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们已经回顾了十六位地产大腕在1988年，这个房地产行业初年的大体情形。
　　这次主要讲讲这些地产大腕的身家背景。
　　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是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在蒙古草原上可能也就牧马放羊一辈子了；如果不是林家祖传的剑谱招来强敌觊觎，林平之好好做着福威镖局的少当家的，几年后怎么也是个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如果不是胸口刺着契丹族的狼头标志，萧峰更是在中原武林逍遥自在呢……
　　
　　话扯远了，回头来看看这些大腕的身家背景吧。让我们看看是显赫的家庭背景铺就了这些大腕的成功道路吗？还是有贵人在大腕们的前进路上“下凡显灵”？他们是自己奋斗取得的成功？还是通过官商勾结、家族腐败榨取的富贵？
　　
　　王石，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其母是锡伯族。最近有人在我博上问，王石是不是王震将军的孩子？唉，联想太过于丰富了。老王的身家背景很普通的，王震将军的孩子以前在中信集团、长城电脑，和王石扯不上的。在当初那个年代，老王的成长家庭背景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差不多的，平平凡凡、勤勤恳恳，双职工。1968年，那是个军人吃香的年代，老王能顺利入伍，多少说明家里还是政治合格、绝对够硬的。
　　
　　孙宏斌，山西人，对于孙宏斌的青年时代，外界知之甚少。在和笔者曾经交谈时，谈及家庭问题时，孙宏斌也是惜字如金，言谈显得颇为顾忌：“我们家共是兄弟四个，我是老大。我离开家是比较早的，十三四岁从上高中起，我就开始离开父母了。像当年高考填志愿以及以后报考研究生时，都是我自己做的主。”
　　 根据资料显示，1963年出生的孙宏斌先在武汉读了大学本科，接着在清华大学读了研究生，所学的专业都是水利。对于自己的家人，孙宏斌谈得很少，惟一在媒体面前说过的就是：“我办顺驰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也在顺驰干过一段时间，但后来被我劝走了，没办法，有这种亲戚关系在公司里没法处好。”
　　 从能够得到的信息看，孙宏斌的身家也绝对不是什么显赫人家。
　　
　　冯仑，出生于陕西西安。父亲是一个企业工会的领导，从小教会了他写文章和画画。上初中的时候，冯仑就开始看《大逻辑》、《小逻辑》之类的书，家庭背景又让他在文革期间，能凭一纸介绍信在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
　　 然后，真正影响到冯仑人生的，却是他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马鸿模，这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家出身，性格强悍，闹过学运，组织过武工队，出生入死，最终官拜解放军正师职，分配到中央党校。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学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党校。当时马鸿模留着光头，身着黑衣，抽着根很粗的雪茄。后来冯仑拜马鸿模为干爹。
　　 这种家庭背景也算是相对难得了，但似乎更适合培养出个思辩的知识分子，商人？呵呵，可谁又能说冯仑只是个商人呢。
　　
　　潘石屹，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贫困的村子里。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竟然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高考结束后，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后来，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后来……
　　 活生生的苦孩子奋斗成功的例子。
　　
　　
　　黄怒波，出生在兰州。兰州——全国最好的地方，出人才的地方啊，值得超级热情的歌颂一下兰州。但黄怒波长在宁夏，当时黄的父亲是部队的，部队那时候支边支到宁夏，黄怒波的父亲当时是部队下来的团级干部，因为在特殊年代提意见，就被抓起来判了三年，现行反革命分子罪，黄父想不通，就开始装病，装了三个星期，就服毒自尽了。黄父自杀时，黄怒波才两岁多。
　　黄怒波对童年的总结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那我还有什么怕的”。
　　 这种家庭背景、这种童年生活，能走出个黄怒波，确实值得赞一下。
　　
　　朱孟依，朱老板，关于他的家庭背景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客家人，一说是广东丰顺县人。丰顺县在梅州市制下，梅州当代出了个大人物就是叶剑英元帅。而有媒体报道过，通过工商资料可以看到，1993年成立的珠江投资最初为叶剑英研究会名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仅280万元，法人代表为朱孟依。
　　从公开新闻可以看到，“2007年5月13日，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参加此次缅怀叶帅纪念活动的代表，除祖国大陆社会各界人士外，还包括100多位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代表，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田氏化工公司董事长田家炳，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香港裕华国货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国春，梅州市荣誉市民、香港合生创展集团公司董事长朱孟依等。”
　　“近年，他继捐资东山中学剑英校区6000万元之后又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兴建剑英图书馆，他是至目前为止在东山教育基地捐资数额最为巨大的梅州乡贤。”
　　
　　
　　许荣茂，受到从医的父母对他的影响，选择了中医，也因此70年代到香港寻求发展的许荣茂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只几天的光景，因为不能适应粤语，就又跑到工厂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几经辛苦，有了积累后，他自己开设了一家金融公司。从1981年到1983年，两年光景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
　　
　　张玉良出生于上海郊县。高中毕业后，有过回家务农的经历，回乡两年，张玉良就做了村的支部书记，当时他只有25岁。两年以后，赶上乡镇搞改革，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于是张玉良凭着在当地已经算不错的高中学历，被提拔到乡党委当组织委员、党委委员，成为了乡领导班子之一。其后，领导又派他到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读经济管理。
　　身家背景也是平平。
　　
　　楼忠福，其父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16岁恋爱时，他不顾女友家人的强烈反对，越过重重阻碍，终于把心爱的姑娘“抢”到了手。
　　在文中所论及的地产大腕中，楼的出生绝对算的上是先天条件比较差的。
　　
　　任志强，关于这位“任我行”的家庭传言最多，一会任弼时、一会任建新，中央领导中但凡有个任字的，都被揣测过和任志强有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老任有背景呢？
　　“要没背景，他敢那样说话！”
