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在南方某论坛演讲，表示赞成大学提高学费，以此来补贴穷人。此话一出，与去年这位经济学家“保护富人”论一样，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譬如，茅于轼先生这次“提高学费”论，在理论层面上并非不能自圆其说。

　　茅于轼这番话的大前提，就是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合理财富的分配。”显然，提高学费在他看来是合理解决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小前提，就是他指出的，念大学的穷人只占很少部分。在这样的预设下，提高学费等于是从富人那里拿钱，再来补贴给穷学生。但是，这样“完美”的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从富人那里拿钱再补贴给穷人的过程中，势必出现很多代理人，比如学校以及政府部门。这笔钱最后能否真正落到穷人手里，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再者，“杀富接贫”也不必这么麻烦，直接在财税转移中体现更为合理。还有，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念大学的穷人只有10%~20%的数据非常可疑。从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来讲，茅于轼先生有必要先界定穷富标准，还要给出这个数据的出处。

　　明明是学费畸高(包括政府部门都不否认)，在茅于轼眼里却成了学费还要提高，这显然有违生活常识。但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体制变迁(茅于轼生于1929年)的经济学家，数年来又一直致力于“扶贫济弱”，你说他不了解现实，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况且，有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时有类似“高论”。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片面地认为一个学者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公众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国内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倡言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既迎合时代的要求又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同时也与执政思维步调一致，自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但在当下，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经济学家从其自身学术角度或个体动机出发，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由此内部自然会产生分化。原来被视作“社会良心”的学者，现在站到了富豪阶层或权贵阶层的一边，也不值得奇怪。特别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出于维护市场化的初衷，有时候顾不上穷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处于劣势的群体)的利益，更是在所难免。

　　当然，要论证上面的想法很复杂。但我可以略举一二例子。比如，茅于轼先生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这话的意思是，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历史的规律，最终也只可能是缓解而不是彻底解决。张维迎先生也提过：“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厉以宁教授还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上述言论貌似正确，毕竟我们是在走出“大锅饭”而不是回到“铁饭碗”。但是，这些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成因，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恰恰是不自由竞争的后果。试问，明明起点不公平、过程不正义、竞争不充分，你却认为产生的结果符合历史规律，这不是选择性失明又是什么？

　　此时，再去责备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学者们，恐怕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抛弃他们，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