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社会分层讨论中，韦伯式的分层分析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被运用得更多一些，比如它也可以用来理解前现代中国的阶层流动，底层就有可能通过读书和参加科举的方式脱颖而出，获得在阶层通道中上升的机会—或者取得官位，或者进入士绅阶层。虽然读书要受到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制约，但这毕竟为出身寒门的优秀分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通过读圣贤书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符合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中的社会声望的标准。科举也由此被视为传统中国最具现代特征的制度。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科举取士的职能，其意义在改革开放之后利益重新调整的态势下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高考在事实上的失效如此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中，阶层结构的调整是剧烈的。革命催生的前30年是以消灭等级结构为目的的，但这个目标并未达成，还创造了新的层级结构。这个时段的运行大体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而理解后30年的变化，则最好借助韦伯的工具。
　　
　　 “平等政治”的持续与衰竭
　　大规模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在阶层阶梯中的流动，几乎都是政治力量驱动的结果。一旦政治形态调整完成并走向稳定，阶层结构便会僵化，人的跨阶层流动变得越来越难。去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题为《谁拿到了最好的工作》的纪录片，便用事实指出，英国目前处于一战以来最不平等的时代，好工作都被一些出身于背景强大、社会关系丰富的家庭的人占据了。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革命的世纪，平等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取向。正如著名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所指出的，中国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所以没有绝对的贫困，人民识字率高。在这些革命成果基础上，中国社会才能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分别在改革前后的两个时期取得建设的巨大成就。
　　革命彻底地重塑了中国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中国革命，那么多山沟里的放牛娃是没有可能成为开国元勋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也不可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获得那么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简单清晰，组成了那个时代最基本社会基层结构。
　　知识分子的地位比较独特，他们因其“软弱性、依附性”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有时被承认为一个阶层，有时也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城市，干部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被归入工人阶级的范畴。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与工人是不同的，他们占据更多的资源，也有机会运用权力牟取私利。一旦形势稳定下来，腐化的苗头便出现了。此外，工人和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等也开始显现—虽然与当今相比，那时的不平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以平等为取向的革命已创造了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即所谓的“三大差别”。
　　“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是基本稳定的，但也存在流动的可能。这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因为生产规模扩大而从农村招工实现的。

与后来不同的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仍然具有活力，一旦新的差别被正视，解决问题的动力便不缺乏。于是，国有企业开始推行以“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为特征的管理民主化改革，显现出向特权阶层蜕化苗头的干部队伍重新成为革命的对象，城市知识青年则开始上山下乡，新一轮阶层结构调整的浪潮再次掀起。刚刚呈现出来的阶层僵化的趋势被毛泽东“大手一挥”重新打乱重组了。
　　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后，政治主导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政治的取向。新的政治形态是以效率为先的。比如，对“大锅饭”、“大帮哄”等的批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此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有过一段人人怀念的“普惠式改革”时期。农民因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发挥出了积极性，粮食增产便意味着增收，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这种趋势只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开始，时间跨度不大，事实上也不构成阶层结构的变化。城市改革一旦开始，这个良性的趋势便终止了，真正的调整也就开始了。
　　
　　“赢家通吃”局面的出现
　　改革开放前，私人资本积累是不存在的，真正“值钱”的是行政权力，但在平等政治带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行政权力被限制了，无法实现变现的冲动。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改变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权力的笼子也打开了。
　　权力变现的早期典型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经济发展造成了一部分物资的缺乏，而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为牟取个人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么，是谁拿到了这部分利益呢？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官倒”指的就是这些人。