　　哈，这个可能还真是性格问题。
　　据任自己对媒体表述，“我父亲是当了38年副部长的人，我不想您宣传他，他已经快90岁了，革命这么多年，是我们家工资最低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任志强也是高干子弟了。
　　
　　张宝全，一个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从事过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职业：工农兵学商。下过乡、当过五级木匠、1976年入伍当过战地记者和猫耳洞作家。但张宝全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张宝全妻子的父亲是北京军区的高干。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十几岁就出来满世界跑，赚钱谋生。这种家庭背景，就不用深入讨论了吧？
　　
　　杨国强，有媒体报道，杨国强出生于广东顺德，自幼家贫，据称“17岁前没有穿过鞋”。据其同乡杨伯说，杨国强父亲原本生活富裕，可惜沉迷赌博，输光身家，从此家道中落。杨国强虽然穷，但很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看，去厕所都拿着本书。”杨伯回忆道。由于家贫，杨国强的大女儿因发烧无钱医治而令脑部受损，影响智力。杨国强曾以耕田维生，其后从事建筑工作。
　　 唉，女儿发烧都无钱医治，想起来，也真是够惨的。英雄落难，自古气短，秦琼倒运还卖过黄骠马，怎知几十年以后会成为中国首富呢。
　　
　　张力、李思廉的家庭背景，从现有资料看，也并非显赫。
　　
　　
　　
　　除了任志强、张宝全两位有位居高位的亲戚外，王石等不少人出身平平，而杨国强、黄怒波、潘石屹等几位可以说是出身贫寒了。总体看来，这些大腕在自己事业刚刚启程的时候，主要都是依靠的自己的力量。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撑，（本文探讨的是物质、关系、人脉方面的支撑，不是说家庭感情）并没有起到主要力量。
　　不可否认，这些地产大腕很多人在后来的生涯中都和一些政要往来密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往来并没有出现在他们事业的发轫阶段，在大腕们启程创富的时候，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只为了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只为了胸中的抱负、只为了明天的温饱，而抬头走上了江湖路。
　　而今，房地产商已经成为了黑心、卑鄙、囤积、炒作、官商勾结的代名词，连《大电影》中，坏开发商的名字都是“潘志强”，哈，两位大腕组合其中，可见口碑之差。
　　但，请注意，我们不能根据此时的现象，去推断他们启程时的样子，不能去推断他们从一开始每个毛孔里就流淌着贪婪的血水。
　　在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获取了保证家庭温饱的能力，把自己送到了各级政府官员的眼帘下。1988年，那毕竟还是一个相对纯洁很多的年代。
　　在此之后，在生意做大之后，当你怀揣着投资、开发数亿、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的方案，去和政府部门沟通时，很难想象会不和官员打交道，打交道是一回事、勾结是另一回事、行贿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以后会专门探讨这些地产大腕们如何在白色区域、灰色区域行走。
　　尽管，在生活中，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但据此把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打入官商勾结的册页中，还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对十六位地产大腕家庭背景的剖析，我们还是可以欣慰的看到，1988年，那时，凭借着勤奋、智慧、眼光、勇气，人们还是有可能开创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勤奋、智慧、眼光、勇气在任何年代都是成功的必要因素，家庭背景是条件之一，但请记住，这绝不是必要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
　　
　　
　　本回暂且到此，休息一会，一会就回来，欲知后事如何，切听下回分解。

地产大腕们的学历调查
　　
　　谈完了家庭背景，再来谈谈大腕们的文凭。
　　闯荡江湖，道上的一见面基本上都是先问“你哪个门派的？”“师傅是谁？”至于剑术好坏，那都是掐起来、砍出血了才知道的。
　　文凭好比门派，能力那才是剑术。
　　其实学历问题是个俗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与能力无关。说实话，我个人的观点是，学历这东西只说明你在学习期间，仅在应试方面，和颁发给你学历的机构取得了60％以上的一致意见，仅此而已。但，关键是但，很多人、很多时候，事不是这样办滴。单位招聘见面不过三、五分钟到十几分钟，一个人能是这样短的时间了解、认识，并进行判断的吗？认识一辈子，被坑了的事，都比比皆是，更何况短短几分钟。但，（又是但），问题就是需要你在短短几分钟内进行展示、进行选择、进行判断，那文凭便成了成本最低的、最相对有效的媒介。
　　都养成习惯了，一听清华、北大，乃至剑桥、哈佛，都是吸一口气，肃然起敬，全然不管对方在清华是否拿硫酸泼过熊、在北大“一塔湖图”发过强帖。
　　就跟一听对方是少林、武当的，利马反应是点子有些扎手，先套个近乎再说；一听对方是什么黑虎门、巨鲸帮的，立刻拔剑行侠仗义一个心理。
　　对一般角色来讲，行走江湖，有个好文凭还是能防身的，仿似多了件法宝。大侠、大恶就不一样了，独孤求败就是自学成才，文凭是没有的；风清扬那是华山大学的，西北名校，五岳常青藤高校联盟的高材生，文凭过硬，剑法更硬，这样的人才难得啊。这些大腕是独孤求败的路数，还是风清扬的模式呢？
　　附，本文探讨的是大腕们走上正式工作岗位时的学历，并非其人生的最高学历，最高学历这东西，特别是最近几年，唉……我就不说了。
　　
　　王石，先当兵，后推荐上了兰州铁道学院的，那学校，我当年常去溜达，在西北也算好学校了。
　　孙宏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这所学校我就不多说了。
　　冯仑，中央党校的研究生。
　　潘石屹，先是兰州培黎石油学校，（我也去这所学校玩过），然后是石油职业技术学校。
　　黄怒波，北京大学的。
　　朱孟依，高中。
　　许荣茂，关于许老板的学历流行两种说法，一大学；二研究生。
　　张玉良，高中毕业后，张就回乡了，两年后成为村支书，后来上了上海农学院干部专修班专业。这在上海企业界算是很难得了。
　　楼忠福，小学。后来有钱了，呵呵，上大专了。
　　任志强，先当兵，后来人大的硕士。
　　张宝全，先当木匠，后当兵，最后上的北京电影学院。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经历看，学历中学，至于高中还是初中，咱就不深究了吧？
　　杨国强，只知道BOSS杨出身农民、包工头，找不到任何关于其学历的资料。
　　张力，73年参加工作的，后来是大专学历。
　　李思廉，大学。
　　
　　有过当兵经历的三位，王石、任志强、张宝全。
　　以研究生文凭参加工作的两位，孙宏斌、冯仑。
　　可以确认朱孟依、张玉良、楼忠福、黄俊钦、黄光裕、杨国强、张力、张宝全、王石、任志强十位富豪，在走上自己的正式工作岗位时，学历都在本科以下。
　　当然，这是有时代原因，那时候，大学生那还是天之骄子呢，不像现在，是主要失业人群。
　　十六位富豪中，许荣茂和李思廉具有香港经历，扣除他们两位后，其余十四位都是彻底的大陆成长背景，更具可比性，分析看来，只有冯仑、孙宏斌、黄怒波有拿得出手的文凭，老潘的文凭含金量也是般般。
　　这足以让崇尚文凭的人闭嘴了。
　　
　　甲骨文老板赖瑞.艾利森，曾经是全世界第二有钱人，在对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演讲里，讲的更直接。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艾利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散布异端？
