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在7月份通报其第二季度收益丰厚，并且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给员工发出一份备忘录，对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进行了夸耀。但仅仅3个月之后，美林公司在抵押贷款证券等业务上创下了历史性的84亿美元亏损，不久花旗集团（Citigroup）和其它公司也宣称出现空前的信用损失。奥尼尔同花旗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被同时踢下台。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效率的典范，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庞大的亏损呢？这个问题应该并不苛刻。进来在纽约召开的沃顿金融大会（Wharton Finance Conference）上，两位华尔街的巨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菲（Lloyd Blankfein）和莫里斯公司（Moelis & Co）的肯尼思·莫里斯（Kenneth Moelis）——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二人视角不同——布菲成长于高盛公司固定收益、货币和期货等部门，而莫里斯是一位老道的并购投资银行家——但他们的观点惊人地一致。

他们均认为从最基础的层次来看，风险管理是公司文化问题。为了能有效管理风险，员工必须将公司利益以及重要客户关系的维护放在首位。莫里斯说，在10月份，“公司受到了来自“盲区”（The Blind Side）的冲击”——这个词引自于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最近关于职业足球的畅销书籍——“众多华尔街领袖级人物也受到重创，职业生涯被迫中止。”布菲说：“风险就是风险，没有人在管理风险上可以做到完美。”他本人的公司最近相对来说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最近的信用危机。

风险起源

布菲称高盛公司的众多风险并非源于自有资金交易，而是来自对客户目标的推进。比如说，作为一家精锐的并购顾问公司就意味着要提出具有实用性的建议，这就一般会要求咨询公司在贷款和其它财务方面向客户提供支持。高盛公司目前所面临的抵押贷款风险大部分正是这个原因——对发起人客户提供支持的承诺。

莫里斯在去年夏季创立自己的公司之前，曾是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的领头人。他将华尔街日前的“信用溃败”归咎在普遍存在的文化崩溃上——即不再关注客户关系和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观。莫里斯称，如果公司想以“我们的风险管理失效了”来解释其亏损原因，这个解释十分无力。“给一位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一本关于风险管理的新规则说明，他会在数分钟内想到该如何对付新的游戏规则……你所需要的是员工的相互关联感……你必须让员工为公司着想……比如当交易员之间交谈时，应该是说‘这点看上去不对’，而不是说‘我也想加入那个商业阴谋。’”

“我们正处在大变化的开端，”莫里斯预测说，“如果你希望在华尔街开展事业，这个变化对你而言是件好事。我想你在过去的几年内不会喜欢华尔街……但是将来这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场所。”

布菲对高盛公司的风险管理方法进行了更全面的回顾。他说除了该公司每日按市价结算的规则外，还有另外三个必不可缺的因素，即“上报、问责制和文化”。“上报”是指若对风险有所顾虑应向高一级的管理层进行汇报沟通，这可以“让更多人插手”于潜在问题风险，同时也反对某业务组领导人将影响到整个公司的风险事宜做出独立决策。“问责制”当然是指人们应该对其工作负责，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也要求高层管理委员会承担起对风险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估的责任，包括所挑选的相关业务人员的素质。

但是高盛公司最大的风险保护，就如同地位、声望和薪酬一样，属于那些参与控制职能以及业务经营的合伙人——并且公司经常让合伙人在风险控制和业务运营之间轮换岗位。他指出高盛公司高级管理层中至少有10位曾经在不同时期经营过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公司管理最近出现的投资组合亏损负有直接责任。另外，高盛公司各种风险委员会经常碰面开会，布菲如是说。“这就像粉刷一座桥梁。你从公司的这头讨论到那头，然后一遍结束后，你又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华尔街领导力的改变

莫里斯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如今的抵押贷款溃败事件让他回忆起了最近几十年来的其它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影响都持续数年，并且最终给华尔街的运营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内部交易丑闻和相关的储蓄贷款危机终结了由高收益融资所推动的并购狂潮。在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公开承认非法内部交易以及收到包括德崇证券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在内的同谋者的消息之后整整三年，美国的储蓄业内部才发生崩塌——这是该行业沉迷于垃圾债券和其它热钱的结果。最后，国会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FIRREA）》（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以施以援手，这也给美国的金融服务带来了更深远的变革。

10多年后，2000年大量互联网公司破产，戳破了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泡沫，也给那些听从了华尔街言论的数百万小型投资人带来了惨痛的教训。检察官将这一切归咎于证券分析家们，并在研究部门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强加了一座屏障，因为那些分析师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存在可疑点，他们还是继续鼓吹那些股票。随后又涌现了众多公司和会计丑闻——比如说安然（Enron）、泰科（Tyco）和世通公司（WorldCom）。议会再次重写规则，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新更严格的要求。

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部交易丑闻以及90年代的股票吹捧和会计丑闻之后，所带来的影响都经过数年才得以消除，因此莫里斯预测目前的抵押贷款危机也不会例外。同之前发生的那些金融灾难一样，目前的危机也对消费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也有可能带来重大的法律法规变革——尤其是因为华尔街对于那些在仕途上野心勃勃的检察官而言是首要目标：请注意，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就是将伊万·伯斯基和迈克尔·米尔肯绳之以法的美国检察官，他现在是美国总统的主要候选人；曾发现华尔街分析师的有罪邮件证据的前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最近刚当选州长。“而且华尔街的分析师一般都是有文化的人，”莫里斯讽刺说，“就等着调查人员找到由固定收益交易员写的邮件吧。”

莫里斯称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的影响还只是开始，远未结束，所以最终将不仅仅影响到规则和法律，同时也将影响到华尔街的领导层。2000年华尔街的股票吹嘘丑闻之后，众多公司将他们那些拥有投资银行或零售经纪背景的领导人驱逐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由他们固定收益部门领导人组成的新一代领导阶层。他指出华尔街的固定收益业务规模在那之后迅速增至三倍，而资本业务萎缩。固定收益业务一般是“输－赢型业务”，莫里斯说，“因为债券是不会制造价值的商品……每次当你交易国债时，肯定有人获利有人亏损……但是华尔街应该遵从的是双赢原则，”也就是同时为发行者和投资人创造价值。

莫里斯称现在看上去华尔街正在重返以关系和价值创造为中心的运营模式。“这将再次变为一个依赖于判断和感觉的行业，因为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初级商品获得发展。”另外，他也预测说一些超大型的公司将会被拆分。“你所需要的是员工具有相互关联的感觉”，他重复说，“但是如果你有20万到30万的员工，这种感觉就不可能存在。”

弥补措施

布菲也预计会发生覆盖面广的行业变革。在过去，事实证明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过后会发生反弹——他们能“敏捷地采取对应措施并且继续发展。”但是目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减速的迹象，因此金融业究竟何时能获得充足力量以继续其根本性工作——向正确的领域输送资本——尚存疑问。

虽然如此，布菲对于华尔街的未来仍然非常乐观，尤其是对于美国之外的业务。2007年高盛公司首次出现海外收益高出了美国国内收益——并且在第三季度差距拉大。“这是一个引爆点，”他说。

布菲曾负责过高盛公司的新兴市场业务，当时正值那些市场在扩充并发生收缩之后从倒退中逐渐恢复。“世界已经改变，”他指出说，尤其是“BRICs”——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这些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不再问是否在这些市场获得了足够的回报；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如何在全球维持特许经营。”这些经济体在飞速发展和积累财富，他们肯定会一直需要向国外进行投资。

    “我们的业务就是追踪世界各地的GDP增长，”布菲补充说，“所以我们在莫斯科、迪拜、卡塔尔和特拉维夫设立了办公室。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