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经济学家也许说过，“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几乎人人都痛恨腐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有理”就骂他。我们应该首先看这个经济学家是如何得出这个“谬论”的。结合语境，我认为这个经济学家是说，当政府管制阻碍了创造财富时，如果企业家通过贿赂来创造财富，增加了社会总福利，那么这种腐败行为是约束条件下最优的。这种逻辑完全合乎经济学原理，合乎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是实事求是的。如果一亩地最多只能生产一千公斤水稻，难道为了不让人挨饿，科学家就应该谎报一万斤？

很遗憾，目前对中国“经济学家”（economists）的批评很多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而是一种情绪化、功利化、妖魔化的指摘。中国经济学家不是当权派，更没有垄断地位。因此，如果“经济学家”的头衔可以带来好处，那么优胜劣汰的力量一定不会导致整个群体都是“不合格的”。这本是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可惜有些人即便读了哈佛的博士也没明白。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的几种原因中，我认为基本上属于误导公众。我愿意梳理这些原因，并与批评者进行真诚的对话，从而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一、标准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可谓声名狼藉。不必说BBS上谬传已久的“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也不必说传统媒体批评经济学家的长篇累牍，更不必说网上对著名经济学家信任度的投票，单单一句“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就将大陆经济学家集体判了个死刑。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难以估量的。比如，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其贡献就是无价的。当然，反过来，错误的经济政策是任何经济学家个人的代价都无法弥补的。因此，我认为任何试图对经济学家的投入/产出进行量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从这个角度讲，对经济学家的批判，只能诉诸“程序正义”，而不能诉诸“实体正义”。中国经济学家合不合格，只能在给定的环境下，从专业、学术的角度去讨论，应该评价他们实现职业目标和个人目标的过程，而不是从结果去倒推他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平。简单地说，批评者应该评价经济学家是如何做事的，而不是去评价经济学家做了什么事。毕竟，我们不能看见一个人有钱就说他是坏人，要看是怎么赚钱的。

举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经济学家也许说过，“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几乎人人都痛恨腐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经济学家认为“腐败有理”就骂他。我们应该首先看这个经济学家是如何得出这个“谬论”的。结合语境，我认为这个经济学家是说，当政府管制阻碍了创造财富时，如果企业家通过贿赂来创造财富，增加了社会总福利，那么这种腐败行为是约束条件下最优的。这种逻辑完全合乎经济学原理，合乎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是实事求是的。如果一亩地最多只能生产一千公斤水稻，难道为了不让人挨饿，科学家就应该谎报一万斤？

很遗憾，目前对中国“经济学家”（economists）的批评很多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而是一种情绪化、功利化、妖魔化的指摘。中国经济学家不是当权派，更没有垄断地位。因此，如果“经济学家”的头衔可以带来好处，那么优胜劣汰的力量一定不会导致整个群体都是“不合格的”。这本是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可惜有些人即便读了哈佛的博士也没明白。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的几种原因中，我认为基本上属于误导公众。我愿意梳理这些原因，并与批评者进行真诚的对话，从而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经济学家中的南郭先生

不合格的经济学家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合格的经济学家说话要有逻辑、讲证据，靠过程说服别人；不合格的经济学家爱煽情、好鼓动，靠结论影响别人。以教育问题为例。如果第一个经济学家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详细的调研，认为在目前的财政预算下研究生应该以自费为主，而第二个经济学家头脑一热就说教育都应该免费。那么公众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很显然，几乎所有研究生都会赞同第二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因为这符合研究生的利益。中国一百万在校研究生后面还有几百万家长，他们也有很强的动力支持第二个经济学家。其他人怎么样？反正收费不收他们的钱，普通百姓也无权支配财政预算，因此多数人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在报纸、电视、网络上，我们会看到对第一个经济学家的铺天盖地的批评。批评的理由可以是“为有钱人辩护”、“不关心弱势群体”、“没有良心”等等。

假如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中国现有的财政预算在保证基础教育之后，确实没有财力保证所有研究生免费上学，除非大大削减研究生数量。那么，第一个经济学家显然是合格的，因为他发表的观点是科学的，而第二个经济学家无疑是不合格的。这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不合格的经济学家由于发表了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观点而声名鹊起，继而对其他热点话题继续发表迎合受众口味的观点，因此就变得“著名”起来，甚至辅弼国政，最终制定了一个不合实际的流产的政策。第二个经济学家的失败，令公众对经济学家群体完全失去信任，因此众口一词，几乎将经济学家积毁销骨了。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

这个故事也许有点夸张，但是类似的故事却天天上演。一项科学的经济政策，应该经过“看现象——讲故事——建模型——做检验——提建议”等一系列链条来得到。遗憾的是，少数合格的经济学家埋头于前面几个环节，勤勤勉勉，只能略有小成，方才战战兢兢地提供若干建议。与真正的经济学家埋首书斋、少问世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合格的经济学家天天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大放厥词、口吐莲花。合格的不敢说，不合格的天天说，于是公众便以为那些在媒体上频繁曝光的人代表了经济学家群体，自然会在他们露出马脚后对经济学家群体失去信任。