　　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艾利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Allen（微软共同创办人），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
　　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苹果总裁）。不过，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赖瑞.艾利森演讲没有结束时，就被拉下台了。
　　
　　看看上面对十六位地产大腕文凭的分析，还有艾利森的话，你作何感想？
　　
　　不过，话说回来，冯仑和孙宏斌这两位高学历创业的大腕，确实给了业界不一样的启迪，冯仑的一些理念是非常独特而有价值的。老孙的激情和理念，也是震撼过很多人的，尽管现在顺驰易主了，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老孙的疯狂拿地，极大的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让房地产行业的明显整合加速，可惜，唉，最后自己被整合了。
　　值得注意的是，冯仑、孙宏斌、杨国强、黄怒波、张宝全都是很喜欢读书的。老孙自称读过所有关于管理学方面的书，“书店里管理学书架上的书，我都读过”。杨老板是喜好看各种杂书。黄怒波和张宝全喜欢文学。
　　黄怒波做长河湾的时候，一开始外墙上的广告语整了个“鸡栖于埘”什么的，多是《诗经》上的句子，没想到广大人民群众还有广大客户的素质都没跟上，都没看懂广告，后来广告就换了。喜欢文学的人，往往很可爱。闲话不提了。
　　
　　在上面三回书中，我们讨论了这些地产大腕1988年的状况、家庭背景、以及学历问题，之所以耗费这样多的篇幅来说这些，是想大家看到原生态的、处在初始状态下的、这些大腕的形象。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起于微末，探本求源，寻其脉络，才能更好的了解、体会其的创富历程，才能更好的了解一个个热血青年、一个个普通民众，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血汗、乃至别人的血汗，成为富翁的。
　　相信通过这三回的介绍，读者对这些富豪的起始状态已经有了一点了解。下一回，我们将开始正式启程，走上他们20年的求富道路。

地产大腕们命运跌宕的1989年
　　通过前三回的介绍，大体描述了各位地产大腕早年间的根基、背景、学历，对于这些大腕的起点多少有了些浅淡的认识。这回咱继续上路，看看地产大腕们1989年的众生相。
　　
　　1989年，国家出现了一场风波。
　　在历史关头，才现英雄本色，能否眼明心亮跟党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原则。你政治要是都不可靠了，那你完了，没人敢和你做生意了。
　　当年有个IT业的领头羊企业，如果这家能顺利发展下来，联想都得靠边，就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卷到风波之中，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尽管这样多年了，企业还继续维持，但已经远无当日气象了。
　　风云起、波澜急，大企业都被浪打浪了，小企业那更是说死就死啊，随便来个地痞流氓、税务稽查、消防检查企业没准就完了。不是危言耸听，企业的生命力比人脆弱。
　　新东方的俞敏洪刚起步的时候，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几个小地痞不让他贴，老俞请当片警察吃饭，喝酒过量，直喝到放声大哭，弄得警察实在觉得这个文人不容易，才出手摆平了小痞子，如果当时换个警察，没准现在就没新东方了。事业起步之初，脆弱的胜过婴儿。
　　在这几年中，本文的十六位主人公，还远无现在的风光，动不动这个首富，那个领军的，都还在商海中泛舟呢，有的已经呛过水了，有的才刚刚下海，鞋都还没湿呢。
　　
　　前几回书咱说过，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牟其中。
　　 这场89年大潮直接改变了冯仑的一生。
　　
　　1989年，潘石屹还在海南岛。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经常被当地的小流氓骚扰。易小迪指点老潘，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时老潘的主要烦恼可不是SOHO中国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老潘自己回忆说：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我们抬回了发电机，接上后灯又亮了。
　　
　　1989年，这一年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须知没有当年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更不用说动辄百亿的大增发圈钱了。其后，王石的表述是“由于个人原因，我在6月12日离开深圳。蔡顺成代理总经理。冯佳、周世平也相继离开公司。全国经济走势偏软。这一年，工业的来料加工成为万科当年的主要利润来源；房地产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
　　
　　1989年，孙宏斌还是年轻IT精英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在这一年，倪光南的汉卡，加上吕谭平的代理，加上孙宏斌、杨元庆、郭为这群年轻人的努力，在柳传志滴水不漏的“运筹帷幄”之下，计算所公司正式改名为联想集团，联想之名正式浮现江湖，也就是这一年，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开始爆炸似的增长起来。
　　
　　黄怒波这一年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当干部。
　　
　　1989年底，华远集团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将被国家派到香港，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即使按照论资排位，也应该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也是在当年，国家发出“停缓建”的《通知》，当时华远正在进行西单改建工程，西单已经拆为平地，此时停缓建，让华远损失惨重。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没成想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年的面试小品是《含羞草》。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张宝全而言，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首富历程从此正式踏上征程。
　　
