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业革命始于西方英国而非东方中国的客观必然性

摘要：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而发生在英国？这个问题在1995年被林毅夫教授提出，成为“李约瑟之谜”的一个重要的子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果说“李约瑟之谜”的侧重点在于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水平的分岔，而林毅夫提出的，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则不能单从科技发展水平一个角度去解释，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藉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资本、组织、制度、技术和文化五个方面对工业革命时期中英两国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并非偶然，是有着其必然性的。

关键词：工业革命；中国；英国；

       1954年，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第1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可是，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上述疑问被学术界誉为“李约瑟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反响。而由此引出来的，“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的子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在1995年被林毅夫首先提出来：“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比较经济史的学者来说，一个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在十四世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为那些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几乎都已存在了。”“李约瑟之谜”的侧重点仅仅在于中国与欧洲科技发展水平的分岔，而林毅夫提出的，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则不能单从科技发展水平一个角度去解释，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是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一、工业革命的本质——资本

       资本是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首要因素，资本的使用贯穿整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得以产生，与资本的产生、形成、积累与扩张的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指出，工业革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实际上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就是机器替代人力，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生产要素发生替代，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转变。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兴起和产业资本的扩张为基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迟滞是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基本的原因。

1.    英国工业革命前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从本质上说，则是“通过暴力等非正当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包括：（一）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是一场极为深刻的农业革命，对于工业革命的产生意义巨大。其结果是，城市出现的大批廉价的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涌现出许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农场，从而很快地形成了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度，这带动了土地贵族的资本主义化。（二）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英国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和奴隶贩子殖民帝国。在七年战争后的十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高达十亿英镑之多；在美洲和澳洲，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掠夺式的贸易；在非洲，英国人通过黑奴贸易获得暴利。（三）国内金融体系的建立：1.近代银行和证券市场。银行通过存、贷款业务，加快了工业资本的形成。银行开展的各种金融业务，有利于克服因通货短缺而产生的资金困难，英国的股票交易所，活跃了英国的经济。2.国债制度：即英国商人向ZF放贷资金，从而获取高额利息。资本家采取向ZF放债取息方式，经过国家税收的渠道吮吸广大人民的血汗，积聚资本。3.税收制度：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现代税收制度，界定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带动了英国的公债市场，坚实的财政与国会的信誉，提高了英国国债的信誉。

2.    英国工业革命前期产业资本的形成

       英国工业革命前产业资本的形成，是由商业资本、地产资本、金融资本三类资本形式向产业资本转化而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商业资本。这是由于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由于数额大，工业企业筹集固定资本要么依靠财力雄厚的私人或团体，或者由几个人合伙投资。商人、金融家和贵族等在工业生产的利润驱使下，通过投资采煤业、炼铁业和造船业等大工业部门，把大量的商业资本、贵族资产和金融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资本支持。英国的大工业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商业资本、贵族资产和金融资本。1540～1750年英国采煤业、冶铁业等大工业部门充当了资本转化器的角色，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准备了资本条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与产业资本形成的受阻

       中国早在14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诸多制度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了，产业资本的形成收到阻碍。具体来说，资本化进程在中国受阻的情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小农经济的无力。一方面，由于受到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使得小农经济生活水平仅维持在必要的生活资料上面，农业剩余大都被赋税和地租剥削，农业经营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成为农民通过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因此当农民经营的土地达到一定规模时，便不再扩大经营，而转向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后代步入仕途做准备。其结果是，农业资本转变为人力政治资本，经营规模扩大和生产工具变革的拉力消失。（二）落入官僚手中的赋税、地租和农民在仕途上所耗费的钱财也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大部分被挥霍在奢侈的生活消费上。其原因在于，“侵占掠夺土地并出租收取地租，放高利贷榨取30%（灾年高达200%～300%）以上的利息，这些远比直接投资产业实体要丰润得多。”此外，由于官僚政治下“仕途”道路的巨大回报，成功的商人纷纷步入仕途，把积攒的商业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或者转化为购置地产的基金，从而以高额的地租或高利贷掠夺生产者。其结果是，农民陷入更大的困境，资本积累无法发生，形成恶性循环。（三）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在城市，对于手工业者来说普遍有利的失业，如盐、铁、酒、米、印刷等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官府或官僚所垄断，因此这一条资本仅有的“上达”的道路也被封死。

二、工业革命的保障——制度        

       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组织和生产组织的确立，都需要制度上的建设作为其保障。政治制度和产权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关键，本文着重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去比较中英两国。

1.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产权制度的确立   

       17世纪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形成了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统治。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政权推行符合自己利益的土地政策、殖民政策。自1688年政变后，英国国内就长时期的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工业革命提供了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次，资产阶级从法律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各要素的自由流通，建立了法制社会的基础。在法律制度当中，产权制度的确立最为重要，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所有权的确定，使得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有了合法的保障，刺激了个人经营，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有利保障。

2.    中国的官僚专制政治

       中国的官僚政治从秦帝国至清代，延续了两千多年。按照王亚南的定义，官僚政治史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在此种政治下，ZF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ZF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官僚政治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政治上，存在着一种四位一体的结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官僚。这四者成为“通家”，使得商人和地主之间的身份混为一谈，一起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在法律上，虽然有一整套脉络清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但实际上，官僚统治下的法律是完全的“形式主义”，即只对统治阶级的利益器保护作用，而对被统治阶级却只有约束力。再加上其对资产阶级商人的“包容性”，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经历了短暂发展后就被扼杀了，这严重的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二、工业革命的载体——组织      

       如果说资本的形成、积累和深化是工业革命的本质，那么这一系列过程需要一个载体来实现。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有赖于在生产组织形式和市场组织形式的一系列变革，中国官僚政治下特殊的封建地主经济限制了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

