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蓉:忻榕,你好!你是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第一位以自己专业的学术背景和卓越的学界地位而做客我们《财富人生》的嘉宾,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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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榕博士 国际知名管理学家,曾以终身教授身份就职于美国南加洲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目前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米其林领导艺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捐赠教席教授,研究课题包括领导艺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她的论著经常刊载于国际顶尖学术杂志。除研究和教学外,忻榕博士还为众多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担任资讯和研讨顾问,其服务对象包括IBM、索尼、通用电气等国际知名品牌。
叶蓉:我发觉你有一个称谓非常有意思,叫做米其林领导艺术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捐赠教席教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称谓?
忻榕:它是一种荣誉称谓,就是一个企业非常赞赏、非常认同你在这个领域里面所做出的贡献,比如说米其林给中欧工商学院捐赠了一笔款项,设立了这个教席。在选择这个教席的教授的时候,他们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在国外,一般只有名牌大学才会有企业愿意去做一个捐赠,而且一般来说在每一个领域都不会超过一两个位置,所以这是个荣誉,我觉得我很幸运。
叶蓉:您刚刚谈到一个名校概念,其实一个学者在学术界的一个地位,跟这个学校的声誉也是直接挂钩的。如果我们留意您的职业生涯,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您最开始是南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南加州大学是一个有百年校史的学校,在欧美的工商管理学院也是排在前十位;之后您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当您离开的时候它也是亚洲最好的前十位的大学。但是你最终选择离开这两所名校,来到了中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忻榕:这个选择确实挺难的,当时我离开南加州大学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因为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这样一种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在商学院这个男人的世界中,获得这个教席位置非常困难,而且学校对我非常好。不过,我想我毕竟是来自于中国,对这里的文化风土人情比别的学者可能更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有更好发展的空间。
叶蓉:您的学生当中,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但是您现在在中欧教学,你的同学们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国内企业的一些管理者,那么请您做一个比较,这些我们国内的商界精英跟您在国外的同学们相比,有哪些共性?
忻榕:他们身上最突出的共性就是有活力,有冲劲,有一种你在国外可能看不到的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一种奉献精神,这些都挺让我感动的。国外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往往是很循规蹈矩,非常敬业和专业,但是没有那种激情。
叶蓉:请您描述一下他们这个群体容易犯的一些共性错误又是什么呢?
忻榕:很直率地说,如果说他们的优点是有很大的激情、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对成功的一种渴望,以及非常灵活而迅速的反应。但是如果把握不好这些优点的平衡点,反而会成为缺点。过于灵活有的时候就没有章程,速度太快可能在质量上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有的时候对一个体系的建立上可能缺乏耐性,如果短期内见不到结果,他可能就会有点急躁。一个长存的企业不仅需要一个很好的战略定位,做正确的事情,有很好的员工,同时也应该有非常好的系统。一个企业真的要长存,它一定是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企业。所以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战略定位要很清楚,目标要非常明确;第二点,一定要有很完善的体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强你企业的执行率;第三点,一个企业要有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就是这个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为什么而干。企业精神往往在日常工作中不一定体现得那么明确,只是当你发生危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企业最关注的是什么。
叶蓉:而且,可能这个时候文化发生的作用就是一种抗风险能力最直接的一种体现。
忻榕:对。文化的作用它有两点,让企业内部的员工感觉到他生存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他很认同这一点,有凝聚力;另外,它让企业能够顺应外面不断变化的发展,它能够步调一致地来顺应发展。所以文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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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22年的哈佛《商业评论》是哈佛商学院的标志性杂志,80年末,它致力于引导和传播工商管理领域中最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被誉为“管理圣经”。2002年,哈佛商业评论来到中国,将世界顶级管理人的实际经验介绍到中国,帮助中国的管理学界建立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忻榕博士就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杂志的第一任主编。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些对他的理念有撞击力的东西。所谓价格定位的问题我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哈佛《商业评论》在书架上的时间是最长的,一般人买了是不会丢的,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叶蓉:我知道这本哈佛《商业评论》中文杂志,它的70%是来源于英文版的哈佛《商业评论》,30%是本土的一些案例、分析、你们自己编辑的文章,还有一些您个人的文章。我觉得好奇的是,这样一本厚度的经济类杂志,国内一般零售价为二、三十多块钱,您这本的零售价是七十块钱,大概要高了三倍。我想问您这本杂志的发行量有多少?
忻榕:发行量六万册。
叶蓉:为什么如此高的售价还有这么高的订阅量呢?
忻榕:实际上订这本杂志的多半都是企业的决策者、老总和部门的总监们。一些管理类或者是商业类新闻性的报道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能解渴了,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些对他的理念有撞击力的东西。所谓价格定位的问题我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哈佛《商业评论》在书架上的时间是最长的,一般人买了是不会丢的,这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叶蓉:那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你说它可以保留,它的保鲜度有多长时间?
忻榕:其实最新的管理理念都是几十年前提出来到现在仍然是大家实用的观点。你放了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回去看看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至于我们杂志制作比较容易这点来讲,我应该很公平的说,在编辑上我们是花了很大的精力。虽然70%的内容是翻译的,但是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的编辑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都是MBA或者很著名学校的硕士毕业生,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都很有文采。文章我们一共经过三编、三校。首先是翻译,然后是三编,第一编是信,就是准确;第二编达,就是通顺;第三编是雅,就是文采。所以我们的要求是最后翻译出来的文章就像是本土人写的文章一样,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因为这个是理念性的杂志,非常难翻,所以我真的为我们这个编辑团队感到骄傲,他们都是一群特别优秀的人。
叶蓉: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能够在世界一流或者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可能是很多学者一生的追求,那您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在世界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大概有多少?