　　1989年，张力已经开始搞建筑装修了，也就在这一年和李思廉第一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以后长久的合作基础。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对1989年的回忆是大起后的大落。1988年的通货膨胀，那时抢购成风，价格飞涨，国美的库存有近三千万元，一个星期的时间，库存就平均长了百分之七十；到1989年4月份，抢购风还没有结束，商品的购进价格依然很高。不过接着动乱开始了，人心大乱，市场也乱了。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有钱人，也不知道自己该买吃的，还是该留着，家用电器根本就无人问津，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两三个月时间，几千万的库存就贬值过半，直接损失高达千万元。黄光裕对外界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讲，亏钱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总的来讲三年多来还是挣了一点钱的，亏与不亏，只要自己还能承受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心乱了，很多企业都迷失方向了，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但是国美一直在坚持。
　　
　　朱孟依在1989年依然是低调、低调，呵呵，继续着自己精明的生意。
　　
　　当无人看好中国内地房地产时，1989年，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有人对许荣茂的评价是，商海30年，基本没犯过错误。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商海能有几人啊？是否溢美之词先暂且不提，光通过1989年的商业行为对比可以发现，许荣茂确实是个非常牛的商人，眼光非常不错，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1989年的企业发展的不错。1988年，东阳三建在这年内，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运。呵呵，企业的发展啊，运气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啊。
　　
　　这一年，张玉良还在上海农委上班呢，呵呵，一个普通干部。
　　待续,呵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7 0:09:29编辑过]

大腕们用过的阴招、高招
　　
　　1992年之前，江湖相对还是缺乏秩序的。尽管现在很多人还抱怨咱们的国家、市场很多方面缺乏规章制度、谁谁谁又走灰色地带、又行走在违规边缘怎么怎么的，但比以前，现在确实已经是有了巨大的进步了，我们毕竟是二千年的农耕国家，向商业国家转型不过起始自1978年，回头看看美利坚的百年发展史，早年间无法无天的比我们还厉害，我们的发展、完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扯远了，当年不是缺乏规章制度的问题，是很多东西压根就没有规章。
　　
　　
　　 先回头看一段历史——1981年至1984年，年广九的雇工由3人发展到103人，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这时，对于雇工超过80人的大户是否肯定其合法地位，上上下下争议很大。而“资本家复辟”、“剥削”等帽子也都戴到了年广九的头上，不少人提出要“办”年广九。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红红火火的销售只进行了18天，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1987年底，芜湖市新芜区检察院根据举报，对年广九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察；1988年12月，检察院对年广九进行收容审查；1989年9月，芜湖市检察院以年广九犯有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级法院起诉，指控年贪污4.38万元；后经“调查核实”，法院一审判决年广九贪污罪不成立，却以流氓罪为由，判处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90高龄的邓小平在和广东官员座谈时，再次提到年广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1992年3月，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年广九被宣告无罪释放。
　　雇工超过80个人，引起全国轩然大波，这种办企业的环境，现在你能想象吗？
　　
　　
　　在这种大时代里，不光是政策压力大，市场上更是风云变化，你蒙我，我蒙你，满天条子飞，遍地空手道，今还和你称兄道弟、把酒谈心呢，钱一到手，明儿连人影都见不到了，公司资质、法人，谁讲这个啊？
　　这种江湖环境下，地产大腕们早年间要是没有点阴招、高招，那基本是混不到现在的。有些早年间用过的高招、阴招到现在已经成了大腕们的看家法宝，越用越大、常用常新了。
　　
　　
　　
　　明买暗卖
　　王石最早主要做外贸，当时万科（那时还没万科这个名字，单位还叫展销中心呢）新签的2万台放像机合同，45天后到货。这时，王石通过渠道了解到同行的进货情况：同一时期，其它公司共有5万台到货。
　　7万台同时到货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前景？王石判断一定会立刻滞销，价格会直线下降。退货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这时，王石所做的对策，成为他后来在各处演讲一再提到的，创业初期的“不正当竞争”的案例。
　　他叫来广告投放部经理，口授了一则声明，内容如下：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放像机2万台。
　　这一则“求购信息”刊登在当时的广州两家主要报纸上。同时，当天的报纸正好也刊登着放像机的“售卖广告”。
　　广告后，放像机便向展销中心涌来。王石叫他的技术部组织了4个小组验收。而这些前来出售的放像机，除了个别小数量的，大多是期货。期货当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机才签合同。这样一来，展销中心并没有购进放像机，其零售价却上升了200元：市场稳住了。
　　接下来，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货，不惜亏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损失越少，而资金回笼后去做新生意，把损失夺回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胜利出逃有两大要素，一、要了解到同行，也就是对手的进货情况；二，能迅速走货。
　　对第一要素，王石的自传是说：是通过进口代理商、海关、省计委进口审批处等信息渠道了解到的对手进货情况。
　　另有传闻说，王石的岳父当时在广东省的外贸部门工作，消息是从那里得到的。呵呵，那个说法真实，读者自己判断吧。
　　至于第二要素，王石当时把货大部分分销给了一位叫陈宇光的经销商。这个陈宇光那是绝对的一位高人，和王石合作有年，1985年，就曾提了一箱钱要回报王石，被王石拒绝了。后来这个陈宇光又打造出一家上市公司——琼能源，手段了得，1993年，陈宇光被我公安干警带走，1995年又无罪释放，其后，陈宇光出走海外。2007年，最近的消息是，陈宇光正在和富力合作，开发成都熊猫城项目。这样一位经验老到、多姿多彩的人，不知道最后和富力是共赢，还是……呵呵，期待。
　　
　　
　　自立山头
　　1989年10月，孙宏斌在联想成立企业部，孙宏斌迅速建立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
　　老柳对孙宏斌当时是非常看重的。那时的孙宏斌还远没有2002年的言语如刀锋般犀利，虽经清华大学学习多年，却还满口山西腔，一开口就要被人笑话。柳传志本人能言善辩，也喜欢会说话的人。为了让孙锻炼口才并且去掉那嘴山西口音，有一个时期，他逼着孙每天讲个故事。在孙的身上用这番工夫，就表明他对这个年轻人有着极大的信任和期待。
　　孙宏斌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人，涌动的激情非常容易在年轻人身上引起共鸣，此处插句后话，后来尽管顺驰被出让了，但笔者认识的曾经在顺驰做过的人，绝大多数还是都说孙宏斌的好话，非常认同孙的理念和热情。
　　
　　同志们，多少企业完蛋后，员工们离职了都是对老总恨之入骨、骂声不绝，能做到老孙这步的，确实少见。
