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胡人

苏拉密在论毛泽东时代的“两极分化”一文（以下简称苏文）的一开头写道：

本文采用“公平”原则，即社会应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社会如果对某一人群实行“转移支付”（如医疗费支付），而对另一人群未进行同等支付的，差异部分则视为“收入”或“隐性收入”。

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一

谁都知道，建国后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并因此而受尽列强的欺辱和压迫。要改变这个现状就得有自己的工业。要发展工业就要有工人。当旧中国留下的极少的工人不够用的时候，就要从农村人口中抽调一部分农民到城市里当工人。这些工人两手空空，什么财产都没有。他们要活着，要干活，就得政府来发给他们必须的生活资料。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必需的，也就是基本生活需求。这就是苏文中所说的国家给工人的工资和各种待遇。没有这些待遇，不要说让工人干活，就是活着都不可能。所以，苏文所谓的“公平原则”只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我们放弃搞工业建设，让这些工人去继续种地。而那样就得永远让中国停留在任人欺负的农业国状态。

二

这种国家给的待遇到底能到什么程度？是否象苏文所说可以让工人过上天堂的生活？我的回答是不能。这种国家待遇只是为工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保障。也就是说，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孩子能上学而已。

我在这时介绍一下自己。我1949年生人。1957年随父亲从农村到城市定居。1978年下乡当知青。可以说对城乡都有了解。

先说吃。工人有定量，但并不充足，平时若不计划就会不够吃。困难时期我们也照样挨饿，我就出去挖过野菜，吃过树皮和草根。我妈妈浮肿，孩子们普遍排不出大便。我奶奶就是那时去世的，原因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并发症。我们的邻居大都是工人，和我家的情况差不多。没见过哪家的日子象天堂。那时候连毛主席的孩子都挨饿，何况别人呢。

再说穿。因为孩子多布票少，一件衣服要穿好多年。记得都是爸爸穿过的旧衣服改小了给我穿。那时候不讲穿内衣，冬天就是一件空心棉袄。鞋就是掉了底儿也还得找鞋匠修一修照穿不误。

住呢？并不是象苏文说的每个工人都有免费住房。那时候职工宿舍很少。我家搬到沈阳后就一直是租私人的房子住。一间房住八口人。还要在屋里做饭取暖。烧的煤和劈柴都要凭票去买。我是老大，一直住炕稍，挨着窗户。冬天时身边和脚下全是白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我结婚时全家都搬到邻居家找宿，房子留给我住了半个月，算是密月了。邻居们也是如此。因为没有一家是有大房子的。

而这一切都由父母的每月八十多元的工资来支付。父亲60元，母亲26.5元。平均每人10元多一点。当时的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8元。不足8元的才能给补助。我家八个人只有两人享受工人的待遇。其它人不但没有待遇，而且都要父母二人来养活。

我70年参加工作以后，一直住的是帐篷和木板房。到1978年，我调辽河石油报总部工作。那时的总部机关还都是木板房。单位为照顾我新婚，分了我半个帐篷。另一半住着另一对夫妇。就在这一年机关开始为已婚职工盖房子。但是很少。当年我所在的报社只有三对职工住了进去。

在野外施工时住处就更加困难。有时住帐篷，有时住在村民家里，这算好的。有时住在农村的礼堂里。这种礼堂四处透风。冬天时床下面都是吹进来的雪。我在农村住时家里也不曾有这种情况。

三

工人的贡献比他们的所得大的多。提留部分并没有成为剩余价值供少数人发财，也没有用于自己享乐，而是积累起来发展国家建设。其中很大部分是为了支持农业的。比如电力的供应，药品和医院（农村卫生院）、农村学校、大型化肥厂的建立，还有农业机械，种子农药等。这些都很便宜地卖给农民，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就以石油工业为例。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石油工人挨着饿找到了大庆油田。至于饿到什么大幅度，举个例子。我爱人的大哥从农村跑出去找生活，在大庆干了一个多月就受不了了，又偷偷地跑了回来。大庆会战的苦是有目共睹的。“艰苦奋斗”这四个字成为优良传统在石油队伍中保存下来，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我是1970参加工作的，在石油勘探队当测量工。当年在海滩施工时就被大海潮困住了。全队一百多人不顾生命安危全力保护勘探设备（我们的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数字地震仪）。我自己也曾多次参加抢险，冲到钻台上去制服井喷，跳到冰河里去抢救大型拖拉机，在洪水中结起人墙堵决口。农民们看到我们这样干活都惊奇地直啧嘴。一句话，这个国家是由我们工人和农民共同支撑着，从一穷二白一直到卫星上天，再到打着红旗进入联合国。是工农合力才有了改开的物质基础。没有这，就算有一万个总设计师也白搭。

