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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4 16:24:00
 

明年不种大豆

  采访中,李成孝接到了场长打来的电话,和他商量承包土地的事,他想再承包450亩地,建议价格在130元/亩。“场里没地了,这是从别人手里包的,不过地的质量不太好,碱性比较高”。“你说农村人,不种地干啥啊?现在啥都涨价。”李成孝的妻子在旁边搭言。

  不过,尽管2007年豆子卖到了“天价”,李成孝仍然决定,2008年不种大豆了。

  问及原因,李成孝说:“因为黄豆产量低、价格也低。2006年刚开始一斤一块二,到后来一块一都卖不上。”虽然2007年价格翻了倍,但他对2008年的价格没有信心。相比较而言,玉米的产量高,这几年价格的涨幅比较平稳,收益比大豆有保证,种着放心些。据李计算,一亩地玉米就算只打800斤,按0.55元/斤的价格,也可以收入440块钱,而2007年大豆如此“天价”,但由于减产严重,一亩地的收入也才300多块。

  “现在玉米、大豆的价格是涨上去了,但是地价、化肥、种子等也涨价了。比如我原来承包的土地是80块钱一亩,现在涨到一百四五十元,快涨一倍了,有的甚至达到180元一亩,差多少啊!种子、农药的钱加起来又要100多块钱,一亩地总成本加起来差不多需要300块钱。”

  齐齐哈尔地区克山农场农业科科长华树东作过更加详细的大豆效益分析,包括肥料、种子、农药、人工费以及土地租金等在内,他们农场2007年种植大豆的综合成本为每亩277.9元。

  由于克山农场地区2007年雨量相对较多,且有完善的灌溉设施,大豆亩产能达到270斤。这几年,克山农场全场40多万亩土地中,大豆的种植面积控制在12万亩,按照2.1元/斤的价格计算,每亩地净赚289元。和玉米、向日葵、马铃薯等比起来还是没有什么比较优势。而且人们怀疑大豆现在的高价能不能维持,“今年三四月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就收获了,到时候很可能要往下跌。”

  按照克山农场的轮作计划,粮农邢念成承包的300亩地2008年应该种大豆了,但他也不打算种油用大豆,而想种小粒黄豆(也叫芽豆,以出口到日本、韩国居多),“现在种地必须要自己仔细琢磨,因为2008年化肥、种子、机械、人工的价格肯定都要上涨,如果产量和价格降低,肯定要赔钱,所以要降低风险。”他对记者说。

  毫无疑问,如果农民对2008年的大豆市场依然缺乏信心,那么黑龙江大豆的产量仍将在低位徘徊。

  大豆,通胀的助推力

  大豆价格的上涨已经不单单拉升了大豆油的价格,还在继续向下游的其他产业传递。“以前由于豆油和豆粕受各自的供求关系影响,如果大豆的价格涨了,豆油、豆粕并不一定同时涨价,而这次大豆涨得太厉害了,所以两者完全一致。”一位饲料行业的郑先生介绍说。

  饲料价格的上涨会使得养殖业的成本上升,而其生产的肉、蛋、奶等食品的价格同样会选择上涨。由于养殖业较长的生产周期,成本上升的压力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逐步释放。按照郑先生的观点,如果说前一段时间猪肉的价格上涨是由于肉价过低、禽流感、蓝耳病等引起的生猪存栏量大幅减少的话,那么现在猪肉的上涨则有了一个更为强劲的推动力,那就是饲料价格的上涨。而随着通货膨胀的蔓延,以后的猪肉价格恐怕很难再回到去年的水平。

  虽然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中有大豆的魅影,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指出,“大豆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所有的运输成本、动力成本增加,而它们往往占到了总成本上升的30%~40%;另外,水价、地价、化肥、人工成本的上升都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所以农产品的价格应该还会上涨。”

  九三粮油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这样提醒说,大豆的此一轮飞涨可能只是从“结构性通胀”到“全面通胀”过程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传递环节,它一头连起价格不断飙升并日益稀缺的石油资源,一头伸向人们的菜篮子,完成了自己的价格传导使命。

  新闻视界

  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


  中国大豆对外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大豆被进口大豆打败、定价权旁落的历史。

  一般认为,1996年是中国大豆市场的转折之年,之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这一年,国家为了弥补国产大豆的不足,调整了大豆贸易政策。调整后的政策规定,我国对大豆进口实行配额管理。普通关税税率为180%,优惠税率为40%,配额内税率是3%。

  但是,由于国内一些合资企业拥有独立进出口专营权,以至于一直执行的是3%的税率。这被认为是中国大豆放开的开始,中国大豆从而成为最早和世界联通的农产品。

  因为配额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1997年中国进口大豆数量达到279万吨,而豆粕的进口数量更是增加到347万吨。

  之后,这个数据一直呈飞速增长局面——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2001年6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次年又颁布了3个配套办法,曾使得第二年的进口大豆数量减少。