　　尽管老孙事后否认自己有另立山头的野心和打算，这属于心证，自说自划，谁都无法求证，但确实的是，此时的孙宏斌已经在联想赢得了众多少壮派的支持，开拓了联想的国内市场，山头已经竖起。
　　这或刻意、或无意竖起的山头，即把孙宏斌推上了天堂，也将把他拉入地狱。
　　
　　
　　
　　1990年3月的一个早晨，柳传志在香港一觉醒来，就发现一期新的报纸放在自己案头。它叫做《联想企业报》，但它显然不是自己写发刊词的那份报纸。
　　　　他打开它，看明白这是孙宏斌领导的企业部办的报纸，也可以叫做企业部机关报，这让他很不舒服。头版刊登的“企业部纲领”更是让他难以置信，比如第一条就是“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下还有企业部经理拥有“分公司经理任命权”等等。
　　 我相信，没有一个企业的老总能容忍下面的人打出这样的旗号、弄出这样的内部杂志。
　　 随后，一场惨烈的企业内部斗争，孙宏斌的山头在联想被彻底清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
　　
　　空手套……
　　1991年，手里只有3万元人民币的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
　　谈完机会，冯仑接着谈自己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的能力以及自己的为人和出身。“我们过去诚心诚意在机关干。在机关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些好人。这次，我们头一回做生意，我们也想做好。”
　　在1991年的海南，对人讲出国家体改所、中央党校、牟其中之类的背景，既能赢得对方的信任，又能让对方隐约感觉自己的实力。
　　初步取得对方认可后，冯仑开始和对方讲他也刚刚闹明白的新名词“按揭”。冯仑告诉对方这是一种全新的做房地产的形式，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做很大的项目。对方听得似懂非懂，懂与不懂都不要紧，只要隐约感觉这是一种先进流行的方式就行。
　　冯仑此次谈话的目的当然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冯仑拿钱的本事在于他的“懂人”和“会说”，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打动对方的那一句话。“就那么一句，不会说，说一辈子，也说不出来；会说，3分钟就能将这句说出来。”“尽管时间少任务重，但决不能照直说：‘我就缺钱，你给我投钱。’这就像谈恋爱，不能照直说：‘我就缺个老婆，你干不干？’还得先要谈风花雪月，谈理想，谈未来，而最后实际就缺一个老婆。”
　　谈完马上就能赚到的钱，冯仑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冯仑让创业伙伴王功权负责将钱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王功权是谈判高手，他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这就是冯仑说了半天，对方似懂非懂的“按揭”。这单生意，冯仑的确出了1300万，但这1300万要用对方的500万现金作抵押才能从银行贷出来。如果没有对方的500万现金，冯仑手中只有3万人民币，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做大生意必须先有钱，第一次做大生意又谁都没有钱。在这个时候，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没钱，但不能让别人知道。当大家都以为你有钱的时候，都愿意和你合作做生意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有钱了。”此时的冯仑尽管没钱，但他将自己和自己公司都收拾得很整齐，外形和言谈举止都一副有实力的派头。
　　冯仑他们用这1800万，买了8栋别墅，重新包装之后，就卖了出去，大约赚了300万元。这就是冯仑他们在海南的土地上刨出的“第一桶金”。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人才争夺战
　　朱老板气魄大、算盘精，合生系的高层人物，几乎都是朱从各个竞争对手处挖角而来，中海、万科简直成了合生的预备役。中国海外集团的项宾、万科集团前总经理姚牧民、万科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恒基中国公司总经理谢世东以及广东城建集团总经理，都曾让朱耐心等待过许久。
　　不过地产江湖，挖人似乎是通例，万科2001年索性推出了“海盗计划”，明目张胆的从中海挖人，到2004年，万科统计显示集团40％的一线公司总经理都是从中海挖来的。亏的中海大、底子厚、老总也是个人物，换个企业这样被挖墙脚，不死也是重伤。
　　据传，1999年珠江老板朱孟依想请谢强帮助开拓北京市场。谢强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做三年总经理；第二，宣传形式必须符合北京的房地产；第三，开发必须适应北京本土化。朱老板全都答应了。于是谢强创建北京珠江房地产公司并担任总舵主，先后拿下了珠江骏景、珠江罗马、珠江绿洲、珠江帝景、珠江国际城总计5500亩的土地资源。后来谢强在实际工作中与朱帮主草根性强、偏于逐利的经营理念存在着巨大冲突，离开了珠江帮。
　　朱老板样样气魄都大，挖人都是国内商家顶级魄力的。2005年，朱老板以中国房地产界最高年薪（500万）+认股权（2000万）聘请金融要员出身+政府高官背景的武捷思出任其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的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武捷思曾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广东省省长助理等职位，曾主刀被认为是“亚洲有史以来最大及最复杂”的债务重组——粤海集团重组。
　　把市长都挖过来了，谁还有这样大的气魄挖过人？
　　
　　
　　
　　抢班夺权
　　1978年，楼忠福到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升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到了1984年，也就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6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
　　 楼忠福曾经对笔者回忆过当时的情形。“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出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认定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
　　 楼忠福他当时找遍了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受到了一些领导的青睐，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跑来和我论理，觉得自己的资格比我老，结果被我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说，他当时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我领导时都听我的，你以什么能力来和我争抢经理的职位？如果你一定要争的话，等于给你爸爸脸上抹黑。”
　　 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宣布楼忠福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台下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这才顺利完成。
