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讨论，最终往往归结为高储蓄问题，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则被视为国内储蓄率高于国内投资率的自然结果。例如，2005年中国国内储蓄占GDP比率为48.1%，国内投资占GDP比率为42.6%，自然就形成了占GDP5.5%的商品和服务净出口。最近两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连续上升，被解读为国内储蓄率与国内投资率的缺口进一步拉大。

尽管关于国内投资率是否偏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人们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国内储蓄率偏高，而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根本途径。

中国的储蓄率为何高居不下呢？由于消费是储蓄的镜像，因此大多数人把高储蓄的原因解释为消费不足，继而认为只要扩大居民消费就能降低国内储蓄。我认为这是一种流于表象的看法。如果不能深入剖析高储蓄的成因，相关政策建议就会失之粗糙和缺乏实用性。

要准确剖析中国高储蓄的成因，有必要从部门储蓄率的角度来分解国内储蓄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ijs对此做出了开创性努力。一国的部门储蓄包括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值得重视的是，各部门储蓄的定义是迥然相异的。居民储蓄等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消费。政府储蓄等于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去政府消费。请注意政府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区别。政府支出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行政性支出，以及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开支，都属于政府消费的范畴。而政府的实体投资或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则属于政府投资。由此可见，政府储蓄永远大于政府财政余额。企业储蓄等于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这是因为企业只有投资，而没有消费。

从部门储蓄率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储蓄，就会发现，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下降，而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不断上升。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仅在于居民储蓄率过高，也在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迅速增长。根据Kuijs估算，2003年中国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各自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6.6%、7.0%和18.9%。

东亚国家向来被认为是高储蓄经济体的典型。通过对部门储蓄率进行跨国比较，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事实：第一，尽管在2004年之前，中国的任何一个部门储蓄率在东亚地区都不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却是区域内最高的；第二，对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而言，可能有一个或两个部门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而其他部门储蓄率处于较低水平。例如日本的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较低；韩国的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居民储蓄率较低；新加坡的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处于较高水平，但是企业储蓄率较低。而中国的三部门储蓄率均处于较高水平，这正是中国国内储蓄率高企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特征事实，可以设计出一个针对中国高储蓄率的部门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收入分配为背景，以分析各个部门储蓄之间是否能够相互替代为核心，似能更好地解释目前中国高储蓄的成因。

首先，从根本上而言，中国高储蓄问题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由于所得税制度不尽合理，以及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偏向于政府和企业部门，即非居民部门。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消费倾向天然低于居民，这就造成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大幅上升。

其次，中国国内储蓄率之所以高居不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部门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第一，中国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根据李嘉图等价，如果政府本期增加投资性支出（即政府储蓄率下降），对于理性的居民而言，由于预期政府未来增加税收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概率会上升，因此他将会通过降低本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上升）进行应对，以实现消费水平的跨期平滑。反之亦然。这样，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

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偏低，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有限，造成居民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形成了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降低当期投资性支出并不会引致居民相应扩大当期消费。换言之，在政府对社会性公共产品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第二，中国的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居民广泛地持有企业股票，一旦企业决定不分红（即企业储蓄率上升），理性居民会把企业储蓄增加等同为未来股票价值上升，在财富效应的驱使下，居民将会扩大当期消费（即居民储蓄率下降）。反之亦然。这样，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就实现了相互替代。

然而，中国的企业无论所有制形式如何，均缺乏分红的传统。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就再没有向政府上缴过红利。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没有形成分红文化，连续多年分红的上市公司比例极低——只有在面临增发股票时，为了满足证监会的规定，才会被迫发放红利。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外在融资渠道匮乏，再生产主要依靠自我积累，更没有动力发放红利。由于中国企业普遍不对居民分红，企业价值与居民财富之间的联系因此被割裂，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相互替代的机制也被堵塞了。

第三，中国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在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由于国有企业定期向政府分红，因此在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也存在类似于上述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国有企业不向政府分红，导致中国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了。

综上所述，由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存在，造成中国部门储蓄率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被堵塞，从而造成中国国内储蓄率高居不下。

如何降低中国的高储蓄呢？以上框架蕴涵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清晰的——

首先应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向居民部门，而非政府和企业部门。

其次，政府应该尽快扩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这一举措既能降低政府储蓄率，也能够通过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而降低居民储蓄率，同时有助于恢复政府储蓄与居民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

最后，应尽快实行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的制度，建立上市公司定期分红的制度和文化，并拓宽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这不单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率，亦能够增强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之间相互替代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