但Sen虽然提出了普遍的理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经过适当的推演和修正，也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极为特殊的饥荒的成因，而这个饥荒是完全因人祸而发生的。我曾那张重现饥荒全过程的图（见我和刘愿的文章）当面解释给Sen听，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姚洋老师和C.Riskin, 他们都很感兴趣，似乎很认同。

Q11:坛友shanghen10：
城市化是政治的需要还是经济理性的必然？
城市化如何“化”？中国的城市化从根上要解决土地制度问题，但如此急躁，真能带来ZF期望的结果么？
城市化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还是ZF强制推行的路径？
为什么中国那么多问题，官员仅仅用中国特色来回答，但是切实的利益诉求与瓜分则避而不谈？
文教授对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建议呢？
A11:
极深刻的问题。如果拒绝改革土地制度，继续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化的内生过程之外，只允许农民被动地，以被剥夺者的身份，以二等公民的身份，以廉价劳动力的身份为城市化所利用，利用完了后，又被迫回到农村终老，那么这种城市化确实变成了政治过程，变成了某些人的‘强国梦’的一部分，只是这种强国梦是某些‘精英们’的强国梦，类似于当年法老的金字塔梦，因为受益的只是法老和他们的亲友们。所以，这届ZF坚决要改革土地制度。阻力很大，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不然，中国继续会是一个畸形繁荣的城市和畸形衰败的农村并存的国家。这绝不应该是真正的中国梦所应该出现的怪诞图像。

Q12:坛友dnq：
文老师：您好！基于金融的经济内生性，如何可以论证金融对经济是否有促进作用？
A12:
金融的本质是将有钱而无脑的人的钱，通过信用中介，转到有脑而无钱，因而懂得运用资金生财的人的手中，或从有钱的地方，通过信用中介，转到无钱，因而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或从有余钱的某一时间段，通过信用中介，转到缺钱的另一时间段。这种转移必须能带来更高的回报率，不然没有人肯作这种转移。这就是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随着资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必然带来回报率的提高。但是，如果这种转移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ZF的强迫，半强迫的配置，可能造成短期的繁荣，但债台高筑，无法持续。所以，让资本市场决定利率和回报率，是关键。

Q13:坛友losim：
尊敬的文教授您好！
我是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周围的同学们写文章和博士论文都是围绕共性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很虚，但容易发表；可是就业后一般是接手某领域的经济问题。总感觉博士阶段的学习目标性不强，做的事情都没有针对性。
请问我们系统学习完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后，是该通过关注共性的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分析来完成经济学博士阶段的学习还是关注某领域的？在美国是怎样安排博士生学习与研究的？谢谢！
A13:
中国的改革实践向经济学家提出几乎是无穷的课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很多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经济模式的争论，关于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关于二元经济结构如何破除，城市化和户籍制度，城市化和土地制度，出口和人民币的汇率决定，通货膨胀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关心。要关心这些问题，首先要将经济学的理论搞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论框架，以此分析中国的各种现象。这样做，在将理论运用到中国实践时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

Q14:坛友我叫小刚：
文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我想问的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国外关于城市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有哪些？这个领域的话题是否是否前沿？
A14:
由于户口制度，中国的劳动市场出现了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各种歧视，后果是很严重的。我记得当年在芝大读书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课题是男女用工，同工不同酬。另一个课题是黑白工人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其实差别只是10几个百分点，即妇女的工资只是同样工种的男工人的80%多一点，或黑人的工资只是同样工种的白人的80%多一点，但不但成了很热门的经济学问题，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经济学家和ZF官员努力设法缩小差距。反观中国，这种差距不是很大吗？例如城乡收入差一只维持在3以上，表明中国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有城市居民收入的25%左右，比美国的差距要大得多。另外，农村将近有5千万留守儿童，他们的教育，他们将来的就业机会，都是极大的问题。另外，农村又有5千万留守老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也是极大的挑战。加上独生子女的问题，人口未富先老的问题，我觉得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应该有特别大的用处。