　　同志们，看看这些招数，王石成功甩脱一批放像机，背后一批同行倒了下去；孙宏斌等年轻人血气冲动，闹得自身严重受挫；冯仑成功空手套白狼，最后大功告成，大家皆大欢喜，要是开发失败，嘿嘿，这个信托公司老总有的罪受了；朱老板、万科海盗计划，大举、高薪挖人，被挖得企业那是哀鸿遍野；楼老板快速上位，一将功成……呵呵。
　　 阴招、高招，大家自有品评，商海无情人有情，活下来，真不易。

接着上回书，咱继续开讲。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什么是伟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定乾坤、净社稷、指航程、明方向，邓公南巡一席话，万千争论化云烟，向左向右归结为向前看，市场经济高潮再度来临。
　　
　　 也就是在邓公南巡后，张玉良、黄怒波也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了商海，本文探讨的十六位大腕于1992年全部进入了商界。
　　
　　1992年，张玉良36岁时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副处级。一种说法是，按照张玉良当时的年纪、级别以及不高的学历，仕途前景不会太美妙，于是有野心的张玉良决心下海。
　　另一种说法是，1992年，一纸任命书让张玉良下海了。面对任命书，张玉良当时也犹豫过，觉得机关里旱涝保收，但最终还是下海了。
　　 张玉良事后自己回忆说：1992年下海以后，什么都没人管，就是给了一张任命的纸头，然后自己去借房子、自己去买车、自己去发展。最初的时候，当然还比较原始，什么能赚钱就去怎么做。“下海以后第一个项目我印象很深了，我觉得我在机关有关系资源，当时而且上海开始要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缺动迁房，我一想动迁房要离开市区近一点，这样老百姓可以搬迁能过去，另外一个我还得找一个我的关系比较熟的，因为我在农委的时候，他们讲我做人比较好，所以交了不少朋友，所以我第一个项目做了三个小项目一个是在浦东的六里镇，现在已经很成市区化了。”
　　 也正是旧城改造这个巨复杂、巨需要人脉、巨需要耐心和投入、也利润巨大的项目，成就了绿地的伟业。
　　
　　黄怒波这一年也投奔了商海，黄诗人这时被指派往中国城市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当时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
　　 诗人的眼里肯定是更加容不得污秽的，而且是倒卖书号的这种污秽！文人尤其看重的就是好书，倒卖书号无疑于倒卖诗人的精神世界，象征意义颇浓。
　　 黄怒波坚决不让倒卖书号了。被断了财路的人士们，纷纷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黄怒波的状。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
　　 随后，建设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出版社。检查结果自然是还诗人的清白。工作组走了，黄怒波咽不下这口气。愤怒之下，把抓着问题的人员，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解散，把人员遣散。没多久，出版社遭遇无妄之灾被迫停业，后经法律裁决，又恢复营业。为了解决出版社30多人的生存问题，建设部特批了一个咨询中心，交给出版社去运作。
　　这个咨询中心就是后来的中坤科工贸集团，1995年中坤集团正式成立前，它仅是一家由中国市长协会组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
　　就是在这个咨询中心，靠复印、印制名片、卖玩具娃娃和电脑配件，黄怒波积累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年靠复印、印制发财的不在少数，后来举国皆知的“新疆德隆”唐万新、唐四哥最早也是做拍照、印制的，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收购原始股、开始德隆神话历程的。
　　
　　 与张、黄的初始下海不同。此时的王石、冯仑、老潘、朱孟依等大腕正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关口，那就是海南房产泡沫，当时有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了这场泡沫之中。
　　同志们，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吧，2005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当时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56290家。由此想象下，1992到1993年，全国大概能有多少家房地产企业？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套在其中，可见惨烈、可见惨烈的覆盖面之大。
　　 1988年，海南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周诚主编：《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第194页。）。另据统计，海口市地价1991年最高为98万元／亩，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为680万元／亩，而到1996年初则下降到约100万元／亩，跌幅达八成五，基本上回落到1991年的水平。
　　 一场泡沫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能成功逃脱这场泡沫的公司，确实有些意思。在当前这个泡沫论争越演越烈的时候，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回顾一干大腕们是如何成功逃离泡沫的，更具意味。
　　
　　 万科险些陷在北海
　　1992夏天，北海市委书记王季路和市长帅历国到深圳招商，王石向市长介绍了万科在上海的开发情况后，市长略一沉吟，“这样吧，有一块40平方公里的土地，地价可以象征性地付一点，就算送给万科建设开发吧。”
　　为了吃透北海政府对这块土地的规划意图，王石邀请了经济学家汤学义、城市规划专家孟大强先生一起前往北海。在北海建委会议室，帅市长请两位专家给建委讲课。
　　
　　汤学义从基础设施投入分析讲起：“深圳特区目前总共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三通一平’每平方公里需要两三个亿，70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用去了近200个亿，也就是说地面上什么还没有就用去了200个亿。再看北海这40平方公里的荒地滩涂开发，即使这里的劳力、建筑材料比深圳便宜，每平方公里土地也得1.5亿~2亿元，40平方公里就得60亿~80亿元，如果算上地面上的投资，厂房、公建、发电厂、水厂，少说还得80亿，加起来就是140亿~160亿。问题不在投入，更重要的是产出和消费。北海目前的人口不到15万，一年的产值不足10个亿，如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
　　听着汤教授的课，王石后脊梁浸出冷汗，没要这40平方公里的土地。
　　
　　尽管没陷在北海，但万科在此轮泡沫中也是“很受伤”啊，万科参与开发的武汉万科广场、成都万兴苑、深圳海神广场、福景大厦、天津金桥高级公寓、鞍山东源大厦都因资金短缺而濒临烂尾。
　　幸运的是，万科在1993年4月成功地发行了B股，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这笔资金让万科在国家银根紧缩的政策下，逃过了一劫。
　　
　　
　　
　　
　　合生 低成本拿地，扛住泡沫
　　1992年，合生创展成立，随后便开始遭遇国内的宏观调控，但令人惊奇的是，合生在此轮调控中，似乎未受任何影响。
　　从1980年代出道以来，几年时间内朱孟依积累了丰富的人际关系和超强的市场洞察力，这让他能够有资本在1992年与张芳荣、陆维玑夫妇在香港共同创办合生创展集团公司并进军广州。