1.    生产组织形式的不同

       在英国，商业资本活动的强化与扩大促使了领主经济的解体，土地变为可以买卖、农奴变为可以离开土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土地的可以买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农民依旧依附于土地之上。圈地运动之后，农民被强制地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成为工资劳动者。因此，手工业工厂得以迅速地发展，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为工厂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然而，在中国，在专制的官僚体系赖以建立的封建制地主经济下，农民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在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之下，从土地中被游离出来的农民实际上就成为封建地主的附庸，广大佃农贫无立锥之地。其次，由于仕途道路的巨大利益诱惑，工商业的资本多半转化为政治上的人力资本。再次，手工业大部分被官府所垄断。故此，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不会在中国出现。

2.    市场组织形式的不同

       英国商业资本的充分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有利的市场组织形式，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保险业的发展。由于商业贸易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大，商人往往难以独自承担风险，保险业就应运而生。16世纪下半叶，经英国女王特许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内建立了保险商会，专门办理保险单的登记事宜。1720年，正式成立了经营海上保险的专业保险公司。保险业的发展，降低了商人的经营风险，使整个社会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海上贸易。在中国，由于没有保险业的出现，商业的发展，尤其是远距离的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国门的锁闭，海上贸易的巨大风险，受封建剥削走投无路而变为匪寇的人数的增多，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贸易的往来。镖局的出现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商人不得不在物流成本的基础上付出额外的成本。此外，中国封建时期的手工业完全隶属于农业或商业，在中国旧式市集或城市中难以见到手工业基尔特型的工会组织，同时商业的行会力量又依赖于专制制度，致使城市不能取得政治独立，从而削弱市民革命的力量。至于历史上那些难以计数的农民起义，则尽皆是官僚统治对农民过度剥削的结果，从而这些起义通常是“经济的意义大于政治的意义”，因此每次的结果，“总是再生产一个同性质同形态的政治体制完事”。

四、      工业革命的支撑——技术

       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中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技术进步在工业革命中的应用得益于英国自然科学的进步和自身资源禀赋的优势，中国的科技发明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是落后的主要原因。

1.    英国自然科学的进步和资源禀赋的优势

       首先，机器的发明必须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基础。16世纪以前，整个欧洲都受到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熟，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到17世纪中叶，伦敦已成为欧洲科学研究的中心。1687年牛顿的划时代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成为“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这一时期，英国实验科学研究促使天文学、地理学、力学、数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革命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其次，煤和铁是发展工业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制造机器必须用铁，煤是主要的动力能源，英国这两项资源都蕴藏丰富，并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领先。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机器来替代人的劳动，因而英国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也满足这个需求。这样看来，工业革命发生在工人工资相对较高而煤资源又比较丰富的英国北部就有其必然的因素。

2.    “高水平均衡陷阱”和“林毅夫假说”

       从技术动因的角度来解释工业革命未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技术需求不足论”和“技术供给不足论”两种解释。技术需求不足论的典型代表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其中“人地比率”差异是导致中国与欧洲技术进步模式巨大分野的关键所在。此假说的基本逻辑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经过“康乾盛世”之后，人口急速增长，人地比率急剧恶化，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卷化”困境：一方面，大量新增人口将生产剩余消耗殆尽，社会无法积累技术创新的必要投资；而另一方面，由于人稠地狭，劳动工资非常低下，“精耕细作”显得更加经济，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如蒸汽机、纺织机）也因缺乏市场需求而无以产生，因此中国不可能发生产业革命。与技术需求不足论不同，林毅夫则从创新激励和发明方式的角度出发，认为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乃是技术供给不足的结果。首先，他认为“官本位”的激励结构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技术创新意愿。而在“士农工商”的传统道德伦理下，各种技术往往被贬斥为奇技淫巧，技术工匠地位低下，没有职业荣誉感，难以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其次，林毅夫将“新技术的发明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看作产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践中得到的。中国早期在技术上独领风骚，其原因在于，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化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而同时期的欧洲，至少经由18世纪的科学革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

五、      工业革命的内因——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重大的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生都是以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先导的，虽然思想文化变革的这种先导作用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来启动的。故而，工业革命产生内因是西欧思想文化的变革；相反，中国在封建地主经济下产生“官本位”思想，成为阻碍工业革命产生的大敌。

1.    自由主义和逐利行为的合理化

       在英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早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产生，18世纪开始发生影响。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重商主义。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经济思想。自由主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他主张：“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这一道德规范彻底打破了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和宗教对资产阶级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束缚，从而使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合法化。

2.    新教与企业家精神

       新教教徒在企业家中占据大部分的比例，而新教所传达出的思想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据统计，在17世纪末期的英国，非国教派（新教徒）只占全国人数的5%，但这5% 的人口却占据了全国企业主和发明家的49%，他们的信条是“我生活一天，便要赚一天的钱。”他们生活简朴，将所赚钱财全部拿来扩大经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这种使命感为“此世禁欲主义”，他们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商业上的成功。这种精神鼓舞了几代人，而也正是这样的一种企业家精神为工业革命的诞生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3.    中国官僚政治下唯一意识形态——“官本位”思想

       由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性和其极强的包容性，在中国封建统治之下，科举制的建立和儒家传统文化的融合、变形，最终产生出一种唯一的意识形态，即“官本位”的思想。“官本位”思想，是指整个国家的社会价值的的衡量标准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社会价值小，故而就形成这一种为官者“为所欲为”、为民者“唯官独尊”、社会上下两层“官民对立”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由于为官的直接利益和潜在利益远远大于从事其他职业所能获得的，因此全部社会的资源都投入在“仕途”上面，即各种形式的资本全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政治资本，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也就使工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