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　　在科学出版社新书《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中，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乐观地说，中国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包括国有股减持等，不需要开大会讨论，悄悄地就可以完成。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张维迎提醒，在这一轮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再过几年可能会形成国有体系一些新的不良债务。所以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可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而且，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投入的医疗、社保、教育等等领域的支出非常庞大，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那么，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由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张维迎教授强调，未来30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为什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好像民主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民主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民主，因为民主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民主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化上，改革政府的效能。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
　　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它都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如果国家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民主化政治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那样许多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腐败的国家。它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民主化一定建立在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民主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才能营造民主化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民主化当然很早，但是民主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为一定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就肯定出问题。
　　那么，中国未来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民主化结合起来？张维迎教授指出，中国必须防止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民主。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政治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制社会，法制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张维迎教授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我们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建设性意义的。未来30年，即到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是中国这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未来30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到2040年中国改革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