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著名的中科院院士周光召、朱清时最近都表达了对当前科技界、学术界等关于创新的意见。问题虽然是老问题，但这一回两位科学家却再也没有回避老问题的本质。周光召院士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今天的科技界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朱清时院士则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中国无缘诺奖，关键是我们缺乏利于创新的大学文化，而他所说的大学文化，指的是务实、不图虚名的创新精神，以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术自律为核心的创新文化。
相对而言，朱院士主要谈的是创新，但创新中涉及到了民主，即学术自由；而周院士或许是早已卸掉官位，对创新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剖析，直言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而科技界民主氛围实在太少。
其实，伴随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讨论，关于科技界、学术界缺乏创新的认识早已切入到公共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对科技界、学术界乃至大学的学术氛围表达了不满，就连温家宝总理也流露了对培养大师级人才的焦虑。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无法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文学大师，不能一概推到政治原因上面去。如果光讲政治原因，为什么前苏联和伊朗有人可以成为得主？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扯掉那些所谓大国面子的遮羞布，悬搁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原因，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学术科研机制、我们的学校教育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民主氛围太少”，为什么大学文化缺乏创新？
学术要创新，关键在民主。周光召先生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领袖级人物，其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相信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对创新曾经“日日讲，月月讲”，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创新与民主的关系。一些人经常拿“两弹一星”的例子来抨击当下的科技界，认为如今创新成果不显著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吃苦的精神。但是身为“两弹一星”工程的亲历者，周光召先生告诉我们，过分夸大精神的力量，就会出现“大跃进”那样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运动，造成严重的后果；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而现在是软环境不好。那么，如何改变不民主的软环境呢？如何才能有颠覆性创新呢？
这样的问题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常识性问题。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科技界、学术界、教育界、文化界等等原本应比常识领先一步的地方也免不了俗，同样证明这一点：谁违背了民主这个基本的常识，谁就难以从根本上营造创新的环境。举国体制只能兴于一时，却无法实现国民整体素养的崛起，无法迎来百花争放、群星璀璨的文明。历史早已证明，民主虽不是最好的东西，但却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业已加大步伐的今天，这些集纳了知识分子中最精英人群的文教科技界，更应该率先启动制度改革，以民主来引导创新。
说易行难。否则，那么多关于创新的讨论、那么多的共识，为什么就无法成为现
实呢？民主并不只是一个理念，光有理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严密的技术操练和严谨的制度设计。这些都需要开放国门，开放思想，真诚地向他国的业已成熟和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先进机制学习。比如朱清时先生抱怨说“学校要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也就是说官本位思想泛滥，可是，既然知道了这样有损于创新，为什么不去改变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呢？
也许对于具体的一个管理者而言，试着去改变某些东西是很困难的，甚至会搭上个人的前途。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尝试着去改变，每个人都只能抱怨不合理，那关于中国为什么无法赢得诺贝尔奖的思考还会继续延续着以往的轨道，抱怨抱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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