  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当时的承诺,中国将取消对大麦、大豆、油菜籽、花生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和棉花籽油的进口关税配额体制,大豆的进口更加水涨船高;2005年进口达2659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约占全球贸易量的1/3。

  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预测,2007~2008年度的进口量将从2006~2007年度的3000万吨增加到3400万吨。

  进口大豆的优势

  进口大豆之所以能在当初获得优势,在于其低廉的价格,以广东口岸的大豆进口价为例, 7月份每吨大豆价格为248美元,按照1:8的汇率粗略计算,每斤价格仅为0.992元。而中国大豆每斤的成本约为1.15元,根本无法和其进行竞争。

  进口大豆之所以价格低廉,和美国政府的高额补贴是分不开的。据了解,仅2001年,美国对大豆的补贴就达190亿美元。而我国直到近年才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但针对大豆的补贴仍显不足。

  价格之外是品质的差别。一般认为国产大豆具有高蛋白和非转基因两大优势,劣势则在于出油率不高和品质不均;进口大豆虽出油率较高和品质均匀,但存在多为转基因产品、检疫不合格批次多等问题。

  黑龙江九三油脂集团也在大连、天津等地建立分厂,现在有1/3的豆油是以进口大豆为原料压榨的。“中国的市场需求增长的很快,国产的大豆确实满足不了需要。”九三油脂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说。

  不过田强调,进口应该适度,应该和国内的生产增长相平衡。“结果却出现种植面积减小、价格降低的现象,把市场都让给了外国。作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衰败下去了。”

  跨国粮商的“蚕食”

  成本的优势之外,近年来跨国粮商通过收购、控股等手段完成了对国内油脂加工企业的蚕食。

  业内人士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食用油需求的迅速增长,大豆进口量不断加大,在沿海地区兴起了一批大豆加工企业,有外资参与的合资加工企业也开始出现。

  而从2002年开始,由于北半球减产,大豆价格不断上涨,进口大豆到港就升值。每吨的利润高达四五百元,一个日加工能力为1000吨的企业,每年的利润就能达到1.5亿元。引得很多企业开始大肆扩张,在山东、江苏、广东等地遍地开花。

  比如大连华农的分厂遍及大连、东莞、湛江、南京、霸州,而南通一家叫做宝港油脂的企业迅速崛起为全国第三大油脂企业,仅次于中粮集团旗下的东海油脂。

  大豆贸易商也被带动起来,“整个产业很红火。”

  殊不知,危险却已经悄悄临近。当时,由于盲目扩张,使得全国的压榨能力达到6000多万吨,而国内的总需求是3000多万吨,国内企业对加工能力过剩没有清醒的认识,导致进口严重超量,造成大豆和豆油积压,很多企业不得不停产。

  另外,据中期期货高级研究员时延介绍,2004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期货市场非常狂热,当时价格达到4100元/吨,很多人认为还会走高,中国的油厂就从美国定购了大量的大豆,但这些大豆飘在太平洋上一个半月期间,市场发生逆转,价格大跌,到港之后发现,国内的大豆价格才3600元/吨左右,损失惨重。

  很多国内油厂由此变得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这个时候,很多跨国公司就来收购了。比如大连的华农、湛江的华农、南京的华农、河北霸州的华农都是在这期间被ADM、邦吉、嘉吉等外资粮商收购的。邦吉还收购了山东日照油脂厂、菏泽油脂厂等企业;嘉吉还收购了广东阳江丰缘集团等企业,还在南通新建了年处理300万吨大豆的油脂厂;来宝收购了广西钦州大洋油脂厂;新加坡丰益集团分别在山海关和青岛新建了年加工150万吨和120万吨大豆的油脂厂。

  “这些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很长,在美国或南美拥有自己的仓库、贸易公司、甚至自己的船队、港口、期货公司,而且有很多年的经验,如果在现货市场进行交易肯定会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操作。而当时国内的企业还没有这个概念。”时延说。

  跨国粮商的“阳谋”

  据悉,目前,ADM、嘉吉、邦基、路易达孚等跨国公司占有了中国进口大豆量的80%。而全国仍在开工的97家成规模的大豆加工企业中,这些外商独资或参股的企业年加工能力已占全国大豆总压榨能力一半以上。跨国粮商也都曾和国内硕果仅存的九三油脂集团接触过,但因九三油脂集团坚持控股地位,并要求外方不得附加使用进口大豆等条件而始终无法谈拢。

  田仁礼认为,现在我国大豆产业的外来投资者大都是跨国粮商,他们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洋大豆”为前提的。“如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就这样,进口大豆取得了中国大豆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国产大豆只能根据进口大豆的价格进行定价,据黑龙江粮食市场信息中心多年的观察,国产大豆一般在进口大豆的港口价的基础上降低250元左右定价。

