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下：

　　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高勇，为落实国家对贫困学生的补助款，找县长崔博签字，县长正要外出开会，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两次打开县长座驾车门，说：“签个字就这么难，你今天非得签这个字不可。”  

　　按国家财政部、教育部2007年年中出台的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的国家助学金，应该在开学一个月内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绥德职业中学直到年底仍未给学生发放这笔钱，校长依据程序，最后找到县长要求签字发钱，县长却忙着去开会，认为要签字的单据上只有文件号而没有付文件，要校长暂时“放一放”。不久，县长竟然让县公安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七天暂缓处理的处罚，还让县教育局对校长高勇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

　　校长心里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那些贫困学生一直拿不到助学款。审核签发贫困学生助学金是县长的法定义务，他应该感谢校长的催促办理，自己行政不作为，还要求下属公安局、教育局乱作为，这样的县长还是勤政为民吗？这类事，人们已经听得太多了：

　　隶属于北京《法制日报》报社的《法人》杂志，在元旦日刊发了记者朱文娜的报道《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披露了辽宁省西丰县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的拆迁行为，编发短信讽刺中共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法院判处赵犯诽谤罪、偷税罪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处罚金十七万元。

　　文章发表后三天，即一月四日，县宣传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率两名县公安局警察，以朱文娜涉嫌诽谤罪为由，携带公安局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位于北京望京花家地的《法制日报》报社拘传记者朱文娜。当日没能见到朱，离去前声称七日将再次前来拘传记者朱文娜。公安的这一行动遭《法制日报》报社抵制。

　　这些案件中，大部分在众多传媒、网民关注和舆论的压力下，成为公共社会事件，先后得到纠正，但在全国各地没有被披露的此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舆论大多关注的是，或什么才是诽谤罪，或案件的程序是否违法，或民众对官员行政是否有表达权，或如何对待传媒的舆论监督，这些都不错，但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思考呢？

　　中国的最基本问题，最基层问题，主要是县一级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国目前有县级市374个，县1642个。中南海认为政治改革敏感，三权分立敏感，多党制问题敏感，撇开这些不谈，只说一点：剥夺县委县政府手中掌有的司法权，公安、法院、检察院脱离地方政府管辖，归上一级政府主管。这一改革方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提出的。

　　于建嵘认为，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有两个特点，一是无法无天，因为掌握了司法，说要抓人，下面就必须去抓人﹔二是干部被派来此地，上任都不带老婆来。于建嵘有个统计，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任职，平均只呆2.08年，两年多就离开了，这地方不是自己长期工作地，从来没想过这里是自己的家。思想正一点的，是要做出政绩，可以被提拔升官﹔思想歪一点的，就是自己搞钱。县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只要把所有县的事情办好了，中国就有希望了。县级政权要由本地的人按本地的意志管理本地的事，即所谓“改流归土”。现在都是流动的，他认为，要归回本土，塑造地方政治家，但关键的是一定要将司法权脱离地方政府，司法领域的官位不归你管，都属于你上面的，你对我就没办法了，你犯法了，我就能对付你。这无疑是个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