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后发优势和劣势之争

最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等字眼常见报端.不少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而只有经济改革必然会遇到重重问题，改革本身也难以为继。这些观点，其实源自当年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

如果把1999年末杨小凯在北京大学发表关于经济改革和宪政转型的演讲，以及林毅夫即场评论作为起点计算，他们两人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观点引发的讨论，到如今已经差不多十四年了。

所谓后发优势，是说因有“前车之鉴”，后发展国家可以观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学习经验，能快速掌握技术，不用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持的后发劣势论，是说后发展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学习技术快速发展起来，但没有制度的根基，对长远的发展形成一种掣肘，反而是劣势。

后发劣势论强调的是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制度先行。而后发优势论强调的是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制度可以是内生的，故此比较认同渐进式改革。

有意思的是，一些人把这种分歧错误理解为后发是优是劣的判断。广东人有句谚语说得好，“走得快，好世界”，能先享受总比后享受好。这是人类对时间的偏好。没人会那么蠢认为后享受会比先享受好吧？“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小说家也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认为民主便是好制度亦不乏其人。陈志武教授2008年曾在一个采访中谈及后发优势及劣势之争，大致认同杨小凯之说。他认为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到位的社会保障、失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福利等制度保障，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保障。

这种关于民主、福利制度的观点杨小凯不一定会认可。他曾在文章中清晰指出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并非民主之功。实际上，如今在欧洲等地区泛滥的福利主义，便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高福利的另一面就是高税收。而福利主义、工会制度这些都是民主投票对产权的干涉，也是诱发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

相比较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更容易认同杨小凯所说的比较劣势论。但我认为，杨小凯过于推崇制度先行的一些论据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出现的合资办企业现象，在他眼里是极落后的制度，是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然而要知道，正是中外合资这种特别合约模式，让中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外合资实际上是一种分成合约，外方提供技术资金，中方提供场地、劳动力，这种合约模式让双方都赚到了钱，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工业重要的知识来源。

杨小凯更以中国家电行业、电子商务以及浦东建设为例，认为这些是具有后发劣势的典型，最后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但现在我们容易看到，恰恰相反，杨小凯所谈及的这几个方面堪称中国经济改革的代表作。

家电行业大量民企涌现，产品风靡全球市场。电子商务这些年更飞速发展，浦东的发展举世瞩目，上海也向着国际性金融中心方向发展，可惜杨先生没能看到了。这些例子已经推翻了他的结论。

制度建设并非不需要，但现实的局限更需考虑。这既包括权衡各方面的利益，也要考虑到长期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们对市场知识的无知。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价格双轨制、合资办企业等现象，实际上就是妥协和试探的结果。

你可以评价说它不完美，不是真正的市场化，但实际上它起了很好的过渡作用。这些妥协和试探，有效减少了各方面的抵触心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改革进程，容易对比得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了。下一阶段的改革很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喜欢制度先行的人们习惯把改革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谈论，认为过往的历史只是经济改革。经济学者不应有此偏见。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产权明晰的进程。私产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市场自由，不容易再回到昨日了。如果能明白到人权的本质即产权，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当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 文/江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