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尽管女权运动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妇女解放在中国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社会各界对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普遍存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女性和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对女性“能做什么” 或“适合做什么”问题的女性判断以及男性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上述“自然说”成立,那么女性就会有意识地规避理论研究工作而选择应用性的工作。女性“自发地”选择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对女性“不适合做经济学家”的经验性判断,提高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不信任的程度。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减少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的需求。而没有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社会激励,女性就会出现加盟经济学界的动力真空,结果必然使能够成为经济学家的女性更少。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学理论当中著名的标签理论效应:一旦给女性贴上“你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标签,绝大多数女性最终都不会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一旦有了这种心理暗示,多数女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移个人从业志趣,最终也就离经济学家的轨道越来越远。 “人力资本说”
从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规范的前期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攻读下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攻读阶段,一般学生的年龄都在23~29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恋爱、结婚和生育孩子的黄金时间,拖延这三步曲中的任何一步都会为女性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攻读学位与婚恋三步曲同步进行,又非一般女性力所能及,因为已有研究证明, 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中,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也比其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更多。社会分工或社会责任限制了女性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 “女性职责”约束是遵守社会规范的女性在同男性进行事业竞争时所面临的先天不足。这种约束不为经济学界所独有,在学术界和决策界等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次这种约束都存在。正是这种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同男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