  期货市场更为明显,天琪期货总经理韩正辉说:“现在国内大豆期货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关联系数可以说在95%以上,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美国是最大的大豆出口国,所以美国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本身就具有世界性的表现。作为一个产地价格的代表,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中国的大豆市场。尽管‘黄大豆1号’和约针对的是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但是因为两种大豆最主要的产品都是豆油和豆粕,而这两种产品的最终价格不可能差距太大,所以大豆原料的价格也就不会差距太大。”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靠着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限制,国产大豆还拥有国内豆制品加工行业,而在大豆油加工领域,已经将80%的市场份额让位于进口大豆。

  “黑龙江的大豆虽然对中国大豆市场的价格没有决定性,但是却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田仁礼刚刚读了《货币战争》,他提醒说:“一旦黑龙江大豆严重减少,美国那边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引起中国恐慌。”

  专家在线

  要素价格重估:温和而持续的通货膨胀

  访中信证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诸建芳

  《中国经营报》:中国目前是否已经进入到全面通胀的阶段?判别的标志是什么?

  诸建芳: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通胀的阶段,但这不是一种恶性的通货膨胀,而是一种温和而持续的通货膨胀。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不仅仅是食品的价格在上涨,非食品类的价格也呈现出上涨走势。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趋势来看,去年7~11月分别为5.6%、6.5%、6.2%、6.2%、6.9%,其中11月份创下了11年来的历史最高。虽然目前CPI主要是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快速增长,但非食品类的核心CPI更值得关注。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引发全面通胀的原因是什么?

  诸建芳: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总需求增长的速度过快;二是我们认为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构性要素价格重估的阶段,这也是判断全面通胀最重要的方面。

  长期以来,劳动力成本、水电气油等,包括环境等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扭曲,现在已经到来全面重估的阶段,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国经营报》:在很多人看来,今年通货膨胀的起因是猪肉价格上涨。你怎么看?

  诸建芳:肉价上涨是此轮通胀最明显的,但并非是根本性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此轮物价上涨的机理。2004年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这驱使全球发展燃料乙醇项目,以替代石油。燃料乙醇产能的大量上马拉动了对玉米的需求,从而推高了国际玉米价格。国际玉米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使得饲料价格上涨,农民养猪基本处于亏损状态,养猪积极性受挫。因此,猪肉供给减少,这一效应促使肉价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上涨。但是,农民并没有积极补栏,于是供给减少的趋势得以维持,所以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掀起新一轮的上涨。

  《中国经营报》:农民为什么不愿积极补栏生猪?

  诸建芳:我认为,农民养猪的机会成本上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时代行将结束,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农民打工的收入增加很快,降低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劳动力供求的转折点可能在2009年出现。我们认为,当前劳动力供求偏紧有两个原因。

  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农民将要求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来补偿失去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最初,由于农业人口过多,农民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所以被称为“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时至今日,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空心村”、“留守村”,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到城里或外地打工,这对农业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逐渐凸现出来。

  其次,中西部发展加快将与东部地区争夺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趋势表现为近两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沿海与内地的制造业工资差距正在缩小。2001年之后,江西和广东制造业工人的年收入的绝对差距逐年缩小,相对差距也从2001年的94%(广东高出江西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51%。

  这一趋势将保持下去,如果相对差距继续缩小,比如降到30%~40%,那么考虑到农民到沿海打工的心理成本和找工作的概率,农民很可能就地进工厂。届时,内地与沿海就会发生争夺劳动力的现象,其结果就是工资的上升。在这样的压力下,企业不得不面临提高产品售价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资源要素价格为什么要重估?带来的通胀为什么是温和而持续的?

  诸建芳: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多种资源要素都存在价格低估的现象。比如,水、电、煤、气、资金、劳动力等等。要素价格的低估一方面刺激了过度投资,使经济濒临“高烧高热”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要素价格重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科学发展观将推动这一过程。

  在短期内,中国通过财政政策等措施在控制资源品价格改革的进度,以防止通胀压力的集中释放。比如炼油补贴、公交补贴等。

  但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必然会在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和被动刺激通胀之间选择前者。要素价格重估会导致“温和而持续的”通胀。测度资源价格调整幅度以及该调整对CPI具体的影响程度可能并不现实,然而有两点则是非常明确的。首先,中国当前的高增长将告别以前的低资源价格时代,而要为资源使用付出更为合理的代价。其次,国家会严格控制涨价的进度,从而不会让通胀突然加速,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国家已经陆续在调整相关资源的价格。据我们估计,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水和煤的价格都有可能翻倍,电价将随煤炭涨价而涨价,而油气价格也都有相当的涨价空间。随着下游行业的成本转嫁能力增强,要素价格重估的效应会逐渐体现出来,而不会重演2005年~2006年下游行业受挤压的情景。

  曙光闲话

  开栏小语:

  “特别报道”版组自开设以来,蒙各界读者厚爱得以坚持到今天。为丰富版面内容,使“特别报道”能有更多的视觉角度为读者所选择,从本期开始,由本报首席评论员兼副总编辑张曙光开辟“曙光闲话”栏目,点评新闻,谈事说理,多维思考,以餐读者。望读者不吝赐教,对本版面关爱如初。

  对待“通胀” 政府要撑起保障的大伞

  除了火热的股市、房市,CPI指数又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毫无疑问,抑制通货膨胀将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货膨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感受到明显的通货膨胀至少已有两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而从去年开始的以猪肉、粮、油价格上涨为代表的CPI走高如果算的话,则是第三次。

  其实中国建国以来的通货膨胀并非只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货膨胀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显性的通货膨胀就是明显的物价上涨,而隐性的通货膨胀则是有价无市,看起来物价没有什么上涨,但是消费者拿钱也买不到东西,这在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如此。而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通货紧缩”,中国自上个世纪末至2003年以前一直在与通货紧缩的阴影做斗争。

  一般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通货膨胀被称为“爬行的通货膨胀”,常常被认为是无害的,甚至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百分之六七的通货膨胀则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超过百分之十几的通货膨胀则是危险的通货膨胀,将危及社会的稳定。自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市场经济以来,通货膨胀就如影随形伴随着人们。严重的通货膨胀通常被认为是一场重新瓜分社会财富的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是普通劳动者。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发生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广大劳动者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大多数人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诸国、拉美国家等也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遭遇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严重通货膨胀,当时人们纷纷抢购商店里能买到的一切商品,从粮食、布匹到没有什么用的破家电。可以看出,当真正严重的通货膨胀来临时,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抵御的。所以,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政府无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对政府来说当然是上上策。但以目前情况看,货币资产流动性泛滥呈全球化趋势,通货膨胀已非一个国家的能力所能制止,在中国,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如果一旦情况有变,政府当毫不犹豫地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制止严重后果的发生。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对应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推出了保值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减轻了严重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可如果认为现在采用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时,那采用财政政策对应通货膨胀应该是首选。

  尽管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创造出很多社会财富,但从整体上说,普通民众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还是非常弱小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年两极分化,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保障水平还很低。一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多民众就可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所以,在现在中央财政连年增收的形势下,加大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尽快建立起各项社会保障体系,是最有效的抵御通货膨胀办法。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曾说:“干革命吗,以饿不死人为标准”。这也算一种保障标准(尽管很低)。那我们现在的保障标准应该是什么呢?在市场经济波动风险中,只有政府能撑起这顶保障的大伞,指望普通民众以个人能力对付通货膨胀实在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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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14
当人们还在为2007年猪肉价格不断走高惊讶时,食用油又成为物价飙升的又一个领涨者。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11月份的数据里,油脂价格同比上涨35%。

  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是中国人食用油的三大品种,而大豆油更是占到消费总量的60%,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其价格高涨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大豆价格又是如何助推通货膨胀的?

  本报记者经过探访中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大豆种植、收购、加工产业链以及与豆价涨跌息息相关的期货机构,试图在“涨声一片”的全球大豆市场中揭开中国大豆价格波动的面纱。

  同以往涨价不同的是,这一次大豆涨价越来越多的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联系起来了。

  一线调查

  大豆价格飙升背后:囤积与惜售唱“主角”

  “买这种油吧,过几天又要调价了。”

  2007年12月28日,北京市和平里地区美廉美超市,一位工作人员向前来买食用油的顾客推荐道。

  超市里的食用油价格正在频频上调。从大豆油、花生油到棕榈油以及各种调和油;从金龙鱼、福临门到鲁花、胡姬花无一例外。货架上方悬挂着用大红字书写的崭新价格。其中,5升装的金龙鱼大豆油为60元/桶,前两天是56.8元/桶,而2007年12月初的价格是49元/桶。 “真要命!”一位老太太抱怨道。

  大豆飙价

  “国产大豆的价格涨了一倍,进口大豆涨了70%,原料价格猛涨,豆油的价格能不涨吗?”九三粮油集团总经理田仁礼说,“现在的油价只涨了49%,我们在豆油上其实是赔钱的。”

  更严峻的是,田即将面临无豆可榨的局面。

  九三粮油集团是黑龙江最大的大豆加工企业,主要以本地产大豆为原料加工大豆油,其往年一般能收购200多万吨本地大豆,而今年却只收上来30多万吨。

  “2007年大豆减产严重,农民出售大豆的价格越涨越高。”对于收购中的难度,田仁礼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的农民拿着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9点钟大连期货市场开盘了,他会跟你讲价格。有时候我们都把大豆装上车了,他打开笔记本一看,发现涨了,就要求我们涨钱,否则就卸货。”

  “我们现在的库存只够生产到2008年1月份,到时如果再没有原料,我的8个分厂可能就将面临停产。”田仁礼说。据了解,黑龙江地区的油脂厂,大部分都面临原料不足的状况,有的甚至已经停产。