Q15:坛友sishisiren：
文教授，您好。请问您对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方向选择怎么看，国家需要限制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吗？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在土地供应垄断和土地要素不能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土地资源供需的矛盾如何去解决呢？您对土地要素的自由交易的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吗？您认为设计一套跨地区的土地指标交易模式，实现建设用地在全国范围内的再配置会是一个可能的改革方向吗？
A15:
用地票或土地指标，再通过设计土地跨省交易，模拟土地市场的作法，是十分狂妄的想法，相当于向世界宣称自己比市场还要聪明，自己的信息比市场还要充分，完成的配置比市场还要好。但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城市化走进了危险的死胡同，正当急需解决绝大部分农民进城，摆脱农村的贫困，分享城市化的繁荣的时候，地价和房价都已高度泡沫化，使城市无法低成本地吸纳他们，也因为此而无法低成本地发展服务业，而服务业是吸收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的最后希望，因为制造业已经全面过剩。所以，中国无法回避重新建立土地市场的问题，而要重新建立土地市场，摆脱目前的行政配置土地的恶果，步是承认农村集体有平等的地权，可以平等地参与城市化，即他们的土地在符合区划和城规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决定向开发商出租，或出售自己的土地。ZF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征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以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价格补偿他们。这是步，是农民集体作为平等的一员，有权直接参与和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同时，可以有效降低房价，有助于农村居民的进城定居。
第二步，如果某些地方的集体已经变质，已经堕落，充满滥权和腐败，农民个体有权携带包产到户制度下自己名下的土地退出这种变质的集体，重组新的集体，甚至单干。作为农民个体，他们必须重新获得这种权利，因为根据党的原则，集体化是自愿的，不应该是强制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强制性的土地公有制上。事实上，匈牙利，特别是波兰即使在实行共产主义的高峰时期，也没有实行土地公有。但是它们的土地私有并没有妨碍中国当时承认它们是共产主义国家。何况，根据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原则，中国将50万家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私有化了，这一重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理论作为重要成果写进2004年的宪法，并指出，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初级阶段。所以，这一理论将长期指导中国。如果在生产力的城市地区生产力都没有发展到需要实行全面公有制的地步，所以要实行私有化，为何在生产力最落后的农村地区，不管该集体是否有效率，都要实行土地公有的理论不是公然挑战写进宪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党的集体化基于农民自愿的原则吗？如果有农民直接参与土地的自由买卖，那么在城市化地区之外的纯农区，农民也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当然买卖的土地只能作为农地使用，但这将加速农民进城定居，土地可以加速向种地能手集中，现代化的农场将逐渐成长。

Q16:坛友du526747246：
请问文教授，你觉得咱们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以及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避免畸形，不光是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长，还有如何权衡农村和城市的比例分配？
A16:
的挑战是重建竞争性的平等的统一的全国性土地市场，让ZF只有在符合公益性要求的场合才能征地，同时要尽快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农村人口成为平等的市民。这里如何用物业税和房产税取代卖地财政是关键。所谓贫民窟的问题，不是市场失灵，而是ZF失灵。因为贫民窟是市场对如何使农村贫民分享城市繁荣的一种反应，即允许他们进入城市定居，允许他们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他们获得了这种权利是很重要的。改革开放前，所有的中国城市以欧美的标准看，很多区域几乎都可以看做是贫民窟。即使像上海徐汇区这样的前法租界里的小洋房里，本来一家人用的厨房和厕所，变成72家房客共同使用的设备。至于其他的一些区，很多人每天还要倒马桶的，和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能说上海不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吗？我们不能自己一不倒马桶，就变脸，就不让农民进城定居。面对农民进城，ZF的公共服务一定要跟上，要将服务送进城中村，将自来水，电力，下水道，公共卫生，学校和医院新建到附近，让里面的居民享受到城市的文明，使他们与时俱进，早日市民化。这才是积极的思维。而不是希望在利用完他们后，用恶劣的环境和高昂的房价逼迫他们最终回到老家去养老（除非自愿这样做，我不反对）。
顺便说，从扶贫的角度看，也有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将农村贫民集中起来扶贫的成本低，还是将他们分散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然后去扶贫的成本低呢？况且，农村贫民进城，有一个受城市文明耳濡目染的机会，这在乡下是没有的。所以，不能忽略城市文明的熏陶作用，不要将它白白浪费了。

Q17:坛友charles2011：
文老师您好！关于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一直以来都有争议：是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还是更加注重大城市的发展？请问根据您自己的研究经验，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更为合理呢？谢谢老师！
A17:
建立土地市场，由土地市场配置土地，并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决定城市的天然边界。天然边界应该是该城市的集聚效应被穷尽的地方，这一点由城市集聚效应的边际收益曲线（逐渐下降的曲线）和城市集聚效应的边际成本曲线（逐渐上升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决定。竖轴是集聚效应，横轴是人口规模，并假设其他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只有市场才能知道每个城市的天然边界。ZF的规划不是早早的被一再突破，就是一厢情愿地大肆投资，结果变为鬼城和空城。同时又将人气旺盛，商机无限的城中村打成不合法，无视这是农民工可以分享城市繁荣的地方。
ZF主要应该管好城市规划，并制定基于土地市场的Zoning计划，并严格征收地产税，用来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至于大中小如何搭配，应该留给市场解决。

Q18:坛友zguohui69：
有人提到农村发展就讲到农村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私有化是不是必经之路？还是维持现状，或者其他？谢谢
A18:
强迫搞土地私有是错误的，但不准农民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是错误的。为何其他阶层可以私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而农民就不可以呢？特别是当他所在的集体已经完全烂掉，例如乌坎。为何他就必须待在里面受罪呢？换了是你，你愿意这样的不自由状态吗？如果不愿意，为何要强迫农民这样做的，所以，我提倡农民有进退自由的权利，有退出自己不满意的集体另组新的集体，甚至单干的权利，才是真正尊重农民权利的作法。
由于时间关系，我实在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这里想和大家说声再见，周末愉快！
文贯中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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