忻榕:在五大杂志上我差不多发表了十篇以上的文章吧。
叶蓉:这个可能是确实不少了,我知道有个数据说一百个学者或者教授当中可能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的登上一次这个杂志。
忻榕:我觉得一是选题选的好;另外一个我合作者都很好,我觉得我这人的人缘还不错,所以跟我合作的人都非常优秀;第三点我觉得我很努力,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尽120%的努力去做,这一点真的是挺重要的。
叶蓉:那你是不是天性当中就是这样?我知道你从小成绩就一直非常好,一直都是年级第一,16岁就已经考上大学了。
忻榕:对,那是1980年。我当时在安徽考的大学,录取率是3%。
叶蓉:我昨天看到上海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的一个入学率了,当时只有3%。我想问的是你考上安徽大学是不是特别兴奋?
忻榕:我大哭了一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挫折。我应该说是一个发展很全面的人,我在同年级里面十个班我总是拿第一,六门课可能都能考595分。我英文学得很不错,第一志愿是考上海外语学院。1980年上外院在安徽只招一名,非常难考。但是我觉得那就应该是我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填了一个上外,结果考完以后我成绩确实也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去上外。25年过去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取了邱少波,他的父母是安徽师范大学的外语老师,他们两个都是上外院的毕业生。
叶蓉:我自己也会有类似的体验,可能就是说一直在一个顺境当中碰到第一次打击,往往会记忆非常深刻,但是碰到挫折之后,不同的人会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而这个态度就会决定以后的路。
忻榕:对,因为我觉得我随缘,随缘并不是消极的。我去了安大,一旦接受它以后我会去想,我应该怎么去做?我还是积极向上希望能做到最好,这就是随缘。实际上安大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你工科很好,所以大家比较关注你,有的时候好事和坏事很难说,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然后到了北京读书。
叶蓉:你不管是自己的教学还是研究,包括你作为一个主编,时间已经非常紧了。那平时留给家人的时间会有多少?
忻榕:我想可能很少吧,这点我觉得挺惭愧的。我女儿常常几天都见不着我,但是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快乐的,我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给她。只要我在家,她很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早上叫妈妈起床,晚上跟我道晚安。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有很多选择不尽人意,我有时候给家人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做的我都会去做,但不一定会做到很完美。我给女儿留下的也许不是很多的时间,但我希望能给她留下一种很好的人生价值观。我从来不会责备她,功课做不好啊。但是她如果没有礼貌我会跟她好好谈谈的,这也是父母教我的。我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要求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从来都是非常宽容。所以我对父母从来没说过假话,从小如此,干了坏事回家首先承认错误,我父母不会责备我,因为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已经很难过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最成功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我的人格上没有太大的缺陷,这真的是父母的教育,他们特别宽容,特别的无私,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
叶蓉:您认为您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吗?
忻榕:不敢这么说。也许在很多层面上你可以说我很成功,我是个很好的教授,课研、咨询方面做得也不错,但是我也知道我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我自己的时间很少。我很少休假,常常九个星期在不断地工作,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的。我妈妈曾经说过,忻榕啊,你的生活质量不高啊,甚至都很低。我听了这句话心里挺有感触的,有挺想哭的感觉。别人看起来也许是很辉煌,但是背后是有很多艰辛的地方,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所以说成功,归根到底还是不愿意对自己失望。
我是个很要强的人,我最怕的是别人失望而不是我失望,如果我不去做一件别人让我做而且我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让别人失望,我会觉得心里挺难过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活得挺累。我在读加洲大学博士的时候,是这个专业四十年来招的第一名华裔学生,又是个女的。我有很多美国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永远做最多的事情,因为哪个教授找人做事情总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拒绝,而且不懂得拒绝。这些同学都很关心我,请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写了一个“不”字,然后拿一个镜框把它框起来,挂在我的墙上,提醒我一定要学会说“不”。还有一件事情,我在博士毕业后找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博士导师给我的推荐信一共写了三页纸,她说了我好多的优点。最后有一段话,她说如果说忻榕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她永远也不会说“不”,我希望无论哪一个录用她的学校能知道她这个个性而不要给她太多的压力。到现在为止我试图去说更多的不,但是还是觉得挺难的。我觉得确实这是我性格上的弱点,往往有的时候别人会说你为什么做这么多的事情呀?我自己也问我自己我为什么做呀?我总是不愿意让人家失望,最后最辛苦的是自己。
叶蓉:其实看了你的很多材料,看了你的很多照片,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就是在哈佛《商业评论》里面你的一张小照,头是微微向上仰着的,满脸灿烂的笑容,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说美女教授也好,或者别的也好,大家可能表达的都是对你的一种美好的感觉和感受。我想能够发出这样灿烂笑容的女性,她一定是一个生活的宠儿,她一定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换来的这样的一展笑颜。我觉得这个笑脸非常打动人,我希望这个笑脸能够一直留在你的脸上。谢谢你接受我们节目采访。
忻榕:好,谢谢。
嘉宾感言
忻榕:我最大的财富,怎么说呢?觉得我管理得最好的是我人生职业生涯的发展。我选择了很多不同的路。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我都得到了很多,而且这种不同的经历教会了我怎么去看人生,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每一天你都应该去享受它,刚刚说到工作起来有的时候是觉得挺累的,但是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喜欢做的事,愿意做的事情,这也可能是我为什么说不了“不”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应该说我是一个很喜欢我生活过四十多年的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