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先生于一月四日《中国金融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股市发展中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不同程度地触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当前股市制度环境下，投资者收益在本质上是否是增值性收益？这的确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因为“股市和股票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
   文章说，“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
   由此，作者得出了国内“股市和股票具备内在增值功能”的结论，并以此论证股市不是赌场，是和平发展的主战场。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 股民的增值性收益有两个来源：一是上市公司分红派现，一是股票价差。正常的股票价差是“分红派现利好”引发竞买而产生的，因而也是股民享受分红派现后的衍生性收益。作为正当收益，两者一正一副，具有因果关系。正是因为“分红派现”对于衡量上市公司业绩、保证投资者增值性收益的重大意义，才使其成为一项国际惯例，成为一个健康股市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对此，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曾做过分析：在国际股市，包括我国香港股市，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分配模式是根据业绩的一定比例“按季分红”，而且一般都是以现金形式“四季等分”。这样，就在上市公司业绩与分红派现，分红派现与票面价格、交易价格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为股民取得增值性收益奠定了基础。刘先生既然看到“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为何认为“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是对国内的"监管"、“审核”制度推崇使然？还是认为上市公司有与生俱来的回报股民的善良本性？----以帐面价格代替票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对于论证“股市和股票的内在增值功能”和“国内股市是和平发展的主战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必须明确，账面价格能否忠实地反映上市公司业绩，股民能否取得增值性收益尚取决于一系列市场化、规范化的监管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市公司的分红派现制度。遗憾的是，与规范的国际惯例相比，国内股市恰恰存在这一根本上的制度缺陷：分红派现还停留在可怜的可有可无状态，能按利润比例、经常性现金分红者几可谓零！与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得要领的“游戏规则”或制度环境，使得“上市公司除了你把钱送给它外，不会真正给投资人任何有利的回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正是这种不得要领的“游戏规则”或制度环境，导致5年来一直没有任何一家A股公司退市，垃圾股满天飞；正是这种不得要领的“游戏规则”或制度环境，使得上市公司的一切似乎与股民无关！只管炒，有差价就有得赚，赔了自负。这不是纯粹的恶“炒”又是什麽？当今国内股市流行语“包装上市”、“不要看上市公司怎麽样，而要看庄家做不做”，就是对某些同志抽象看待“经济与股市关系”的批驳，就是对“国内牛市象征经济高速发展”等论调的有力否定！有人曾算过一笔帐，包括印花税加券商佣金，2007年股民累计付出了3000多亿元的交易成本，远远超过了上市公司上半年的全部净利润2646亿元，占到前三季度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净利润4927亿元的61%，占2006年1400多家上市公司3892亿元净利润的77%。显然，相对于机构、基金和散户的交易成本而言，上市公司的利润是微薄的，股民能取得的增值性收益---假设按比例分红的话，更是得不偿失的。“牛市”之疯狂只能用“存量资金的再分配”来诠释，即赚取“非增值性收益”才是各类机构、基金和众多散户最大的"投资"驱动力。无怪乎广州某私募基金经理惊呼：股市已经成为一个资金推动型的投机场所，成为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丹阳的“以脚投票”清盘离场，是对A股治理现状的明智之选，它彰显了一位“私募教父”的理性和良知。这一点，体会最深的应当是那些寻死觅活的股民和呼天抢地的基民！

  中国股市从100点起步，十年间股指上涨了16倍多，如果按照“内在的增值性因素造就了我们的牛市”，我们的“牛市”意味着高业绩、经济高增长的逻辑理解，那麽伴随着股市的高速成长，股指涨了那么多，流通市值增加了1万2千多亿，中国股民的口袋应该是鼓鼓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二级市场上搏杀的股民大多没赚什么钱，反而赔钱的居多。诚如叶檀所言：国内股市的基本架构不改，占居多数的中小投资者就无法逃避充当“炮灰”的命运。如果说“十人七赔二平一赚”的的结局是中国经济“和平发展的主战场”，那麽人们不禁要问：刘先生所指的“和平发展”的内涵到底是什麽？
  

