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错话”都可以被原谅，都值得被欢呼

——“四话”干部和“信口开河”都不可取

 

                                           卫志民

 

——能够被公开讲的真话、“错话”才有意义。

——关键是领导的领导们和领导所领导的小领导们要允许领导讲“错话”，不要上纲上线和借题发挥。

——如果仅仅在内部小圈子里讲一些真话，把群众当“外人”，公开还是讲那些“经过认真研究的话”，还是完全按照“大会上照稿念的发言”来指导实践，那么，讲真话岂不成了文人雅士沙龙中的空谈，岂不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空话”与“大话”。

——“官员也是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官员，都有机会服务社会。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当然没错，但以官员的身份所犯的错误与普通人犯错误的后果是不一样的。

——官员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使他们天天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殚思竭虑，使他们成为兢兢业业的公仆，否则，岂不成了威风八面的官老爷。

——我们能够理解“是人都会犯错误”这个道理，但我们不应该以此就认为谁来管理我们这个社会都一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与委员座谈对政协委员们说：“政协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跟思想活跃的群体交换意见，没有太多的束缚。在座的委员要求也是很高的，肯定是希望我讲真话，不要讲套话；讲实话，不要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要讲照本宣科的话。我可以照着大家的要求努力。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这种场合有感而发的发言就不是指示。那些在大会上照稿讲的发言才是指示，因为那是认真研究过的话。”这样的观点引起了现场委员们和舆论的巨大反响。这样看似寻常的认识之所以能够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恐怕就是因为我们讲“四话”的干部太多了，我们的社会对“四话”有些厌倦了。所谓四话就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要“允许领导同志讲错话”这样的观点呢？

如果所谓的“错话”就是与“标准答案”或“普通话”不一致的话，如果是因为想讲真话而讲了“错话”，那么，这样的“错话”往往并不错误，这样的错话群众往往是喜欢听的，即使讲的不一定十分正确，但至少听着还有些“新意”。

但讲这样的“错话”，领导的领导往往是不喜欢听的。因为如果一个官员不讲官话，往往就意味着他破坏了步调一致，破坏了团结，不用一个声音说话，不服从领导，或者突出了自己，哗众取宠，甚至有政治立场有问题之嫌。只有那些别人怕他抓辫子、他不用担心别人抓他辫子的人才能够拥有那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自由，但这种真话往往是内部讲话，群众是听不到的，领导的这种真话一般也不会化为政策，至少不会立刻化为政策。普通官员按规矩讲话是最安全的。

如果是这样的“错话”，我们就应该鼓励官员讲，准确地说，更重要的是领导的领导们和领导所领导的小领导们应该允许领导讲错话，不要上纲上线，借题发挥。即使由于认识深度的问题，领导们讲的不一定十分正确，领导的领导的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因为这样的“错话”往往并不错，或者即使错了，也是因为不愿意讲套话、假话、空话、大话而犯的错误，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更好地管理社会而犯的错误。

我们应该特别鼓励官员敢于公开讲真话、实话，而不是仅仅在内部讲。如果仅仅在内部小圈子里讲一些真话，把群众当“外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公开还是讲那些“经过认真研究的话”，还是完全按照“大会上照稿念的发言”来指导实践， 那么，讲真话岂不成了沙龙中的空谈，岂不成了另外一种空话和大话。

此外，也不是所有的错话都能够被原谅，都应该被原谅。如果官员们不是出于讲真话而说出与标准答案不一样的“错话”，而是为了迎合利益集团，迎合上级，或是由于行政能力太差或缺乏组织性、纪律性而信口开河，他就应该为自己所讲的“错话”负起责任来，而不应该以“官员也是人，应该允许官员犯错误”为借口而请求被原谅，逃避责任，逃脱惩罚。

官员也是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官员，都有机会服务社会。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当然没错，但以官员的身份所犯的错误与普通人犯错误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如果官员因为没有恰当地运用人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而犯错误，他犯错误的代价就不是仅仅由他个人或家庭来承担的，而是要由社会来承担的，和我们个人讲错话、做出错误的私人决策的后果是不一样的。给社会造成了损失，就应该勇于负责，就应该离开，让更有管理能力的人来承担起管理我们这个社会的职责。“引咎辞职”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官员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有一种机制使他们天天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殚思竭虑，使他们成为公仆，否则，岂不成了官老爷。

我们能够理解是人都会犯错误这个道理，但我们不应该以此就认为谁来管理我们这个社会都一样，以此就认为什么样的错误都应该被原谅，都可以被原谅。官员们不应该试图通过这种“把丑话说在头里”的办法为自己在工作失误开脱。

我们应该从制度上为官员讲真话创造一种外部环境，使他们敢于讲真话，敢于公开讲真话，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向人民负责，敢于或勇于为了更好地管理好我们这个社会而冒犯错误、挨批评、丢乌纱帽的风险，而不是过多考虑迎合上级，揣摩上级心理。同时，我们也应该建立起一种官员的选拔机制和退出机制，让我们有机会、有能力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