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盖洛普公司公布其2011~2012年对全球雇员对工作投入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员工的敬业的比例仅为13%，而中国最低，只有6%；常被认为是勤勉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敬业率也分别只有7%和11%；敬业率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为：巴拿马(37%)、哥斯达黎加(33%)和美国(30%)。这一调查结果，引发了众多的关注和争议。中国上班族承受压力全球第一，拜金主义、追求享乐、渴望一夜暴富等心态是不敬业原因之一。

看到这则消息，不知道国内的这些精英和学术界的大家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

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从1978年正式的确立以来，就业以及与就业相关的话题 ，充斥着媒体，同时也使得ZF和学术界大为头疼。就业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不仅造就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分析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联系起来，而且就业压力这样的经济事实让我们无法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中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是，比这些问题可能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的就业观念。我们为什么不够敬业？文物鉴定者为了经济利益可以违背自己的职业操守，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上班迟到或者干自己的私事，科研工作者可以捏造数据，杜撰学术论文，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利益和金钱。一张张钞票，一双双镣铐。

西方数百年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确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创造财富。于是，我们引进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模式，我们模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股票市场，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市场，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农产品市场，我们有了自己的医药市场。

但是，当我们再次看看这些市场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多很多地方不正常：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一直处于这样的低迷之势？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我们的安全农产品为什么不安全？我们的药品市场为什么“药无十倍不卖”的潜规则？

我们试图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类现象，以寻找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于是，各种经济学理论开始了自己的理论穿透力的学术使命。于是，中国的期刊，杂志充斥着各种学术分析，实证的、规范的应有尽有。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操守：各类市场从业者的职业操守以及我们学术研究的职业操守。

职业态度对于市场绩效的影响没有进入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因为我们首先从西方国家得到这些经济学理论，在学者们的基本消费之后开始囫囵吞枣的把这些理论仓促的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分析之中，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其背后依然是利益的操纵。

或许，我们可以从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找到部分的答案。如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以及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在阅读这些著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另外一种现象：这些学者在经济学、社会学、宗教等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涉及。但是在中国，一个经济学者就永远在一个很窄的领域耕耘，其结果自然是：盲人瞎马和坐井观天。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学术动机问题。你从事学术研究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还是为了真正了了解和理解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如果是前者，你会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的“差序”文化结合起来，在一些领域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和这一领域的绝对话语权。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次得到强化。

这样的一种情形还会导致另外一个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占山为王，各研究领域井水不犯河水，过着心安理得的日子。

但是，任何学术都有它的相对正确性，判断一种学术研究成果同样有两个不同标准：一个是理论到理论的标准；一个是实践检验的标准。后者无需多说，关键是前者的学术标准：从理论到理论。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的一篇学术文章或者科研成果好不好，依据是是否规范？理论的深度如何？如果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一个不错的东西。中国的学术研究与其说是在做研究，倒不如说在进行思维训练，包括逻辑的、理论的等等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