　　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为一些头脑活络、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一部分人游走在ZF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寻找到了致富的机遇。这里面有很多是返城知青，他们的回归是一度被打乱的建国后才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再组织的标志。当然，一些纯粹靠辛勤劳动起家的人也在这个环境下获得了回报。
　　1992年之后，市场化改革开始在去除了杂音的环境下进行。市场化不仅意味着“放权让利”，也意味着将过去积累的公有资产货币化、资本化，以明晰产权为名义，将其一部分以便宜的价格让渡给私人。一些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土地成了制造暴富的源泉。
　　得到这些好处的，仍是与权力掌握者接近的人，即官员的亲属或子女。1992年开始有一大批官员下海，他们运用在ZF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对政策的把握而实现致富。也有一些人凭善于钻营，与官员的利益输送而得到了机会，反过来，这样的商人也充当着一些官员的利益代理人，两个群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当然，任何时代都不能否认有主要靠守法经营、勤劳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在权力市场化的大环境下，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少的，想做到完全不依赖权力是极其困难的。
　　知识分子在与官和商的联盟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知识分子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赚钱，只能依附于官和商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制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引导舆论。比如，他们将“劳工神圣”的理念颠覆了，把改革、企业家、资本描绘为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使工农地位的下降被合理化了。他们开办各类的培训班，受邀为各级ZF、各大企业讲课，成为官和商的老师和朋友；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承担ZF的课题，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从企业获得收入，作为担任“吹鼓手”的报酬。

　在这个过程中，官、学、商三者形成了顽固的同盟关系，掌控了社会的很多资源，造就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阶级则分化了，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在两个群体之外，还生产出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未来最具有不确定性。
　　
　　新型阶层再生产及其未来
　　“赢家通吃”的格局在10多年前便基本确立了。一个例证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富豪都已经在那段时间里崛起，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难以想象再有新的草莽英雄横空出世了。
　　这并非说利益格局的调整已经结束，细微的重新分配和布局仍在进行，但大体上不再有剧烈的震荡。也就是说，围绕国有企业、资源、地产、金融等重点领域建立起来的、受到体制内贪腐势力保护、并与外资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并站稳了脚跟，其他利益群体更像是这片大树底下的“花花草草”。前段时间曝出有多个身份证的“房姐”龚爱爱事件，清晰地表明了这些势力之间的联系：原始积累来自对国有资源的掠夺，利用体制内负面力量的庇护获得多个身份，利用金融工具的放大作用大量投机于房地产，而其购房的地产公司又是外资的。
　　这种阶层结构的形成和固化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如今这种格局已经开始了自身的再生产。这便产生了“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穷二代”等各种“二代”。“富二代”不仅指富商的子女，也包括高级官员以及富裕地区一般官员的子女，因为他们也可以享受得起奢侈的物资生活。这个群体一部分在海外生活，一部分留在国内，其父辈的暴富是“野蛮生长”的结果，他们也沿袭了父辈的粗鄙之风，其形象一般与豪车、名品以及骄横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情绪。
　　“官二代”一般指普通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物资生活不算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这个阶层没有高的追求，父辈不期望子女有大发展，只望在自己有限的范围为子女谋一个安稳的差事。于是便出现了“吃空饷”、“萝卜招聘”等现象。所谓的“精英人群”并不是以将下一代培育为广义的“精英”为目标，而是满足于“子承父业”，给孩子安排个吃财政饭的工作足矣。
　　富是富的原因，穷则成了穷的原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下一代基本上成为了徘徊在城乡之间、无所归依的人，他们已经不会种地，土地也正在被侵占，在城市里也无法扎根，底层的工作根本无法保证他们高于温饱的生存需求，婚恋这种简单的需求也成了奢望。
　　这种阶层结构是危险的，是一个可能被引爆的火药桶。过去10年某些细微的政策调整已经难以扭转形势，反而被利益集团裹挟了。
　　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5年，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阶层固化的背后是占有资源（包括优质教育的机会、土地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能力等巨大差异的固定化趋势。这个趋势体现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层次，即不但从全国范围内看是如此，就一市县一乡镇而言，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减缓甚至是加深了这一趋势。其中的一个悖论在于，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表面经济繁荣的掩盖之下，社会的纵向流动可能提不上议事日程；当经济增长下滑时期，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也会成为固有利益格局再次扩充自身能量的一次机会。而到了今天需要从“社会的活力”中汲取发展动力的时候，决策者终于开始直面社会流动问题。
　　在未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能否得到化解，仍然取决于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平等取向的政治形态，进行一场真正的有力度的改革，彻底破除“特殊利益集团”对社会的绑架。这并不需要援引革命的伦理，法治就足够了，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便是在践踏法律、违反了法治原则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