  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的九州农副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在2007年才收了1万吨大豆,而2006年的收购量是5万多吨。

  “每天只能收上来三四十吨,农民的惜售心理很重。”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李治洲说,30个收购员每天在黑龙江各地的村镇、农场进行游说,但很多农民对公司提出的2.16元/斤的最高价并不满意。

  “他们认为自己的种地成本上升了,产量又低,这个价格不合适,”但不知道市场将如何走向,李治洲也不敢提高收购价格。

  和收购市场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7年最后的几个月,黑龙江大豆的价格已经飙升到空前的高位,各地的报价均在2元/斤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3元/斤。和2006年同期不到1.1元/斤的价格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涨幅之大,以至于媒体终于很少使用“豆贱伤农”这个往年常见的词汇了。

  豆农惜售

  推开李成孝的家门时,这位黑龙江肇东市四方山马场的农民正在睡觉。

  李成孝在2007年共收获了2万多斤大豆。他卖了其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剩下的1万多斤迟迟不肯出手,他现在的心情不错。

  “有人说大豆价格能达到2块5,甚至说能达到2块7、8,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真要那样的话可就好了。” 李成孝笑着说,对于这破天荒似的好行情,他希望能够卖得高些、再高些。

  “农民越贵越不卖,”齐齐哈尔市克东县豆农李树财这样总结现在的惜售情况。李树财是农民中的“消息灵通人士”,他的手机每天都在交流着来自大连商品交易所、大通期货公司发来的现货、期货的价格信息。“大豆现货价:哈尔滨4400(元/吨),牡丹江4320,佳木斯4260,海伦4360,期货809收盘4458涨15……”12月20日,李树财将收到信息展示给记者看。这是李曾经参加的一项名为“千村万户服务工程”的培训结果。

  200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通过在大连集中培训和地方分散培训的方式,免费培训了东北地区的种粮大户、农村基层干部和相关企业及中介机构负责人等3.8万多人次,此后,期货公司一直通过手机短信为学员提供及时的现货、期货价格信息。

  在李树财所在的克东县,能接收到信息的有近200人。即使是参加了培训,很多农民还是弄不懂期货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农民们开始明白,自己手中的豆子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另外一帮人决定的”。

  “他们甚至已经在关心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减没减产。”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分析师刘日说。

  据了解,这两年,黑龙江省的大豆协会组织发展也很迅猛,几乎每个县都有。协会利用网站、电话、手机短信等途径向农民、会员传递市场行情和价格信息。加上网络的普及,农民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大大增强。

  “现在不少农民家里有电脑,会上网,打个大豆一搜索就都出来了。” 李树财说。

  “世界是平的,”弗里德曼这句脍炙人口的话用在大豆价格信息上越来越贴切。“今儿豆子啥价啊?”现在人们见面一般这么和李树财打招呼。他每天能接到十几个农民打听价格的电话,而他一般这么给他们支招:如果急着还贷款,可以卖;如果不着急用钱的话,可以把质量次、水分高的豆子卖出去;其他的情况就再等一等,等涨得再高点,多卖点钱。

  对田仁礼来说,他的尴尬在于,“一方面农民不愿意卖,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囤积,国家一直称会有政策出台,一旦哪天出台一个特殊政策,价格一下子降下来,损失将非常惨重。厂家的这种谨慎心态造成了市场心态的紧张。”

  另外一个黑龙江大豆的收购大户——新加坡益海集团,目前也只收购了10多万吨,而往年能达到100多万吨。

  行内人士透露,往年,九三粮油加上益海集团的收购量能收购黑龙江大豆总产量的2/3,2007年两家都没“吃饱”。

  产量锐减

  “防不胜防”。

  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市的粮食经纪人孙洪亮这样总结2007年大豆价格的走势。

  “根本想象不到涨势能这么大,刚开始的预测也就每斤一元六七角。”除了自己种的2000亩地之外,孙洪亮前段时间一共收购了2000多吨大豆,大部分在1.92元/斤的时候卖给了新加坡益海粮油集团,看着仍在走高的豆价,孙多少有些遗憾。

  近期孙正在虎林市看地,准备找找关系,承包些草原开垦。粮食价格的上涨,直接刺激了他的种植热情。

  据业界人士介绍,中国的大豆需求已经上涨到近4000万吨/年,而国产大豆近年来却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总产量已不足1700万吨/年。数据显示,2006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5905.4万亩,比2005年减少417万亩,减少了7%;2007年再度减少680万亩,只有4708.4万亩,比2005年减少12%。

  孙洪亮所在的黑龙江省富锦市地区以前只有大豆,“现在不少人开始改种玉米了。”

  而且偏偏天公不做美,2007年黑龙江地区遭受了罕见的干旱和自然灾害天气, 七八月间,很多地区滴雨未下,据说这是五六十年来未见的旱情。由于缺少水分,大豆的豆秧不结荚,豆花边开边谢。

