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周有光文集》发布研讨会在上海季风书店举行，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陈子善、文学批评家吴亮、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周有光文集》策划人叶芳参加，并做主题发言。研讨会由金汇高尔夫俱乐部主办，凤凰网大学问作为特邀合作媒体参与报道。

秦晓的发言围绕常识、大师和知识分子展开，他认为周有光先生作为语文的改革者，单是这一项就改变了几千年的东西，足够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秦晓追问，大师来谈常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是有病症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病态社会，其实人也是有病的，一定是病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大师出来讲常识。

秦晓认为常识就是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东西，按说本身不存在特别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因素把它淹没扭曲，“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常识，一定是有一种外在的有形或无形东西在影响着它，束缚着它”。对中国来讲，秦晓说还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常识。

以下为发言全文：

秦晓：大师出来谈常识说明社会有病症

秦晓：这次来参加研讨会，完全是对周老的尊重。我这方面的积累不够，谈一点浅层次的感悟。周老说他关心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能达到这个境界。

关键词有三个，一个是常识，一个是大师，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我来谈谈对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岳南有一本书叫《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出了很多名人，考证出这些历史，无非是社会遇到一些重大转折，产生了一些问题，俄国和德国都发生过类似现象。大师主要还指学术上能达到一种顶峰或有原创性的内容被当代学术体所认同，周有光先生作为语文的改革者，单是这一项就改变了几千年的东西，足够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人物。

大师来谈常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社会是有病症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病态社会，其实人也是有病的，一定是病症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大师出来讲常识。

在大师之后再看看知识分子的概念，《读书》杂志有一篇关于萨义德的介绍，我念一段，这个短文这么写的：关于知识分子话题讨论多年来一直持续不休，何为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何为？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一次次被人们追索和追问，在这些思索和追问的背后，体现的是公众对知识分子深切的历史期待。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的期待，实在有必要对自我进行深入的思想审视和灵魂的剖析。《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对文学、文化、政治批判的独特见解。他对知识分子自身以及自身之外的事务中，包括什么才算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如何为民主和传统设限，知识分子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所做的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萨义德从个人经验和立场出发，对知识分子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具有别样的启发意义。

这段短文很精彩，最好大家看下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应该说他还是有担当精神的，或者说是从陈寅恪的那种科学精神出发，进一步扩展到超越自己的专业和领域，对社会有一种担当，我觉得这个在中国特别稀缺。

再回到常识，周老先生刚才也说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种基础的东西。我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常识应该是沉淀下来的习俗和文化，不沉淀下来就不能被认同。第二，常识是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沉淀下来的文明是要变化的，会根据历史和各种思想传播而变化，也是动态的变化。

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常识，一定是有一种外在的有形或无形东西在影响着它，束缚着它。当年启蒙运动时康德就说，自己要大胆判断思考问题，不要受外界的影响。

回到对常识的抽象理解，我认为常识是公理，不需要证明的问题，比如平行线不能相交，就像数学公理似的。常识就是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东西，按说本身不存在特别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因素把它淹没扭曲。

我很赞同这个会议的主题“文明的常识”，对中国来讲，还应该回归到最基本的常识，刚才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周老先生直截了当非常勇敢地点出来，从常识上看，这都不是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