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情报机关首脑的回忆录

 

--记得当年我们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回首往事，有时很难理解为何我们失败了。年轻时，我们觉得仅凭坚强的信念就足以扭转乾坤。现在不能不承认，我们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真正按照社会主义理论去做。

 

--德国统一后，大部分东德公民的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就业困难，房租昂贵。许多人深深怀念当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生活的安定。以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标准衡量一个像德国这样的西方民主社会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我知道，我们有许多人不能接受一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和她取得的许多成就理所应当地感到骄傲。但我不明白他们何以能对至少5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穷之中的现象熟视无睹。

 

--距我柏林家不远处耸立着一个马克思一恩格斯纪念碑。1989年秋天，东德末日来临时，一些年轻人用喷漆在纪念碑上喷写了“无罪”一词。他们说得对。我暗自想，这些青年人和我一样，相信马克思主义蕴藏着无穷潜力。

 

作者序

　　过去34年里，我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即使我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我领导下的外国情报局是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机构。我们搜集到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署的庞大军队的大量战略及技术情报，并通过苏联情报部门转给设在莫斯科的华沙条约组织司令部。外界盛传，我了解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秘密比它的总理还要多。事实上，我们的确在两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的私人办公室里安插了间谍。此外，我们还有千余名特工渗透到西德的政界、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许多间谍是出于信仰为我们工作的西德人。

　　我个人的一生像是一条长长的弧线。它的起点是一个无论用任何客观标准衡量皆可说是宏伟的目标。我们这些东德社会主义者试图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永远不再重复德国在历史上的罪恶。首先，我们决心确保德国永远不再是战祸之源。

　　从50年代我接管东德外国情报部门起，一直到1979年西德偷偷搞到我的一张照片并被我方一名叛逃人员辨认出来，西方始终不知道我的模样。为此他们称我是“隐面人”。这一绰号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和东西方之间的情报战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实际情况并不浪漫。人们历尽苦难。生活充满艰险。这场主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常常残酷无情。双方既不乞求对方的宽恕，也不宽恕对方。不无矛盾的是，这场对峙却给欧洲带来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时间最长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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