  作为我国的大豆主产区,黑龙江省的大豆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往年产量一般在700多万吨,而2007年只有400多万吨。

  在黑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地区,2007年3月份竟然出现了霜冻,导致不少地方绝收。整个黑龙江,只有雨水充沛的齐齐哈尔东部、佳木斯建三江地区,还有一些灌溉设施齐备的农场才能维持高产量。

  蝴蝶效应

  按照往年的经验,我国产量的不足部分可以依靠大量的进口来解决,但不巧的是屋漏赶上连阴雨,2007年国际大豆产量同样锐减,导致全球性价格暴涨。

  据辽宁中期期货分析部经理时延介绍,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进口国,美国的大豆减产了20%。供应量不足对应的是全球需求依然呈现刚性增长,供不应求的结果推动价格上扬。

  据了解,美国大豆之所以减产,和美国的能源政策紧密相关。2005年8月8日,美国《新能源法案》正式生效,大力提倡发展生物质能源,并开始大规模补贴玉米乙醇的提炼。大规模的补贴和价格上涨使得美国农民越来越倾向于种植玉米。玉米的“走红”却使得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大大减少,2007年6月底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为6408万英亩,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生物质能源的一种,大豆下游产品豆油的生物柴油概念也被大肆炒作,对大豆价格起到了推动作用。国际海运费在2007年也出现了大涨行情,美国至中国的粮食海运费从2007年初的50美元/吨左右上涨到最高的125美元,这使得主要依赖进口的中国市场大豆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进口价持续上扬。” 时延说,“对于2/3的大豆需要靠进口来解决的中国市场来说,早已经丧失了对大豆的定价权。”

  据时延介绍,世界大豆的价格是由芝加哥CBOT交易所决定的,“那里历史悠久,影响力大,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以及每天的商品信息决定一蒲式耳多少美分后,中国的期货交易所再根据本国的情况换算过来决定我们的价格。”

  对此,田仁礼显得很无奈,“大连期货交易所是看芝加哥期货市场的脸色,所以美国人只要控制了芝加哥市场,就有了指导权。”

  正是这样近乎单向的价格传导,让往年备受“欺凌”的黑龙江豆农们却在今年感受到了大豆价格带来的惊喜,惜售变得自然而然。

  田仁礼的判断是:“全球食用油价格可能要长期在高位运行。随着石油的枯竭,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可能越来越快,人和机器、汽车争食的结果讲使得食用油越来越短缺。所以当前食用油的涨价,除了一些炒作性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能源市场出现了结构性调整,需要重新定价,和以前相比其价格地位提高了。”

  不过,现在面对进口大豆高达4800元/吨的行情,田仁礼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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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豆农为什么“弃豆”而去?

  黑龙江省肇东市离哈尔滨有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再从肇东市转乘中巴车,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就到了一个叫做四方山马场的地方。据当地人介绍,这里曾经是四方山军马场,军队撤走之后,2000年改成了农场,并入黑龙江农垦集团。农民们以种植玉米、大豆或者养殖牲畜过活。

  除了场部是一栋比较新的楼房之外,这里农民的房子一般很简单,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李成孝家就在场部边上,院子外面堆放着一大片等待脱粒的玉米,房子格局参差不齐,家里的陈设简单而陈旧。年迈的老母亲倚靠在大炕上,里面还有一个孩子在熟睡。

  看得出来,李成孝并不富裕,但他说这比他以前住的村子好多了。两年前,他把以前村里的地卖了,带着全家来到四方山马场,承包了450亩地。

  2007年,虽然种大豆让李尝到不少甜头,但他却决定,2008年不再种大豆了。

  让人困惑的豆价

  2007年,李成孝种了140亩大豆,收获了2万多斤。

  “刚开始有给1.82元/斤的,有人卖了,我没卖,主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由于今年干旱,亩产才不过160来斤,“往年要是风调雨顺的话,亩产可以达到300多斤。”

  随着大豆价格几个月来的不断攀升,李成孝也暗暗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越发地不肯出手,“前些日子有人来收,出价2块3毛5,还是没卖,不过这两天好像又降了点。”

  这几年,飘忽不定的价格总让黑龙江的豆农们头疼,丰收的时候,豆子便宜,减产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而像2007年这样的行情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据很多农民回忆,这些年只有2003年的价格曾经达到过1.8元/斤,那是仅有的一次。

  “2007年一开秤就是一块八,然后就直线往上涨。”豆农黄云鹏在当地经营着一个油磨坊,“我榨了20来年油,从来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价。一般都在一块四左右徘徊。”

  黄云鹏以前一年要买二三十万斤豆子,四方山这一带的农民基本都吃他榨的油。

  “大家喜欢吃这种自己生产的油,质量好一些。”但2007年,由于豆子的价格涨得太高,而相比之下,豆油和豆粕的价格涨得不够高,所以黄云鹏不敢收购豆子了,偌大的场院里现在空空如也。