赌场式的机制不仅使为数众多的投资方处境尴尬，使A股市场成为国内外游资的“投机天堂”，而且融资方的表现——资金使用效率同样令人啼笑皆非！以2002年为例，“在1224家上市公司中，其中有71家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委托理财；217个募股项目被上市公司变更资金用途；上市公司闲置资金合计超过3000亿元(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其中存入银行资金超过1亿元的上市公司就有811家。这些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大部分灰飞烟灭。资金浪费莫此为甚。”这一系列的现象发人深思：国企（上市公司）“贫困”的根源是资金短缺吗？我们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对优化资源配置的理解仅仅是可以筹集到“不用还本”的钱吗？那些拿“新兴加转轨”当遮羞布的人是否在客观上代表了某一阶层的利益？A股市场要经历怎样的变革才能具备存在和加快发展的理由？

上市公司利润形同“鸡肋”而投资者趋之若鹜，意味着价格传导信号的扭曲，是A股市场失效和退化的显著标志。货币的流动性泛滥、银行负利率等问题固然强化了居民的保值增值意识和投资冲动，固然亟需统筹解决，但资金内在的“趋利性”，决定其流向股市的更深层次原因，乃是股市爆炒下的华丽外表和所谓的“暴利”诱惑！后者与国内的监管水平息息相关（这也是证监会在众多场合绝口不提“资产泡沫”问题的缘由之一），因为市场监管是股票价格操纵等投机炒作行为的天敌，但监管绝不是空喊什麽“风险教育”，更不是“王小石之流”的以权谋私和失职渎职。有效的监管会使股票价格回归现实和理性，使增值性收益----分红派现及其衍生性收益股票价差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而不是投机炒作状态下的云谲波诡和起落无定，这样，就会引导投资者放弃“撞大运”的非分之想和不切实际的暴利念头，视追逐“非增值性收益”或非双赢模式为畏途，树立健康的理财意识。近期炒作之风受到抑制、股市步入调整时资金回流银行的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资金流动的这一规律。这一规律也启示我们：加强监管、整肃市场，严打暗箱操作、恶意欺诈或内幕交易，对于引导理性投资、促进资金的合理流动，其功效绝不亚于提高利率和回收流动性。
 综上所述，股民的增值性收益来源于上市公司业绩或帐面价格，并通过分红派现得以实现。刘先生的错误就在于简单地看待帐面价格与股民取得增值性收益的关系，简单地看待“股市和股票具备增值功能”与“和平发展主战场”的关系，无视市场监管体系特别是分红派现这一约束条件，无视股价和股指变动背后原因的多样性，因而对当前股市做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定性。这种理想化、片面化的认识在国内也有一定代表性，它在客观上助长了“只讲上市，不讲上市质量；只讲融资，不讲有效使用；只讲增长，不讲增长方式”的思想倾向。近期为平抑资产泡沫而推出的股市“扩容”措施，正是以这种片面认识为理论依据的。事实证明，简单扩容无异于扬汤止沸，反而制造了新的“股市神话”。当前，照搬照抄西方股市的所有制度固然不是我们所倡导的“拿来主义”，但我们也绝不能抽象地看待股市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进而盲目唱多，认为唱多就是爱民爱国，爱民爱国就不能在节会期间让股市下跌等等，这都是幼稚可笑的噱头。

7年前许小年先生就曾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差距最大的是制度基础，我们的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等支持市场运作的一整套制度，股权割裂等一些制度上的深层次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资本市场就永远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时至今日，许先生的真知灼见依然是那样振聋发聩！它再次启示人们：

要发挥股市的积极作用是有前提条件的，要树立国内股市的正面形象，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管理层必须在监管水平、制度环境上找原因，尤其是要建立健全上市公司按利润比例分红派现制度，切实加强对欺行霸市、投机炒作行为的监管，还投资者以增值性收益权，还证券市场以公开、公平的游戏规则，激励上市公司把精力放到提升业绩上，形成责权利对等的投资融资机制和上市公司、股东双赢乃至多赢的良性格局。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深入推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只有这样，股市才能摘掉“赌市”的帽子；只有这样，股市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只有这样，股市才能真正成为“和平发展的主战场”，服务于繁荣经济和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7 11:13:5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