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多的海归经济学人热衷于教育暴露了什么问题？—由邹、张之“公案”所引起

——当前我国的教育问题（一）

由张维迎开除邹恒甫所引起的公案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我等学人也希望此一事件能够促成改良我国学术体制之契机；然此案已经半年有余，而迄今似乎还没有任何实质性效果，社会大众之热情也因而可能会持续下去。本人一向关注整个学术体制的问题，而不喜发表针对具体个人的评论；但因此事并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我国学术体制之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且此事久而不决，故发表三点看法。

一、此事件暴露了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苍白性。我们知道，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它需要长期的人文熏陶，所谓百年树人；但是，目前那些经济学人回归后不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就是“学而优则教”。显然，张维迎、田国强、钱颖一、张维迎、吴立范甚至包括邹恒甫等都是以从事教育为契机而归国的，而且，这一事件本身就是直接由张维迎推行所谓的教育改革引起，但反观其他学科的归国学人大都热衷于自身的学术研究，一些学者还主动要求退出教育行政岗位，为什么出现如此反差呢？除了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外，更主要在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太形式化了：它不需要学术积累，不需要思想交流，也不需要人文氛围，而只需要有一群掌握现代研究范式或工具的人炮制一些闭门造车式的文章就可以了。事实上，在目前经济学的学术氛围下，经济学科也最容易出成果，因为它的研究成果既不需要被经验事实所证实，也不需要具有思想的启发性；相反，只要满足自洽性的“我向思考”逻辑，就可以大肆发表和宣传，以致人们往往说“经济学能够自我创造需求”。而且，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已经日益偏离了实际，于是就转而强调所谓的排名，这些排名的依据也就是那些注重范式的文章数目；显然，只要拥有善于制造这类文章之技能的“人才”，这类文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学科的专业排名也就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提升。

同时，经济学教育改革所需的成本也最低，因为它不需要理工科那样的设备和人员投入，也不需要其他人文社会那样依赖于传统的学术底蕴和历来的思想传承（这往往需要一些学术泰斗的存在），而只需要以高薪挖取或聘用一些年青而功利的海归就行了。因此，那些以政绩为导向的高校领导也就热衷于从经济学教育改革中寻求本校学术水平之“提升”的突破，越功利的高校也就越会从经济学的教育改革入手。君不见，那些原本人文底蕴极其淡薄（经济学原本几乎是零）的理工科院校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近年来不都是通过大肆引进所谓的海归而迅速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领头羊了吗？近来邹恒甫等在石子河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深圳大学等进行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有人就对我说，邹恒甫何其堕落矣，在这些没有学术底蕴的地方能够办好学吗？而我则对他们说，根据现代经济学的特征和要求，即使在沙漠里也可以办成一流经济学院，因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来聘用一流经济学家或者那些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技能的海归就行了，更不要说，它所需要的金钱要远远低于其他学科。试想：香港科技大学有什么人文社科的学术底蕴呢？但它正是通过积极吸纳那些原本出身内地而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士，并通过各项奖惩措施来激励在欧美杂志上发表文章，如今已经号称是经济学领域（包括管理学）全亚洲第一了（以色列除外）；但明眼人都应该明白，那里有什么真正人文学术吗？更不用说所谓的理论创新了。

二、此事件暴露了我国经济学人学术底蕴的肤浅性。我们知道，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积累愈益深厚的，但为什么那些海归经济学者甘心抛弃原来的学术积累而热衷于从事教育改革呢？关键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严重不足，只是遵循主流的规范而在年轻时期做一些程式文章，而并没有在知识方面有真正的认知；而且，在当前由西方人主导的学术规范下，他们也自知在学术上难有所成就，于是就借“海归博士”这一敲门砖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其实，在自然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个人的专业水平与其行政职位往往可以分得很清楚，人们可以很容易判断他的专业水平并以专业水平来衡量其价值；正因如此，如果在行政事务上耗费精力太多，反而是得不偿失的。近日在报纸上看到一段消息，濮存昕就多次向上级提出要辞掉北京人艺副院长之职，他说，“我一定要辞职，让一个演员介入管理，真的不行，这会把我毁掉。我自始自终都是演员，我自己判定自己，我那点水平，撑不起人艺的发展方向”，在此之前，北京人艺的院长之职已经空缺了长达4年；同时联想到，张铁林曾宣称无论如何也不会担任下一届暨大艺术学院院长之职，金庸也辞掉了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等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除非媒体的大肆渲染（有时往往是非常片面的），普通大众却很难判断一个学者的专业水平并以专业水平来衡量其价值，相反往往以其在新闻媒体的曝光程度来认识它，以所谓的“影响力”来评判其学术水平；正是在市场主义的支配下，造成了学术和地位的畸形结合，于是，人们往往蜕变为从其官位上来判断他的专业学术成就。因此，尽管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更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更需要将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分开，所谓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但是，这些所谓的学术“精英”却热衷于行政事务，不是时常听说，某些教授、博导甚至院士非要争个院长、副校长干干吗？