  让黄云鹏感到困惑的是,2007年所有的东西都涨价,刚开始是猪肉,然后是鸡肉和青菜,“这都是历年来罕见的。农民们也是看到这里面的趋势了,所以也涨价。”

  黄云鹏知道中国现在每年大量进口大豆,甚至还曾直接感受到了它们的威力,“我有一年在1.3元/斤时买的豆子,感觉还挺好,结果进口的豆子不但价格更低,而且出油率还特高,豆子的价格一下子跌到八九毛钱,豆粕的价格降到六七毛钱,那年就亏了不少。”他感叹,“进口豆子把中国农民给冲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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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4 16:25:00
“这是一次最揪心的涨价”

  一年来,居住在北京东四环边上的吴开风和陈达松夫妇每天都有一门例修的“功课”,去社区周边的几个超市搜集促销信息,然后跟邻居们进行信息交流。遇上比平时价格便宜的猪肉、大豆油等商品,两夫妇就采购一些囤积在家里。

  这让他们每天的生活平添了许多忙碌,甚至是局促。打开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塞满了各种肉类,虽然这些够家里吃上一阵子了,可他们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吴开风心里不踏实的原因,就是2007年以来,大豆油和猪肉的价格已翻了一番还多,而且几乎超市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不同程度地攀升。

  吴开风对记者说:“改革开放以来,几次粮油价格上涨很少有落回去的,这是我们经历的最揪心的一次涨价。”吴开风和老伴非常渴望能看到通胀尽快消退。

  吴开风将记者带到位于北京市朝阳路上易初莲花超市的一家分店门前,这里常常会发给附近社区居民一些促销广告,上面标明了猪肉、大豆油等一些商品促销信息。三天前的一次猪肉促销中,每斤五花肉的标注价格为7.9元,这比菜市场上的价格一斤要便宜3元以上。

  而每逢促销当天的清晨,吴开风就和附近的居民们开始聚集在超市门口,往往二三百的人群中就有八九成是退休老人,而他们要在寒风中等上一个多小时后超市才开门。

  当超市的卷帘门缓缓升起的时候,人们便蜂拥一般从铁门下面钻过去,跑上一条长约80米的扶梯,上到第二层,然后狂奔到生猪肉柜台前领取买肉的号牌。

  夫妇俩的腿脚很利索,每次都能拿到两个号,一次便能买上几斤便宜的、成色也不赖的猪肉。要是腿脚慢一点,往往都抢不到号牌,结果只能失望而归。

  夫妇俩告诉记者,上半年,这里曾经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因为推桑被挤倒在铁门前,很多人顾不上去搀扶,甚至很多人从那位老人头顶上跨过去,险些酿成人命案。老人或许还不知道,就在前几天,重庆的一家家乐福超市分店因为抢购发生了踩踏事件,结果导致3死31名伤者住院的惨剧。

  除了去超市抢购促销产品以外,夫妇俩已经降低了消费标准。夫妇俩半年前就停止喝鲜牛奶了,肉和油的食用较以前减少了一半。

  当然,全家人还不至于挨饿。但是,夫妇俩对当前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夫妇俩所领到的退休金虽然在这几年有所增加,可是增加的幅度远远赶不上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涨价速度。

  其实,在这一轮粮油价格上涨的时候,令夫妇俩曾经想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几次物价上涨。在夫妇俩的记忆中,1982年的物价上涨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通货膨胀的力量。

  由于在政府的指导下调价,1982年的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大。老人还记得当年供应还未完全取消,市场已经出现了议价大米,但是大米价格已经由供应的每100斤12.7元上涨到了议价的40元。老人吃不完的供应粮还返销给了市场,一次就返销了多年积攒的1000多斤大米。

  “我当时的月薪为41.5元,住房也不需要花钱,所以1982年的物价上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吴开风说。

  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高涨阶段,伴随而来的物价水平也开始大幅攀升。1985年是价格全面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放开猪价、调整农村粮价等。生猪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议价,扩大市场调节,放开了农副食品销售价格,同时将价格补贴从暗补改为明补。

  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此时,中央政府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大步进行价格改革一度引发了争购商品的热潮。1988年的价格上涨是吴开风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

  当时做商店售货员的吴开风,从盐业局和商业局往店里一车一车拉盐、火柴和煤油,往往一个小时内就能抢够完。

  吴开风还感慨,当时身边一些有积蓄的人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几台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备用。没那么有钱的人则是囤积柴米油盐,甚至每包10盒的火柴也销售一空。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1989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物价工作围绕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和调整产业结构而展开,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改革方式,使物价涨幅有了明显回落。

  从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一阶段继续以控制通货膨胀及物价总水平为首要任务,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适时推出重大价格调整措施。

