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按照马克思“必要价值”是工人的生理耗费货币价格，或通俗讲是以货币表示的生活费，这本身就是在用货币数字来代表劳动力耗费价值了。换句话说，工人在用其自身的劳动力商品与生产组织资本家的货币进行交换，获得货币工资，然后工人再用货币工资在市场与商品进行交换，以维持生命和生活。

        这里存在两个交换环节，产生两个变量，劳动力价格变量和劳动产品转化的商品价格变量，这两个变量都与“必要价值”多与少有关。从单个生产组织与工人来看，这是一个议价变化，是讨论劳资分配关系的基础；从工人与商品市场来看，又是一个议价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就与生产组织的资方毫无关系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市场的商品为商业资本家所有，商业资本家仍是资本家，相当于工业资本家的“分身”，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工人与商业资本家进行物币交换，本质上都是与资本家或整个“资产阶级”进行交换。从马克思这个观点来看，既然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两个环节的交换，都是与一个整体对象进行，那么根据“奥姆剃须刀”原理，把物币交换环节作为分析讨论劳资获取利益的内容就属多余的，完全可以省掉，也就是物币交换本质上就是一个再分配过程，不需要多此一举，只需两者合二为一，考察劳资间的分配关系就足以得出是公平分配，还是谁占有谁的利益而剥削谁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创造和引入“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交换、利润来讨论劳资关系，是在用个别方法论证整体现象，这在方法上犯了以偏概全和偷梁换柱的错误。

        第二，马克思要把“必要价值”定位在工人的生活费上，就必须存在工人是没有人身自由，不具主人权利进行讨价还价的奴隶，不是自己决定劳动所得，而是获赏赐的条件，换句话说劳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欧洲历史上古典时期不说了，我们从欧洲中世纪之后来看，欧洲基本上都是“三级议会”，是“有国王的民主社会”，也就是说虽有君王，但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君主社会，国民早具有了作为主人的权利，马克思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马克思所需的这个必要条件根本不存在，马克思纯属在偷换时空，意气用事，感情用事，把“必要价值”等同工人的生活费，试图打感情牌，在理智的人们面前，根本得不到人类文明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持。

        第三，马克思还须假定一个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前提，资本家不过是奴隶主转换的角色。关于这一点，人们同样可以用历史事实驳倒它，因为这种荒谬性太离谱，不值一驳，不再赘述。

        第四，马克思还须再假定一个资本家是“不劳而获”者，躺着就能来钱，因此整个劳动产品为工人创造，资本家并没有参与，根据人类“谁创造成果归谁”的伦理道德原则，资本家就“无偿的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劳动成果，从而工人“被剥削”，资本家“有罪”。

        对此，我们从生产过程来看，首先，民主社会里生产活动是劳资两个作为主人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活动，这在双方主人权利上保证了双方分配的公平性，劳动成果谁得多得少，完全由双方商议认定，合不合理由劳资当事双方说了算，任何第三者的评价都不能代替双方认定的合理性。

        其次，我们从生产三要素来看，劳动力、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都是谁离不开谁，谁都不可缺谁的要素。简单来说就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内容的结合，劳动成果则是两个内容的合作共创，这也是人们深入、正确认识事物，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和唯一途径。而把人作为创造的唯一来源，工具只不过是被利用而已，这种观点纯属感性认识。现实中，感性认识代替不了理性认识，更代表不了正确观点。

        再其次，资本家可以是身兼投资人和经理人的角色，也可以是纯粹的投资人。作为经理人，其管理工作是脑力劳动，而且是一种复杂劳动，这样的资本家是劳动者，自食其力，多劳多得，完全符合人伦道德，无可非议。作为纯粹的投资人，看似没有直接参加生产活动，但他对生产组织进行投资，不可能不关心生产组织的生产结果，而且还可以行使作为投资人的权利，决定或影响生产方向和发展，行使这样的权利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资本管理劳动，从事资本管理劳动的投资人岂能不是劳动者？

        再次，上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内容分析，投资人所投的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内容，是生产不可缺的一个要素，而投资人的资本来自于投资人过去劳动所得的积累，可以说是过去劳动力的延伸，与现在的工人劳动力共同进行生产，合作共创劳动成果，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身为投资人就不是劳动者呢？工人凭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劳动成果分配，身为投资人的资本家凭过去的劳动力延伸参与劳动成果分配，又有什么不符合人伦道德，值得非议的呢？

        综上，马克思无视历史事实，编造“必要价值”等于工人生活费，妄图打感情牌，通过制造悲情爬上道德制高点，利用人们感情上的弱点达到其目的，其用心和伎俩看似高尚和聪明，可实际上经不起实证推敲，反而暴露其理屈词穷，手法拙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