造成经济学家鱼目混珠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专业化与分工，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技术壁垒。在英文中，“学科”（discipline）一词具有“训练”、“纪律”的意思。熊彼特在其鸿篇巨制《经济分析史》中对“经济学”下定义时，特别强调了它作为一种“专门的分析工具”的地位。由于经济学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足够高的进入门槛，导致人人都可谈经济学，似乎人人都是经济学家，尤其是一朝成名的人。一些读了入门级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的人，也能以“专家”的身份在报纸上开专栏，大谈特谈从通货膨胀到流动性过剩，从产权改革到国有资产重组等所有经济话题。这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绝对不是跟我们的媒体没有关系。

三、起哄的媒体

起哄的媒体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媒体要发财，要赚眼球，怎么办？他们不敢骂官员，不能骂富人，又不敢得罪穷人，只好拿学术界和娱乐界开涮了。文人相轻，一个极端的观点诞生了，马上会有更多更极端的观点诞生。不怕学者缺观点，就怕媒体缺版面。娱乐界就更不用说了，“没有绯闻的明星不是明星”嘛。在这个政治敏感但搞笑无罪的时代，学术研究竟然沦落到和娱乐八卦一个档次，这要多亏了媒体的传播功能。

这样说绝对不是要辱没媒体的正面功能。别忘了，能够将“阳春白雪”式的经济学论文部分地变成“下里巴人”式的经济学散文，媒体居功至伟。想想看，十几年前，有多少普通百姓敢谈论经济学？多数人不知“产权”为何物，但是你看一旦讨论起国企改革，现在多少业余人士跃跃欲试？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大陆的大规模传播大概是在1999年，但是经济学的普及几乎是齐头并进。

可是，媒体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传播经济学的同时，媒体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学“矮化”了。这种矮化主要体现在媒体的“选择性误导”上。面对一个热点话题，媒体总希望发表极端、激进的观点（譬如第二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再发表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对于媒体来说，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起关注。作为曾经的经常撰稿人，我就经常受到编辑的这种“热心鼓励”。如果学者的观点不够偏激，“热心”的编辑或记者甚至会断章取义，真正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这种貌似“平衡”、没有立场的暧昧态度，加速了经济学家市场逆向淘汰的进程。显然，一个专心于学术研究的人，哪有那么多功夫在媒体上和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辩个你死我活？

四、不讲理的网民

不讲理的网民在搞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的网民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人了，我冒昧地揣测原因可能是没有地方可以讲理吧。在现实世界中，不敢骂上级，不便骂同事，骂别人对方又听不见，躲在被窝里骂又不过瘾。多亏了网络，它成了不爽的人发泄情绪的重要场所，成了民主的替代品，成了青年人实现“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幻境。从这个角度讲，我特别理解网民，也因此认定网络不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

我这样说是有科学逻辑的。回到前面那个故事。当两个经济学家宣布了自己对研究生收费的观点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主张收费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会在网上被骂个狗血喷头，而主张免费的第二个经济学家会被认为代表了最广大研究生的根本利益，因为几乎所有研究生都会上网。一个经济学家要跟上百万研究生网民辩论，他就是不要命也搞不定。此时此刻，媒体可以推波助澜，搞一个“网上投票”。聪明人不看也知道，在“是否赞同收费”或者“你支持哪个经济学家”这样的选项面前，第一个经济学家将以绝对优势落败。

其实，学过一点儿统计学或计量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网上投票毫无科学性可言。第一，它不满足样本的随机性这一基本要求，因此结果必然是有偏的。因为网络没法控制或筛选投票者的类型。第二，它具有严重的自选择效应，或者说解释变量不是外生的。在前面那个故事中，反对第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广大研究生，因为感到义愤，而且上网很方便，因此具有很强的激励去网上投票反对或发表反驳观点。而对此漠不关心或者支持第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人（例如没有研究生的父母），因为事不关己，或者上网不方便，绝无强烈的激励去网上投票支持或者发表声援观点。因此，我有一次对一个经济学博士说，网上有人骂你是很正常的，没有人骂才不正常呢。

五、泛道德批判

泛道德批判这种不良习俗搞臭了中国经济学家。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诉诸道德批判。因为一旦从道德上将对方打倒了，那么就彻底打倒了对方。“道德”缺乏足够的技术标准，缺乏足够的“职业化”，泛滥成灾。人都是有缺点的，泛道德化的结果是没有人在道德上是绝对清白的。于是，道德成为一种武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公众对经济学界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但是这里的“道德”并没有明确的定义。须知，“职业道德”与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求当事人遵循基本的职业规范和专业精神，而后者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标准。即便是后者，我们也应该注重从过程而不是结果上考察。难道我们能讴歌一个用恶毒的话辱骂他人但却为作家提供了写作素材的人吗？难道犯罪嫌疑人就不应该拥有辩护律师吗？

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内部的争议也往往贴上了道德的标签。几年前，著名的“邱田之争”最后演变为一场非学术的“道德之争”。经济学界也不例外。我曾经在一篇博客日记中调侃：做经济学家，如果既不聪明，也不勤奋，那么一定要人好。只要你人好，总会左右逢源，最终在高手博弈的悬崖峭壁间游刃而上。特殊的约束条件约束了学术，但绝对不会约束人品。学界聚会，都谈人品问题，不谈学术。可见，道德是如何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