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经济学家成为了一个诡异的存在，他们的国度被打上权威的标签，但每每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都往往引起大量的口诛笔伐。在一个网络攻占舆论高地的年代，权威言论已经可以推敲，任何身份都可能被颠覆。而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似乎已经习惯性地成了公众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靶子。肩负着经世济民重任的经济学家们何以总是出错让民众如此不忿?

　　个中原因或许可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经济学家雷语榜”中找到蛛丝马迹，尽管我们知道这些言论经过媒体渲染，有断章取义之嫌，但从公众“一面倒”的态度中仍可清晰地窥见经济学家们的“尴尬”。

　　当你单独与某个经济学家相处时，你会发现他们聪明、可爱且极富幽默感，但这个群体在实际的社会问题面前，却显得着实笨拙，甚至不如普通百姓更能透析问题背后的简单逻辑。原因何在?

首先，是经济学教条在作怪。

普遍来说，要想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经济学家，至少需要接受22年的教育——包括13年的基础教育、4年的本科教育、2年的硕士教育以及最少3年的博士教育。经过二十多年的专业训练，经济学博士们会得到什么呢?正如最近一位商学院的院长所总结的：现代经济学博士们早将自己练就成为运用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高手。而他所说的理论框架往往由三个关键元素组成，即视角、参照系、基准点、分析工具。这三个元素组成的理论框架就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牢牢地限制着经济学家的思维，一旦他们有丝毫“越轨”行为，无形的“紧箍咒”就会发力，让其乖乖就范。

　　比如，经济学家们总是喜欢借用参照系作为衡量和评估现实世界的标准，用得最为普遍的GDP便一度被经济学家们奉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正确标准”。但是GDP却无法评估诸如公共医疗水平、社会和谐、环境保护、国家安全、资源消耗、国民幸福感等这些与国家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的因素。可以想象，当一个只接受过一般教育的普通人都能够用客观且辩证的思维去解读GDP之时，部分经济学家们却仍活在对GDP“圣经”顶礼膜拜的世界里——他们的视角和创意几乎被那一套套严格的系统训练吞没得所剩无几了。

　　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就像一个“盒子”，没有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普通人可以很容易地跳出这个“盒子”，关注“盒子”外围的各种现象。而经济学家们则往往很难做到，他们被自己困在“盒子”里，不愿自救。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崇拜”。

经济学是一门文理兼备的学科，任何一个经济学学生都必须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将高度简化的数学模型引入到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分析中的确能解决不少实际问题，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学家们的“模型崇拜”——他们总是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将前辈们构建出来的高度简化的模型当作现实的真实再现，然后用这些模型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试图引导国家、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想象中的美好的“空中花园”。

然而，“空中花园”总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变幻莫测的经济问题面前，僵化的数学模型显然不会次次如他们所愿。　

第三个原因在于经济学家的通病：爱追求声望。

在经济学界，一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能否踩在那些有名望的前辈肩上，如果试图另辟蹊径，开创与前辈们不同的一套方法和理论，成功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捧场者和追随者会寥寥无几。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追求名望和地位的经济学家们往往会有极强的“自觉”，自动站队，追踪已经获得成功的前辈们的脚步，亦步亦趋，唯前辈是从。长此以往，经济学家这个精英群体已经被“机构化”了。

　　在过去，被机构化的精英们是宗教宣扬者，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人为地制造各种教规来控制新思想的诞生，而今天，经济学家则很可能成为新时期的“传教士”，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努力地巩固着那些传统经济理论——尽管某些理论和模型已然失去生命力，在解决实际问题面前早已失效。

　　经世济民，为公众服务，乃是经济学家之天然职责。而如今，饱受公众质疑和抨击的经济学家们不要忙着抱怨和发牢骚。静心下来，认真思考，摆正位置，将自己从社会地位和名望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摆脱传统教条和模型的束缚，唯有如此，思想才能专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文章源于千人智库，EWW141120ZYY  作者吴霁虹，全球战略与创新管理前沿华裔学者，专注的领域是全球化竞争与创新管理战略，“全球化竞争企业的商业DNA”创新理论的创建人;7年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哈斯商学院，曾任伯克利中美战略合作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