　　朱老板购买的第一块地是位于天河区的大块土地。当时那并不是市中心，但朱的盘算是：在广州市政府的未来规划中，天河区将被发展成商业中心。刚刚起家的合生创展出巨资拿下了处于规划之中的天河大块农田，开发建设华景新城项目。当时的广州，仍然以市中心的小盘销售为主，合生创展的大盘开发成为首吃螃蟹者。
　　
　　朱老板赌对了广州市的发展方向，随着广州的扩张，天河区的楼价、地价稳步上升。到1996年，在成功开发四期项目后，华景新城已随着广州城市中心东移，成为天河著名楼盘。
　　
　　
　　
　　从万科、合生的这两个案例中，可以总结出熬过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一个法则，那就是－－－手中资产要具有好的流动性。
　　什么是泡沫？实际上就是在一定的价格上，你的资产的流动性突然衰减、或者消失了；消除泡沫就是等到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或者价格调整，流动性再度增强、恢复。
　　很多人扛不住这个调整的时间或价格幅度，就出局了。
　　万科从股市弄到了4.5亿港元。除了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差以外，其他经济发展时期，货币的流动性是最佳的。1993年以前，人民币汇价一直较港元高。但1993年以后，人民银行宣布进行汇改，取消外汇券，人民币1年内跌至1美元兑8.4元人民币，这时港币才终于超越人民币价格。当时，港币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曾跌到100∶140。这4.5亿港币，当时价值非凡啊。
　　当时企业的规模也没现在这样大动辄百亿，4.5亿保得万科平安啊。
　　
　　合生的流动性体现在土地上，尽管海南泡沫破裂、宏观紧缩，但朱老板的土地拿到的价格极其低廉，并没有炒高过，这就好比你在海南是500元的地价成本，就算泡沫从7500元破裂了，跌倒1000元了，还不至于让你赔本，但就是利润狂跌了，一轮行情你白辛苦了，赚了个眼瘾而已。
　　但广州不是海南，呵呵，随着广州的发展，实际需求又有效的支撑了天河区的地价、楼价，保证了合生顺利度过调控。
　　
　　万通逃在了山腰上
　　老潘事后常拿这段往事说的嘴响，但从现在的数据看，万通六兄弟跑的那是一点都没错，但并不是在泡沫的最高点出逃的，他们逃早了将近一年。
　　之所以讨论这个时间点，不是要求全责备，挑人家的问题，而是想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况，从而让大家更加明白，究竟怎样做，才能在一场泡沫中，安稳脱身。
　　
　　按老潘的说法是，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还准备继续“淘”下去。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他意外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
　　从数据来看，万通撤退的时候，海南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到半年后，房价蹿升到了7500元／平方米。离顶部差了2500元／平方米。呵呵。
　　
　　
　　从万通的案例，很多人体会到的是信息的重要性，是老潘看到了“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这一内部资料，让万通作出了正确的决断。呵呵，其实，事情没有这样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讨论这一内部资料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你觉得能用“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换来的信息价值会有多高？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价值不是能这样通过物品的价值类比的，但由此可以推知的是，当时这一内部资料的获取程度并不是太难，也能够确信，当时在海南的2万家开发商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一家或几家开发商了解相关数据。（不要把其他开发商想的很傻，你万通一群外来户都能拿到的信息，多少有当地背景、高层背景的开发商会不知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万通看到相关信息后，作出了撤离海南的决定。
　　肯定有读者会说：海口人均50平，北京7平，傻子才不跑！这一般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的典型心态。
　　呵呵，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的老总面前肯定还有一份数据，“1992年海南省经济急剧增长，GDP增速高达41.5%，比1991年增速高了26.6个百分点”，“在海南淘金大潮中，曾经一天涌入了十几万人”。
　　海口在1990年代，当地人口还不到30万。
　　同志们，测算一下，就算不按照一天十几万的这种增速计算，那海口的人口增速也绝对是非常高的啊.
　　看到这个数据，你还觉得海口人均50平的数据是那样高不可攀吗？人口的流入是巨量的，而土地的面积总是有限的，谁能保证海南的人均住房面积第二年还这样高？
　　1992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那1993年会是多少？
　　正常思维肯定认为，就算不能保持这样的高速，但总是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
　　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同样存在。市场永远都是这样，做多、做空的理由永远都有。
　　你身边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夜暴富的实例，满天都是馅饼，这种环境下，你会急着跑吗？
　　
　　1993年6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次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要不是6月23日的讲话，以及随后的政策，海南的泡沫真会在1993年度自然截止吗？
　　大家自己思考吧。
　　
　　
　　
　　结合万科逃离北海泡沫的案例，从万通、万科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逃离泡沫、战胜泡沫的第二个法则－－－就是“把握好自己”。
　　万科之所以没有进入北海，是觉得自己吃不下这样大的规划。
　　万通之所以逃离海南，再次说明一下，他们撤离的时候离泡沫破裂还有近十个月的时间，主要是六兄弟觉得自己赚够了，钱也没一开始那样好赚了，又有点风险的苗头，就收手了。
　　这里面实际体现的都是对自我能力的一种把握，王石、冯仑、老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能要什么。
　　面对万科在北海那样的机会，很多老总可能就拼进去了，“人家造楼，我们造城”，呵呵，这种广告语，地产业的人不生疏吧？
　　有的企业、企业家就喜欢做小马拉大车、以蛇吞象、以小博大的生意。合生现在的京津新城、楼忠福的天都城，那都是多大的土地面积啊，比万科北海的这个案例怕是有过之而不及，老楼、老朱难道没请专家论证过？没算过这些数？得了吧，这些老板算盘精得很。联想拿下IBM电脑业务、TCL海外并购不也一样，都是以小博大，这种做法确实风险很大，但真就一定失败吗？未必。
　　主要大家风格不一样，万科20年来，几乎没有把全部财力、精力押倒过一个项目上，企业、企业家风格使然。万科相比而言是很稳健的。
　　
　　
　　总结下来，就是万科、万通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时候，懂得克制自己的贪欲，万科知道自己能吃几斤饭，万通知道吃够了就要消化，知道落袋为安。
　　楼市也罢、股市也罢，在行情好时，能战胜贪婪，会出货；在行情坏时，能战胜恐惧，敢买进，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分析，能知道自己干什么，那就肯定是市场高手了。
