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          《联合早报》

又是一年“两会”时，大部门体制（大部制）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是五年一度的换届年，政府高层人事将有变动，然去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已经大致决定了人事议题；民众关注的民生议题是去年“两会”的主旋律，今年会继续被拿来讨论；碰上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如何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似乎发挥着改革突破口的作用。

　　有人形容中共的改革开放犹如在泥泞路上骑脚车，速度太快容易人仰车翻，速度太慢也会失去平衡而摔跤，当然更不可能静止不动。

　　而改革30年间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已经培育了一个生机勃勃且不断壮大的民间社会，它犹如上述比喻中行走在脚车后面满载着乘客的巴士，不断地按喇叭催促着拦路的脚车快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部制”的提出可以视为是对社会期待和压力的回应，其中当然也有当局自身的需要。中国政府架构叠床架屋，职能交叉、决策成本高、协调困难等问题早被诟病。春节前后南方的冰冻灾害要劳驾国务院总理两度亲临灾区现场指挥，就显现出整个体制运转不灵的毛病。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庞大利益，旧有体制缺乏问责的本质使得腐败难以扼制，出现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集团合法化的格局，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旧有体制吞噬改革成果的威胁，迫使中共也不得不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从反面看，今年是事关中国和中共颜面的北京奥运年，南方冰冻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呈现，加上四年一度的台湾总统大选隐藏着冲击台海甚至中美关系的变数，在如此众多让中共分心元素的包围下，北京还是要推动“大部制”改革，也透露了时不待我的紧迫性。

　　中共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次政府机构改革，但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使得外界对于“大部制”改革是否能成功怀有疑问。最早提倡大部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强调，与前五次不同，“大部制”不单纯是精简机构，而是作为最终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权力机构的手段。

　　中国国家财政税收在2007年增加了31%，达到5兆1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兆新元），占GDP的21%。根据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计算，这相当于3亿7000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亿3000万农民的纯收入。而这还不包括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兆元，国有企业总利润1兆6000亿元。

　　但是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民众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只有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全年GDP的2.4%。其余的4兆5000亿元（不包括土地和国企10兆6000亿元的收入），不是耗损在庞大的行政成本，就是浪费在形象工程，当然也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对权力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监督。

　　“大部制”要制约权力的思路，显然是对症下药，但要既得利益者交出一年超过10兆元的支配权，接受公民社会的监督，背后的阻力和艰险可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