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统治下的民主 
作者：黄雁东 
      “民主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它总是在同一浅滩中断，但总能得到更新。”这是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结尾的一句，看上去满怀信心与热望。但多数人从这本书中读到的却是：——民主就其自身标准而言是个欺骗，没有能用多数统治取代少数统治的规则。在置换掉寡头统治这件事上民主不可能成功，少数统治或精英统治，是个不可避免，无可回避的政治特征。
    民主，作为一种以实现多数人统治为目标的政体，自有其名之后的2500年间一直不断地遭受质疑。自柏拉图以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直至卢梭，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民主最终将向着暴民统治堕落。伏尔泰、洛克、康德、弥尔顿都不承认多数人统治会长久地在理性的轨道上发展，所谓“多数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不可能是一种稳定的治理状态。正如勒庞所说：“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众人或群体的统治仅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需要被打破之时才能以力量的形式，而不是智慧的形式闪现出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主从来未被明确地写在资产阶级革命旗帜上，至少不如“平等”、“博爱”来得醒目。
     在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的签署时，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时，在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扩大时，民主都未曾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民主理念却已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如亨廷顿所说，“民主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认可”。这必须归功于社会主义运动。自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随后共产主义的梦想与社会主义的运动把更多的群众召唤起来，组成了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自此民主才与正义联系起来，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目标，而不再是一种用来与哲人王国相对比的劣等政体。
    按理说，以实现真正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是民主政治的模板，而事实却是一个个矢志追求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内部，存在着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寡头统治。罗伯特·米歇尔斯在他的《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一书中以当时在工人国际中最强大、财力最雄厚、组织最严密的支部——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标本，并将其与英、法、意的类似政党进行了适当的比较，清晰地展现了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
    在大众组成的政党中，他们对自己的事务漠不关心，随意在这个或那个支部、这个或那个组织中游移不定地进出。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大众与领袖关系的典型观点。这一点在勒庞的《乌合之众——群体心理学研究》中可以找到充足的资料。既然大众是涣散无力的，没有组织的大众在任何活动中只能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为了实现阶级的共同利益，组织必不可少。这是全书的一个重要前提。作者在全书的第一章就鲜明的指出，“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
    以此为基础，米歇尔斯把分析重点放在了组织中领袖们的蜕变上。大众中的精英们，热情、才华出众、代言众人心中所想，在种种危急时刻表现出极高的道德水平。大众相信这样的人是他们必然的领导，心甘情愿地把组织的权力授予他们，并在心智上依赖他们、在行为上跟从他们、在政治上感激他们，他们是大众的导师、偶像和恩人。而且精英们也认为，大众需要他们。列宁这位一手缔造了伟大的苏维埃联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著名的《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写道：“大众都是些麻木、冷漠、墨守成规、懒散、缺乏活力”的一群，因此大众需要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精英政党领导他们迈向社会主义目标，需要这样的政治家把无产阶级的思想灌输给他们。
大众如此需要领袖，而领袖需要的却不是获得大众支持那么简单，否则两者之间形成的必然只是一种良性的民主的关系。领袖真正的需要是掌控住组织。因为精英一旦成为领袖，他们就不再是律师、不再是医生、不再是手工业者、不再是工人，而只是领袖。他同时不仅成为组织的上层，而且也成为了社会的上层。无论出自身于什么阶级，他们都会在实质上被资产阶级化。他们将永远不能够再做回原来的自己，有成就感，更为舒适，更少约束的生活已经毒害了他们。他们需要掌控住组织以确保既得的一切。他们的心理发生了畸变。变得保守，时刻警惕，随时对来自组织内外的可能威胁其地位的任何东西予以还击，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组织内部新秀的挑战和普通成员的质疑，反应更加激烈。
领袖们通过彼此的默契配合以及对程序与候选人的安排，控制了各种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同时控制了出版物，控制了组织的财政，控制了委员会，从而使得普通民众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有关他们的事务的决定权。危险的是，波拿巴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领袖们的心理特质——“既然大众一再选举我们做他们的领袖，我们就是他们意志的正当体现，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在执行他们的意志。”一切都因此可以借组织之名、借大众之名、借民主之名而行之。
    无限制的控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民众的纵容使精英们组成的委员会迅速成长为“人民选举产生的一小群国王”。 民主由此而被完全篡夺，成为投票选举的代名辞，大众手中唯一的特权就是定期选举一小撮主子。政党成为 “一种战斗性组织，……普通成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领袖，整个组织必须如同该组织领袖手中的一把斧头”。 米歇尔斯总结到：“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这是对寡头统治铁律最经典的概括，以至于被政党学、组织学的研究者广为引用。
寡头重新塑造了组织之后，保守性或者说自保性便占了上风，维护政党官僚机构的存在以及领袖自身地位成为首要目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组织成员的利益几乎不被考虑。1914年德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立即从一个激烈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政党一下子变成沙文主义的帮凶，因为如果坚持本色不改，该党势必会被取缔，领袖将遭逮捕。寡头统治在窒息了一切民主的基本原则之后，把整个组织带入某种邪恶。
米歇尔斯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的活动家，抱着实践民主本质意义的精神，对民主性组织的寡头化倾向做了精彩的分析。全书读来难免令人们对民主的前途产生悲观的情绪。我想当时他是希望借此书来寻找民主的出路。但是他最终找到的出路却是放弃民主。他成为了一个精英主义者，1913年加入意大利国籍，成为默索里尼政府钦定政治学家，负责建立一门所谓“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这是他人生最大污点。这条放弃民主之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条死路。
    今天，现实仍然不断为我们呈现着寡头统治的鲜活例证。今年9月，中世纪神学和知识史学家剑桥大学的吉莉安· 伊文斯 教授出版了名为《现代世界中的剑桥大学详探》（Inside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 the Modern World）的著作，书中称剑桥高级行政人员所实行的正是“寡头统治”。她说：“从很多方面来说，剑桥大学被一小撮同党所控制。在其寡头统治之下，他们相互任命，把持了所有最重要的委员会，形成了一个中枢肌体。”她同时揭露了由此引起的学术垄断、财务混乱，机构臃肿和严重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从体制上说，剑桥大学的管理简直是民主制的样板。学校的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是摄政院，日常行政机构是参议院议会，日常事务负责人是副校长，这些机构和职位都由选举产生，重大事务由民主式的公开讨论来决策，而且我们相信剑桥大学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即便如此，学校组织仍被指斥为寡头统治，可见“寡头统治铁律”被总结出来之后的这近一百年间，民主在实践的意义上并没有本质性的进步。
     如今的世人更多地关心切身的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自古而然的金字塔模式仍然是民主理想在现实中唯一可供选择的组织模式。人们通过投票一层层把权力向塔顶传递，然后等着他们利用这些权力解决大众的问题。温床既然存在，任何寡头性的心理畸变就非常可能在任何一位当今的政治家身上发生。因此，我们更加不能放弃寻找实现民主的本质意义，不能放弃寻找一种全新的组织形式使民主得以实现，因为“民主是一种财富，它不是只要人们去找就可以如愿以偿的。但只有在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在持之以恒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无法找到的东西的过程中，我们的努力从民主的意义上说将会硕果累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民主本质知之甚少的民族而言，这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