当然，教育本来也不是谁都可以搞的，从事教育的人需要非常渊博的知识素养、高度关怀的人文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显然，这个要求与一般的学术研究是不同的，如韦伯很早就指出，“大学里医学院与自然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最不适合出任校长，尽管他们具有足够的行政经验——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作已经占据了太多的时间”。但问题是，这是当前中国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行政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当官搞行政，因此，谁都想当官，谁都想掌握行政权力。而且，即使“为官”之后，他们仍然还可以是教授、还是博导、还是在不断承接各种课题，甚至带的研究生与日俱增；更甚者，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因而那些带头人们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实际上，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他们名义下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除非他们是超人，但他们果真是超人吗？可见，这些“学而优则仕、则商、则教”的“能人”往往缺乏真正的学问精神，而仅仅是把学术作为一个爬升的阶梯；否则，一个真正对学术有稍许兴趣和投入的话，根本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在行政或社会事务中的。而且，即使那些真正有学术天赋的人，在如今行政导向的体制面前，在纷纭的行政以及各种露脸的事务面前，也断然是做不了多少学问的。

三、此事件暴露了我国经济学人学术品行的偏狭性。本来在学术上无所建树而从事教育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教育需要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而除了邹恒甫敢于表露自己的不足外，其他那些“教育新进”们恰恰不具有这等操守。相反，为了维护其权威或垄断话语权，这些教育“新进”们往往像一个MBA出身的人士那样马上来个清理整顿，将“非我族类”的那些研究全部清扫出去，而只搞自己懂那么一点的或者有资源的那些狭隘领域，而美其名曰是“与国际接轨”。其实，在当前这些经济学教育改革中，除了邹恒甫等少数人士试图推行更全面的经济学“国际”接轨外（他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也对主流经济学一些极端的数理化倾向表达了质疑，并特别重视经济学向伦理学回归一些最新变化），[2]其他海归则大多极力践行“经济人”理论，简单地照搬一些对已有利的学说和制度，并把自己从事的那些片面学说吹嘘为主流；即使如此，他们也知道仅仅在这个领域，自己在学术上也是不可能有所建树的，于是就大肆鼓噪那些青年学子来“挖金”，也可以使自己成为国内该领域的“泰斗”。

而且，为了体现它们教育改革的成效，也就如就会像ZF官员一样抓政绩、搞排名，于是各种畸形奖励和严苛惩罚就应运而生了；一是将各种资源用于提高其“政绩”的那些奖励上，而其他需要长期潜心钻研的理论研究毫不关注；二是对危害本院排名的行为进行惩罚，显然，邹恒甫之被开除也正因如此。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发现邹恒甫之被开除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邹恒甫本身也从事教育事业，但他敢于表露自己的不足，而其他一些人就未必有此心胸，而邹恒甫平时又对这些教育“新进”学术水平和品行的调侃，这些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权威性”，从而总想寻找时机报复，即使那些不涉此事者也大都高高挂起，甚至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二是邹恒甫的教育不限一地，而积极四处开花以期全面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提高，但显然，这会损害某些院校的排名，更会影响到另一些“教育新进”的政绩，从而以违背院校纪律为名加以惩处，而那些相关的校职能部门人士也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邹之行为也影响了这些人的政绩。当然，邹恒甫本身所承接的课题以及发表的文章也成为这些“教育新进”乃至相关领导政绩的体现，这也是他们当初极力拉邹恒甫“入伙”的原因；但是，这里要区分一个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尽管邹恒甫以北大名义发表的文章对光华而言是绝对增量，但同时邹恒甫在其他地方办学、培训其他更多的人才以及把一些人才吸引到那些院校，使得其他院校的水平提高，这又使得北大的成果及排名相对下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9 20:55:0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