  当时普遍的情形是,许多企业效益不好,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经济的价格就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价格。到1991年底,中国80%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

  到了1992年,全国又出现了抢购潮。不过,此时普通人只是在通胀中考虑如何让手中不多的资产做到不贬值。许多人选择了抢购耐用品和诸如黄金奢侈品以求保值。在农村,农民大量收集暖水瓶、金属制品等“耐用”的日用品,以求让不多的现金保值。

  这一时期,由于全国货币发行过量,基建规模过大,市场需求过热,国家和地方为理顺价格体系,价格结构性调整项目出台较多,国家统一提高营业税率,汇率变动过快等因素,物价平均每年涨幅达14.4个百分点。1994年底,中共中央作出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定。

  吴开风还向记者展示了当年所购买的金币,她回忆说,当年所买的暖水瓶用了十几年。

  不过,夫妇俩也注意到,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在强调要宏观调控目前的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上涨,保障农产品的供应。经历过几次通胀的夫妇俩,每次在看完这类新闻时总是说:“会好起来的”。不知是感叹还是自我安慰。

  反馈

  王勇:“龚家龙的性格缺陷导致了失败”


  《中国经营报》:天发经济案已经宣告侦结,龚家龙涉嫌伪造金融票证、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多个方面的罪名。你认为,天发集团是如何走向倾覆的?

  王勇:应该说,天发集团是龚家龙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域,做出的一个特殊的历史产物。企业小的时候,龚家龙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的把企业做大。企业做大了以后,就想办法把企业做成自己的。做不成自己的就把企业做乱,搅浑水,乱到自己心里清楚企业的状况,而让其他人无法接手。

  归根结蒂,龚家龙和天发集团的败因在于,贪大不愿把企业做强,对企业没有责任感,龚家龙是一个抓机遇的能手,但是企业经营管理没有章法,控制企业靠的是人盯人的战术。

  《中国经营报》:天发集团旗下有数十家企业,经营范围十分庞杂,请你评价一下天发的发展思路。

  王勇:天发集团旗下确有不少项目具有不错的前景。其中天发石油拥有128座加油站,还有油库和长江邮轮,还有经营石油的批发、零售和进口三个牌照。但是企业缺乏管理,加油站在最好的年份,人家都挣钱,天发却是亏损。

  有一次,中石油给了80万吨的原油进口,但是龚家龙没有资金,只好给退回去了。天发石油每年都有40万吨的原油进口指标,但龚家龙都把指标给卖了。还有就是天颐科技,它是一个全国菜籽油加工的龙头企业,天颐科技本身也是处在全国最好的菜籽生产基地。但是天颐科技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收购原材料。

  《中国经营报》:天发集团为何会形成如此庞大规模的银行欠款?

  王勇:龚家龙在早期借三峡配套的油气项目发家之后,才开始着手建立天发石油的经营项目。以后,当地政府也需要龚家龙为当地的国有企业改制承担一些责任,龚家龙也希望借此机会要求政府提供贷款。

  龚家龙做乱企业的手段,是不断的上项目,不断的卷钱。在前期,主要是跟地方政府合作,龚家龙为政府减轻包袱,条件是政府必须给龚家龙贷款。而项目的贷款往往都是用于填补整个集团的大窟窿。

  如果形象的看待这个现象,就是龚家龙拥有盛水的十个缸子,却只有一个盖子,而缸子越来越大,最后大到连盖子都盖不住了,所以龚家龙和企业都出了问题。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龚家龙的经营管理?

  王勇:天发集团的情况是一个人拉车,一万个人坐车。29亿元的银行欠款,一年一个多亿的财务费用,集团不挣钱,都是银行来掏腰包。

  首先,龚家龙是用人疑人,每年都有不少好的技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从天发集团流失。其次,就是弄虚作假。领导和银行来检查的时候就生产,其他时候就停产。做了各种各样的账本,以应对不同检查团的检查。第三,企业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龚家龙在做企业决策的时候,往往都是以最后一刻最后那个人的提议为准。

  同时,企业还缺乏管理章法。举两个例子:天颐科技在瓶贴的时候,当时企业负责人已经跟合作方谈好了每份0.34元的价格,然而事后龚家龙是按照0.76元单价去打款的,50万张的总量,多支出的账款是用来给企业员工买了保险,但是保险是其他人经手的,而龚家龙并没有得到买保险的佣金。

  天发集团最多的时候,曾经养了100多人的小车司机队,这些人都是曾经帮助过龚的人,最后企业亏损的时候又不得不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下岗。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龚家龙?

  王勇:龚家龙压根从未想过,也不会把企业做强。龚家龙做了石油商会的会长以后,让企业的人都叫他会长,放弃了对天发集团的经营管理,整天忙于接受媒体的采访。

  这么多的怪病陋习能集中在一个企业,也是一种奇观。天发集团的失败,客观上来说也是龚家龙的性格缺陷导致的。本报记者 程涛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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