四

当时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这首先就是对农民生活的一种改善。因为他们的所得是要分出一部分来供养农村家里的亲人的。比如我们队里就有很多职工家属是农村户口。他们每月都要往家里寄钱。也就是说，很多工人的收入其实是工农共同的收入。按当时规定，职工一年有14天的探亲假。有时因为工作忙，休不了，他们的家属也可以来矿探亲。因为没有房子，他们只好住帐篷。那时候两家一个帐篷是很奢侈的事。最困难的时候是一张双人床住两家。上铺一家，下铺一家。唐国强到油田汇报演出，还专门演了这样一个节目。对于这些，苏文也闭口不谈，装看不见。

工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农村不断提供劳动力。于是产生了如农民工，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等短期或长期的工作。他们虽然没有国有职工的待遇高，工资却比在职工人高很多。我爱人是农村户口，年轻时就当过临时工。她的工资是每天1.86元，合月薪56元。而正式职工徒工的工资每月18元。很多二级工甚至三级工都挣不过她们。这些收入自然是属于农民的，可是苏拉密也都装作看不见。

以上事实证明，那个时代的城乡生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挨饿一起，吃饱也是同时。虽有差距，却是很小。困难时城里人对来自农村的求乞者都非常同情。只要有就会分出一点给他们。对乡下的亲戚也是能照顾尽力照顾。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有困难，乡下的亲戚也经常帮趁我们。记得农村的舅舅进城求助。我妈妈就帮他在饭店里买了一口袋馒头。我们家挨饿的时候，爸爸就把我送到大爷家住了好长时间。我爱人的大姐在城里，从自己孩子的嘴里省下一些炼乳来给刚出生的小妹妹当奶吃。我姑姥是农村五保户，无儿无女的一个孤老太太。由生产队照顾她的生活。我妈妈经常派我去给她送白面。她在困难时期不但没有饿死，还把她种的玉米用筐装了送到我家给孩子们吃。我还记得，当时沈阳车站有人因饿而抢别人手里的食品。被抢者也饿，可抢了就抢了，并不追赶也不报警。我见过一个人骑车饿昏了，旁边立刻有人拿来两个馒头给他吃。这就是当年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象苏拉密希望的那样发生所谓政权不稳的现象，反而在世界上迎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成了弱小国家求解放的榜样。连美国总统也不得不跑到中国来主动讨好我们。这一切，是那几个数字所能够掩盖得了的吗？

五

我觉得苏拉密是在用屁股作学问。我这话不是骂他。我是说他的屁股坐在富人一边，他作的学问也是为富人服务的。对富人有利的他就放大了写；对富人不利的他就缩小了写或是不写。我上面说的这些事实他都装着看不见，用几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就下结论，说毛泽东时代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而真正的两极分化就在他眼前，他却闭着眼睛不闻不问，却裁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的时代-——毛泽东时代为两极分化。从而把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时代说成是“贫富分化总体在降低……正在向着‘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迈进。”真的是这样吗？再让我们看看事实。

改开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要求人与人要拉开收入差距。不是要工人和农民，而是要一小部分人和大多数人拉开收差距。“随着允许农民自由谋生，随着农民工的合法化，随着近年来农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苏拉密语）”农民有了进城的自由。可是城里的工矿企业原来就有工人，也就是苏文所说的“官工”实际上的国企职工，新进城的农民没有位置。结果是上边一个令，让国企职工全部下岗。工人农民花三十年的血汗积累起来的国营企业三瓜两枣就卖给了私人，从而变成了私有企业。（也有先卖国企，再由新上任的私企老板辞退国企职工的。这个过程充满了罪恶。）然后，他们再以最低的价格去雇农民工。这样一来，第一批富人——私企老板（还有在卖国企的过程中发黑心财的体制内人员）——就出现了。这些人致富的过程不是靠劳动，而是靠掳夺。他们不是英雄。而是一群罪犯。社会经他们这一改，工农之间的差距确实缩小了。因为改开把原来的国企工人变成了失业者，也就是真正的无产者。让他们的生活甚至低到农民之下。又以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雇佣农民工，从而赚取剩余价值。他们又以改革的名义提高国企高管的收入。让他们的年薪高过普通工人的几十倍上百倍。这又有了第二批富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以国企和私企老板为一方，加上这几年的食得者，贪官和高薪阶层；而以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农民为另一方，加上城市贫民，失业大学生等社会低层人士。如果按照这两个群体的贫富差距来计算，我不知道基尼系数会高到什么程度。他们当然不能这么算，而是用钱或权力雇来几个知识精英，让他们想法把这个差距尽量往小了算，最好是抹平。为的是把血淋淋的剥削隐藏在几个冷冰冰的数字里。

好了，我不想再多说了。只是希望苏拉密能够真正作到公平公正地说话，不要有选择地闭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