　　
　　
　　
　　战胜泡沫的第三个法则就是————运气。
　　运气这个东东太重要了。
　　万科B股发行要是晚几个月，哼，可能就未必能发出去了。没有这4.5亿港元，万科的日子怕是得难过很多吧。发行要是早几个月完成，哈，公司估计就把这些钱都投出去了，完蛋的可能更快。4月份拿到钱，6月份调控政策出台，刚好手中有钱应对困难。
　　老潘当时找的那个人要是不爱吃橘子，哈，那5斤橘子就未必能换来内部资料了。
　　广州的发展要是放慢一年、两年，朱老板在天河的农田里，还能撑下去吗？
　　
　　
　　再说一个案例，更多的能体现出运气的作用。
　　“1993年，事业上一路顺风顺水的杨国强首遭危机。那一年，据王石在其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回忆：一季度和二季度，钢筋、水泥和木材等建材价格翻番上涨。给万科造房子的建筑队为此两度以停工为要挟，要求开发商修改合同，为其增加建筑费用。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
　　 当年杨国强的建筑公司还不强悍。他们已经为顺德三和物业发展公司带资建造了近4000套别墅，房子盖好了，没人来买，而事后看来，开发商原本无心卖房——这也与那个疯狂、浮躁的时代相关，南巡之后，自海南省发轫，蔓延全国的开发区热，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圈地运动，倒卖批文、炒卖地皮成为中国倒爷最快的暴富手段。毋庸置疑，当时的三和公司也只是以炒家心态拿下了顺德和番禺交接处的1000多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地。所以，1993年下半年，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银行被勒令与自办房地产企业脱钩。这种情况下，投资逾亿的碧桂园项目也基本面临死火状态。
　　
　　因此，当杨国强向开发商索要工程所垫费用时，三和股东们最终答应以变通的方式，让杨国强销售已经盖好的别墅，以销售收入核销建筑成本。”
　　 由造房者变成卖房者，杨国强和他的建筑队看起来好惨，可恰恰就是这次悲惨的事件，造就了杨国强的首富机缘。也正是从此以后，杨国强通过王志纲的策划辅助，成功盘活“碧桂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场房地产泡沫造就的房地产首富？！哈哈，看似笑话，却是事实，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样吊诡。
　　 读者们你们想想BOSS杨这个案例，就算有其后王志纲的大力策划、杨老板的稳定操作，但如果没有泡沫破裂的这个机缘，杨国强会从包工头跳到开发商这个角色中吗？
　　
　　 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运气没了，做什么也枉费心机。诸葛亮他老人家算尽天下风云，八方点火，眼看司马懿父子必死无疑，一场大雨，只落得五丈原秋风满地啊。
　　 运气、命数这个东西啊，汉代邓通为文帝所宠幸，有十余次赏赐大量金钱，官至上大夫，有善相者说邓通“当贫饿死。”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准许他自行铸钱，由是邓氏钱布天下。等景帝登基后，有人告发邓通出塞外铸钱，景帝就籍没他全部家产。邓通以致身无分文，寄食他家而死。
　　 有一个地产公司老板（哈，就不说名字了），在北京做项目，怎么做怎么不顺，后来在工地里，挖出了一个石龟，也有人传是一只冬眠很久的活龟，此后事业一路兴旺，楼盘热销。
　　 记得在杭州看过一个高档别墅项目，那项目的楼王在动工前，请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指点出该从那里动工、门该朝那个方向。等挖下去后，挖出了两具几百前年的棺材，棺材摆放的朝向，和风水先生指点的门的朝向分毫不差。几百年来，风水位还是精准不变。
　　 前几年，北京万国城着了好一把大火，火烧完，生意还好做了，事后，一群南方客户知名点姓要买着过火的那层，认为这层“旺”。
　　 各行各业里，很多大腕都是非常重视求运气、保平安的，导演冯小刚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老婆去北京西山潭柘寺上香。N多股市大鳄做一单大生意前，都是先烧香拜佛，等做成了，再来还愿。项目里，更是见过无数客户带着风水师来挑房。
　　 运气啊。
　　
　　
　　
　　 估计有读者会认为内幕信息是战胜泡沫的必胜法则，不管怎样，万通六兄弟是看了所谓的内部资料后，知道了海口的人均住房面积后，才从海南撤退的；朱老板是获悉了广州的发展规划，才提前拿的地，赚的钱。
　　 诚然，靠内幕消息，确实是能赚钱，但内幕消息、所谓关系啊，绝对不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凯恩斯，当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经济政策的奠基思想；在凯恩斯活着的时候，他就是无数重大国际经济事件的参预者、制定者、谈判者，他本人就是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够内幕的了吧？谁知道的内幕信息能比他老人家多？
　　 就这样一位重量级经济大师，在他成功的投资生涯中，竟有三次几乎倾家荡产。在1936年到1938年底的股市大跌中，凯恩斯的净资产价值从506222英镑下降到了181244英镑，凯恩斯所主导的那些投资机构也损失惨重，此次打击，让凯恩斯损失了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二，他的健康也因此受到了致命打击。到他死的时候，尽管其后，凯恩斯又非常漂亮的赚了不少钱，但他的财产再也没有回到1936年大跌前的水平。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家国际性大型对冲基金曾被誉为“梦幻组合”，其管理人是八十年代债券套利之父，其合伙人包括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穆林斯；被誉为衍生工具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和斯克尔斯。斯科尔斯与默顿以其“期权定价”理论被认为奠定了现代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的理论基础。炒手、学者和官员的绝妙组合，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还都是身家上千万、上亿、上十亿的显赫成功人士，华尔街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们将永远不败呢，1998年，照样倒在了市场脚下。
　　 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前阵，有家地产公司想借壳上市，这家公司高层的背景那是相当、相当、相当强大的，公司负责人的父亲是……但借壳方案照样没通过。
　　 有消息、有背景又何如？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啊，世界这样大、世上这样多的人，谁能拿下所有的关系啊。有多少开发公司仗着自己和市长、书记关系好，提前获悉了城市发展规划，提前拿了地，想坐等发财，确实有成功的，但也有不少是，地拿到了，市长、书记调走了，规划重新来过，郊区还是郊区，自己熬死了，商业中心规划最后改“农家乐一日游”了。城市的发展规划，也肯定是要符合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只为亲戚、关系户开绿灯啊，如果地方当政者胡来的话，中纪委那也不是闲差啊。
　　 长远看来，市场的力量是无人能够抗衡。
　　 想长期战胜市场、战胜泡沫，不管是股市的，还是楼市的泡沫，那必胜法则必然是：
　　 一、保证资产的流动性；
　　 二、把握好自己；
　　 三、运气。
　　 很多事，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各位，好好修自己的福缘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