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浏览，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又想起了在川大求学的一幕幕，古在此PO文，也希望能够勾起大家对于半世纪以前大学的认知。

若讲幸运数字，68的寓意为‘顺’和‘发’，应该算最好的幸运数字。但对68届毕业生，无论大学、中学，这届毕业生可算倒霉透顶。六八年底的上山下乡、面向最边缘和最艰苦的地方，分配方案之孬是空前绝后的，前面的66、67届及在后的69、70届都比我们好得多。留大城市绝望，结合专业是奢望！按当时搞毕业生分配的人透露：“我们并不需要这些人才，上面的精神是只要有个单位能给他们发工资就行了！” 所以，68并不幸运，而这个数字，是在文革后期强加在我们身上，当时大学习惯按进校年编级，我们63年进入大学的都叫63级,63才算我们的幸运数字。

     1963年，是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转折年。经过三年的饥肠辘辘活下来，到基本可以温饱，又能考入大学的学子们，脸上露出了多年难见的红晕。经过两次教育调整和压缩，能参加高考的学生降到最低点。就我所在的资阳中学，是当年全县仅存的四个高中班，应届考生仅两百左右。据进校后宣传部长谭洛非所作新生动员报告得知，当年全国大学录取率为5%，全国招收高校毕业生仅九万人（但有同学记的数字是十一万，但录取率没有错），似乎能入川大的都是精英。作为西南的第一学府，能踏入其校门是很荣耀的，不似如今成都七中老师们调侃学生的语言：“不用功，就只有到对门的大学（指川大）去混混了！”其实笔者当年对川大并无太多印象，因为我们高中毕业班的数理化及语文教师，都是川大毕业，对川大十分推崇，以致我校当年有八人考上川大，而我班竟有四人。

大学六三级学生太少，影响小，也没有出过多少人才。据我所知，川大63级的杰出人才不多，科技人才中只有游智胜（上市公司川大智胜创始人、川大物理系63级）；从政人员有：陈昌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川大经济系63级）、张智君（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川大化学系63级丙班）、廖仲明（原四川省人事厅厅长，川大化学系63级甲班）、黄忠莹（原成都市政协主席，原成都工学院现并入川大，机械系63级、笔者的中学同学）。

我们是63年9月初入学的。新生们从北门火车站一下车，马上被学校的迎新站接上汽车，送到四川大学的大校门，然后各系的迎新站将我们引到各自的宿舍。那时的川大大门，是一个牌坊式的仿古建筑，标志这个学校历史悠久。

一进学校大门，便是近两百米的林荫大道，宽阔的法国梧桐叶，将夏末的阳光遮盖殆尽，让人感到这所大学深不可测。走完这长长的林荫道，眼界突然明亮开阔，首先看到的是那宽阔的荷花池。但那时的荷花池徒有虚名，据说多年都没有荷花了。可能是困难年代造成的吧，这荷花池成了养鱼池，为师生员工改善生活做出过贡献。那时荷花池中没有如今的大土堆（水泵房），水面开阔平坦、微风吹皱绿水，给人一种清爽感。荷花池对面是一教楼，和右边的图书馆，以及左面南北对峙的物理馆和化学馆，都是仿古建筑。荷花池的正左面是西式建筑的理科大楼，据说是成都当时仅次于锦江宾馆的第二高楼，让川大学子引以自豪。大多数新生进校后，都在这理科楼前留影，将照片寄回老家让父母兄弟见识川大的宏伟。

去我们住的学生七舍，几乎将学校的全景浏览完。一、二、三教学楼，大礼堂、及学生一、四舍，都是大屋顶的仿古建筑。唯有学生二、三、五、七舍（没有六舍），是西式红砖七层楼房，与学校的古建筑群显得不大协调，被学校的园艺工戏称为“红砖大学”。但校园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林荫道纵横交错，掩盖住了这些不协调，让人觉得那时的川大犹如一个美丽的公园，新生们无不为这美丽的校园所倾倒。

新生们入校，都忙于打听川大的学科和师资情况。当时川大有物理、化学、数学、生物、无线电、中文、历史、哲学、经济学等系，理科以数学、生物学最强；文科则以历史系最出名。学部委员有柯召、徐中舒，及一级教授方为培。但在新生中流传最神秘的不过计算数学家张鼎铭，说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水平不在柯召之下。据说他同柯召处处拼比，两人曾因如何打桥牌而发表数学论文十多篇。据说因政治原因，张鼎铭只是个二级教授。我们所在的化学系，比物理、无线电强，因为有个二级教授刘为涛，曾作过居里夫人的助手。历史系除赫赫有名的徐中舒外，还有蒙文通、谬钺等二级教授，可谓名声远播。

那时大学里的教授很少，不似如今教授满校跑。一、二级教授就更少了，他们都是国内外出名的专家。听说一、二级教授工资可达三百多元，让新生们咋舌。当时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国家四级干部，工资也不过三百多元。文革中揭发，李井泉为了多领工资，将自己的工资关系转到成都军区，因为他是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在那里可以领到四百多元的工资。由此可见当时学术权威们的待遇有多高。

四川大学的校长戴伯行于六三年上半年去世，据说他曾是抗大的教育长，是六级干部。戴校长去世后，教育部调来温建平校长，比我们进川大早不了多久。他曾作过刘少奇主席的秘书，文革后还看过他回忆刘少奇的文章。当时的川大校领导都是一正一副：校长温建平、副校长许琦之、书记丁耿林、副书记焦锦玉，不像如今书记、校长几十个，很少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学校下设教务处，处长蒙思明、副处长李安澜；设备处，处长贾九州；总务处，处长杜文科；科研处，处长谢群（？）；共青团委，书记刘成根；系一级却是一正二副，一个副系主任管教学，一个副系主任管科研，正主任都是名教授，不大管具体事务。四十多年了，以上学校主要领导的名字记忆犹新，完全靠个人记忆，没有查阅任何资料。

当时川大学生约5000人，如今三校合一，达五万多人，难怪如今校长、处长多得数不过来。有流传的顺口溜曰：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基层干部一操场！

当时令新生们最惊奇的风景是：一些理科教授穿西装，如刘为涛教授常穿典型的法式西装；文科一些教授穿长衫，也有高年级文科学生穿长衫的；另一吸引眼球的是几个教授美髯公，如数学家张鼎铭，中文系的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及胶体化学家杨秀夫。张鼎铭常拿着一柄大蒲扇，挎一大包在校园漫步；杨明照则常骑自行车，那花白的长须随风飘拂，美极了！

大学里，最让人向往和尊敬的是教授。正如当时化学系副主任贺建业先生的名言：“人生犹如长途赛跑，终点就是教授。”（这是‘四清’揭发批判的言论，不知是否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